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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譯本《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之“著者序言” 打出來了

(2017-12-04 09:33:41) 下一个
(一)漢字繁體版
中譯本《中國古代籍帳研究》
 
著者序言
(一九八二年五月)

 

         這次幸賴西北師範學院G□□先生不辭辛勞,譯出拙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一書的中文本,將由中華書局出版,欣悉之餘,深有所感。                                                                                                                                                                 

       在東亞,中國是最早開放文明燦爛之花的古國;隔海相望的日本,受其先進文明的影響,約遲了两千年纔形成國家,在攝取隋唐的文物制度後,而使自己的法制和文化得到發達。看一看近代以前的日本歷史文化,中國的影響無論在任何領域,直接間接都很顯著。
 
       東海的島國日本,遭受外敵入侵的情形極少,國内的社會變動也比較小,因此,古代以來,在寺院、神社和公卿、大名等的故家中,往昔的文化遺物和文書遺存得很多。如在奈良的東京大寺正倉院,就保存有八世紀的文書類(正倉院文書)約一萬件,其中包括着大寶二年(公元七〇二年)御野、筑前等的户籍和養老五年(公元七二一年)下總國戶籍、神龜三年(公元七二六年)山背國計帳歷名、天平五年(公元七三三年)右京計帳手實等等,這些即便在日本的古文書中,也是屬於最古的一類,而特别受到重視。二十世紀初,《大日本文書(编年文書)》,以活字版刊行以來,由此纔得以探討日本古代家族的實際状况,及其進而通過鄉里制度以掌握人民的實情,而儲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吾人對於中國敦煌和吐鲁番所發現,以唐代为主的古代籍類,寄殷切的關心者,首先是可以在其中發現日本正倉院籍帳的直接的模式。
 
       同時,甚至於可在其社會經濟的基礎中,深究中國的歷史,以期得知近乎和田土所有或者公课征收與勞役差發的實情,對此説來,敦煌等處的籍帳殘卷乃是極爲重要的根本史料。以整体看,遺存籍帳的地域局限於西陲,又在作統計研究时,雖然每每因數量的貧乏感到困難,但拙著之所以取古代籍帳為對象而試作概論和分析,也無非是因認定了其資料價值的重要性。
 
       幸而在以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所發掘出來的古文書(現以唐長儒教授为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書》全十册正刊行中,關於唐代籍帳類收錄於其第四册以下諸册)中,唐代的籍帳類有相當多的數量,今後期待着新資料的發現,可能使將來的研究更加得到充實吧。
 
       拙著刊行後,欣得波護(東洋史研究三九—— 一),一九八〇年)、菊池英夫(社會經濟史學四六——二,一九八〇年)、佐竹靖彦(史學雜志九〇——七,一九八一年)諸氏懇切的批評,特别是佐竹氏訂正了拙著不完備和錯誤之點不少。又北京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亦訂正了關於吐鲁番文書的錄文多數的誤漏,一九八一年末,本人訪問该研究室時親蒙指教。希望以後再版時盡可能地採用這些訂補,曾將正誤表寄與譯者G先生,在譯本中,可能已訂正了拙著的若干錯誤。
 
       在中國,注意於古代籍帳的研究者也很多,特别是宋家钰氏的“唐代的手實、户籍与籍帳”(歷史研究一九八一年——六)中,在充分利用了日本的史料以後,关于唐制与日本的制度之差異,也提出了批判拙著論述的見解,於今後研究的深化與以有益的啓示。在促進這方面的研究,譯本如能有一點裨益,則是極感欣慰的。
 
       聯想起來,一九七九年拙著刊行後,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寄贈甘肅師範大學(現名西北師範學院)歷史系一本時,该系陳守忠先生曾惠賜華翰云:
 
       我系研究隋唐史的同志,苦於唐代籍帳材料之缺乏,正托人在北京圖書館拍製膠卷,而恰在此時,貴所這部巨著寄到,真可謂雪中送炭,我們非常高興,至于池田先生論述,我們正着手翻譯。
 
