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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了几篇关于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报道。什么叫“低端人口”?到目前没有学术的或官方的定义,但在中国社会变迁中,实际形成了这种族群歧视的看法。
在中国好多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被视为“低端人口”的主要是民工,后来是大城市人不做的保母、环卫等外来工,以及小商小贩。近年来大学生大大贬值,由“小白领”变成“低端”的“蚁族”。
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北大毕业生悲愤地说,“竭尽全力活着,你却被叫成低端人口”。清华一位学者则说,“一个国家内部这赤裸裸公然歧视一部分国民的说法,二战后全世界都很少见”。
看到清理低端人口的新闻使我想起100年前的一位“低端”人士。
1918年8月,几个湖南年青人联袂北上,商谈赴法勤工俭学。到北京后,其中一位决计留在国内,进行半工办读计划。这就面临了给这个年青人找工作糊口的问题。年青人打算在北大找一份差事,担任打扫教室的工作,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听课。当时北大流行雇用工人课后擦地板扫地,工作很轻松,还可以得些额外的好处,即和教授、学生经常接触。
许多年后这个年青人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 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 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 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 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 说南方土话。”
从以上的回忆可以看出这个年青人当时做的不是什么‘高端’的工作,也不算‘高端’人才。如果100年前实行现在的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实行现在的户口政策,这个年轻人就进不了北京,更不可能在北京大学找到工作(就接触不到共产主义),也去不了上海!中国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到国外才知,公务员的工资全国各地一样,无论在首都还是乡村,这就是平权运动。
完全是由政府政策造成农村的贫穷、不幸、留守儿童、娶不起媳妇只好抢买,等等问题,有罪的政党不反省还敢叫人家低端人口,啧啧,真是I服了You了。
朝代变迁时期,大多也是把下层压榨到临界就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