       這是多麽令人銘記難忘的一封信。對於距離作为拙著研究對象的籍帳當地很近的蘭州的史學工作者,將存在國外的資料,以易解的狀態提供出來,如果在促進其研究工作上有用的話,則誠然不能不說是拙著有其刊行的效果。
 
       此外,一九八〇年九月,本人參加了以秋山和先生為團長的訪華團,於參觀莫高窟時,敦煌文物研究所史葦湘先生特意以流暢筆法揮毫題詩一首,相贈作爲紀念:
 
殘篇斷簡理遺書,隋唐盛業眼底浮;
徘徊窟中意無限,籍帳男女呼欲出。
 
       遠離日本數千公里之遥,位于東亞内陸乾燥地帶的綠洲都市敦煌,無論如何也是難以到達的絕域,所謂非探險家不能去的地方,曾經是一种常識,但此次却容易地親臨該處,得以接觸前人的文化遺產,這真是夢境般的幸福。其所以成爲可能者,是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文化行政的進展,以敦煌文物研究所为首多數熱情協助者的努力,石窟的修理及其研究工作的開展,還有日中友好關係得到確立,兩國人民的相互瞭解日益加深之故。所以時至今日,訪問敦煌和吐鲁番的日本人何止千百,今後也還會更增加吧。來到石窟中藏經洞内,得見到尚存的籍帳殘卷中所有的男男女女,莫不讓人有非常親切之感。
 
       譯者G先生据聞戰前曾留學東京大學,受業於中村孝也教授等諸先生。這樣看來,東京大學與西北師範學院的因缘原屬不淺。以拙著的譯出爲契機,日中兩國的史學工作者的聯繫將更其密切,衷心祝願能成爲今後兩國友好關係世世代代發展下去之一助。
 
       此外,佔拙著過半的錄文部分因印刷技術上的關係,不包括在譯文之中,但對於拙著的利用者而言,缺少錄文無疑是多有不便。期待將來用某种方式以解决這一困難。
 
       今當譯書完成之際,譯者G先生固不待言,對於曾經給與大力協助的陳守忠先生和西北師範學院歷史系諸位,以及為實現譯書的刊行予以好意照顧的東京大學當局和東洋文化研究所中根千枝与大野盛雄新舊两所長,亦一倂特表感谢。
 
                                                              池田温
一九八二年五月于東京

 

(二 )汉字简体版   

中译本《中國古代籍帳研究》
 
著者序言
(一九八二年五月)

 

       这次幸赖西北师范学院G□□先生不辞辛劳,译出拙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一书的中文本,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欣悉之余,深有所感。 

       在东亚,中国是最早开放文明灿烂之花的古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受其先进文明的影响,约迟了两千年才形成国家,在摄取隋唐的文物制度之后,而使自己的法制和文化得到发达。看一看近代以前的日本历史文化,中国的影响无论在任何领域,直接间接都很显著。
 
       东海的岛国日本,遭受外敌入侵的情形极少,国内的社会变动也比较小,因此,古代以来,在寺院、神社和公卿、大名等的故家中,往昔的文化遗物和文书遗存得很多。如在奈良的东京大寺正仓院,就保存有八世纪的文书类(正仓院文书)约一万件,其中包括着大宝二年(公元七〇二年)御野国、筑前国等的户籍和养老五年(公元七二一年)下总国戶籍、神龟三年(公元七二六年)山背國計帳歷名、天平五年(公元七三三年)右京计帐手实等等,这些即便在日本的古文书中,也是属于最古的一类,而特别受到重视。二十世纪初,《大日本文书(编年文书)》,以活字版刊行以来,由此才得以探讨日本古代家族的实际状况,及其进而通过乡里制度以掌握人民的实情,而储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吾人对于中国敦煌和吐鲁番所发现,以唐代为主的古代籍类,寄殷切的关心者,首先是可以在其中发现日本正仓院籍帐的直接的模式。
 
       同时,甚至于可在其社会经济的基础中,深究中国的历史,以期得知近乎和田土所有或者公课征收与劳役差发的实情,对此说来,敦煌等处的籍帐残卷乃是极为重要的根本史料。以整体看,遗存籍帐的地域局限于西陲,又在作统计研究时,虽然每每因数量的贫乏感到困难,但拙著之所以取古代籍帐为对象而试作概论和分析,也无非是因认定了其资料价值的重要性。
 
       幸而在以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所发掘出来的古文书(现以唐长儒教授为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全十册正刊行中,关于唐代籍帐类收录于其第四册以下诸册)中,唐代的籍帐类有相当多的数量,今后期待着新资料的发现,可能使将来的研究更加得到充实吧。
 
       拙著刊行后,欣得波沪(东洋史研究三九—— 一),一九八〇年)、菊池英夫(社会经济史学四六——二,一九八〇年)、佐竹靖彦(史学杂志九〇——七,一九八一年)诸氏恳切的批评,特别是佐竹氏订正了拙著不完备和错误之点不少。又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亦订正了关于吐鲁番文书的录文多数的误漏,一九八一年末,本人访问该研究室时亲蒙指教。希望以后再版时尽可能地采用这些订补,曾将正误表寄与译者龚先生,在译本中,可能已订正了拙著的若干错误。
 
       在中国,注意于古代籍帐的研究者也很多,特别是宋家钰氏的“唐代的手实、户籍与籍帐”(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六)中,在充分利用了日本的史料以后,关于唐制与日本的制度之差异,也提出了批判拙著论述的见解,於今后研究的深化与以有益的启示。在促进这方面的研究,译本如能有一点裨益,则是极感欣慰的。
 
       联想起来,一九七九年拙著刊行后,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寄赠甘肃师范大学(现名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一本时,该系陈守忠先生曾惠赐华翰云:
 
       我系研究隋唐史的同志,苦于唐代籍帐材料之缺乏,正托人在北京图书馆拍制胶卷,而恰在此时,贵所这部巨著寄到,真可谓雪中送炭,我们非常高兴,至于池田先生论述,我们正着手翻译。
 
       这是多么令人铭记难忘的一封信。对于距离作为拙著研究对象的籍帐当地很近的兰州的史学工作者,将存在国外的资料,以易解的状态提供出来,如果在促进其研究工作上有用的话,则诚然不能不说是拙著有其刊行的效果。
 
       此外,一九八〇年九月,本人参加了以秋山和先生为团长的访华团,于参观莫高窟时,敦煌文物研究所史苇湘先生特意以流畅笔法挥毫题诗一首,相赠作为纪念:
 
残篇断简理遗书,隋唐盛业眼底浮;
徘徊窟中意无限,籍帐男女呼欲出。
 
       远离日本数千公里之遥,位于东亚内陆干燥地带的绿洲都市敦煌,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到达的绝域,所谓非探险家不能去的地方,曾经是一种常识,但此次却容易地亲临该处,得以接触前人的文化遗产,这真是梦境般的幸福。其所以成为可能者,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化行政的进展,以敦煌文物研究所为首多数热情协助者的努力,石窟的修理及其研究工作的开展,还有日中友好关系得到确立,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日益加深之故。所以时至今日,访问敦煌和吐鲁番的日本人何止千百,今后也还会更增加吧。来到石窟中藏经洞内,得见到尚存的籍帐残卷中所有的男男女女,莫不让人有非常亲切之感。
 
       译者G先生据闻战前曾留学东京大学,受业于中村孝也教授等诸先生。这样看来,东京大学与西北师范学院的因缘原属不浅。以拙著的译出为契机,日中两国的史学工作者的联系将更其密切,衷心祝愿能成为今后两国友好关系世世代代发展下去之一助。
 
       此外,占拙著过半的录文部分因印刷技术上的关系,不包括在译文之中,但对于拙著的利用者而言,缺少录文无疑是多有不便。期待将来用某种方式以解决这一困难。
 
       今当译书完成之际,译者G先生固不待言,对于曾经给与大力协助的陈守忠先生和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诸位,以及为实现译书的刊行予以好意照顾的东京大学当局和东洋文化研究所中根千枝与大野盛雄新旧两所长,亦一并特表感谢。
 
                                                                池田温
一九八二年五月于东京
 
 
 
本博主注:
 
1。原书是汉字繁体竖排版;
2。译者G先生姓名暂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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