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本博主按：
文章作者水天长（1933—），1956年以优秀成绩从位于兰
作者此文写于辛卯（2011）年，文中提及甘肃省、西北师院反右
自1950年起，我父亲在西北师院历史系任教，直到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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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亲恩似海师恩难忘——《史林探幽》编后记
水天长
20世纪30年代，我出生于西北黄土高原的绿洲城市——兰州市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中，我的父亲水梓先生（1884—1973）是清末秀才，也是中国最早的大学——京师法政学堂的首届毕业生，他在北京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活动，并亲历了1911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但是父亲的大半生事业还是立足于为了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念，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他在地处边陲、贫困、闭塞、落后的甘肃推行现代教育、文化工作方面曾经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之中，所以，我和我的弟兄们也都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我们的一生中大都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1952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后，从小醉心于音乐、美术的我被所在中学保送免试入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继续深造。就在我踌躇满志准备去学校报到的前夕，一向慈爱的父亲却对我入高校后的专业选择，严肃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和建议。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就在他的书房——“平卢”的书桌前，他对我说：“女孩子也可以选择一门社会科学专业进行学习，你喜欢音乐、美术可作为业余爱好就好！”父命难违，记得当时我几乎是带着一种赌气的心态，改报志愿为西北师院历史系，当我告知父亲后，父亲竟欣然表示赞许。但是，我改报志愿为历史系自然就不属于保送生了，得经过学校正规、严格的入学考试后才被录取到历史系就读。有趣的是入学后的一年中，我的名字竟然同时出现在历史、美术两系的学籍表及学生点名册中，在一年之后才由学校教务处予以改正为历史系。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是西北地区高校文科各系中师资力量最强的系科之一，以拥有“八大教授”闻名于世。我在校就读期间这些名师们几乎全都给我上过课，在课内外给予了我许多学业上的指点。其中如长于校勘、考据及古文解读的金少英先生（1898—1979年，浙江绍兴人）是一个戴着金丝边近视眼镜、衣冠楚楚、满口绍兴官话的瘦小老人。同学们在背后偷偷叫他为“绍兴师爷”。他给我们班上历史要籍及选读课，上课一丝不苟，对学生的学习要求甚为严格，下课后多次要去我的课堂笔记查看有无记录错误之处。他为我们选讲的《汉书·食货志》《史记·平准书》解读之精细，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足迹踏遍欧美各国的许重远老先生（1896—1966年）是河北饶阳人士。他给我班担任世界上古史及中古史课程。他早年曾长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并担任研究人员，上个世纪30年代也曾担任过河北省教育厅厅长。他是我毕业留校任教后的专业指导老师，当年已是须发皆白的高龄老人了。他对学生态度之诚挚、和蔼得就像一位老父亲一样，我在专业上有问题求教时，他可从他的书架上排列有序的《大英百科全书》中抽出一本，任意一翻就翻到我所提问题之处，耐心对我作解答之后，总要强调说：“做学问就要能熟练查用工具书，这是学者们的基本功。”老人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至今还在眼前难以忘怀。再如，给我班担任《世界现代史》课程的是福建福州人萨师炯先生（1913—1967年） （本博主注：此处有错，萨师炯先生是1973年病故的），他是1950年才回国的英国留学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现代海军创始人之一萨镇冰先生的族裔（抗日战争时期萨镇冰先生曾来过兰州，多次到过父亲的花园“煦园”和父亲促膝长谈）。萨师炯先生满口难懂的福建话，但其教学时教材组织的内部逻辑性之严密、系统性之强是他教学最大特点和优势，上他的课也使我受益匪浅。萨师炯先生教态严肃、不苟言笑，我班同学都有点怕他，但有一次下课后，他竟破例叫住我说：“水天同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叔父萨本栋的留美同学。”我回答是我的大哥后，他严肃的脸上竟然露出了罕见的亲切笑容，和蔼地对我说：“好好学吧，历史学是一门十分严谨、内在系统性、逻辑性极强的学科，不能组织好教材，只罗列史实，讲课的效果还是不会好的。”萨先生这句话使我受益匪浅，至今犹在耳边。还有，给我班担任过《中国古代及中古史》的教授有著名的隋唐史专家金宝祥教授及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王俊杰教授，他们都是专业精湛、有独到学术见解的名师。教学上也都一丝不苟，但不同的是从教学风格上看，金宝祥先生对学生学习要求之严格近于苛求，经常在课堂上点名批评学习或成绩差点的同学，而王俊杰先生则是一派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教学深入浅出，他们的教学都深受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我在大学时代有幸受教于这些名师们，真正是毕生难以忘却的纪念。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这些名师们对我这个好学多问的女生给予了更多耐心指点、热情的鼓励和严格的要求，包括课外阅读作读书笔记、写心得、写论文等诸多方面的指点。我也逐渐由低年级时对这门深奥、冷僻学科的被动学习状态逐渐由浅入深，到大学三年级以后，我几乎已沉醉于历史学这门既古老但极富魅力的冷门学科的广阔海洋之中不能自拔。回忆大学时代我在兰州西郊，交通极不方便（夏天进城回家经常乘坐黄河上的羊皮筏子，冬天则只有坐交通马车了）。在条件如此艰苦的西北师院的自习教室内，在广阔校园的绿荫丛中，高大的白杨树下，在图书馆书库及阅览室内乃至滚滚东流的黄河之滨……到处都留下了我这个“书呆子”的脚印。遇到考试阶段，在家里昏暗的煤油灯或烛光下慈爱的母亲高孝芳（1900—1991年）常常陪我读书到深夜……若干事实证明当年父亲建议我上大学另选一门专业的教诲的确没有错。
1956年初夏毕业前夕，我以四年来全部课程均为优秀的成绩（体育课只勉强及格）毕业。按校、系师资培养计划的规定和要求，再加上诸位名师（主要是金少英、许重远、萨师炯）的大力推荐，我被留系任教，给许重远先生担任助教工作。当年的秋季开学后我已经可以独立主持世界古代史课程的课堂讨论及批改学生作业、试卷等工作。同时遵照系上的安排积极备考东北师大世界古代及中古史专业的研究生，回忆当年此时的心态真可谓信心百倍、大有飘飘然忘乎所以。当时的我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哪里能觉察到国内政局正在暗潮涌动，醖酿着一场特大的暴风骤雨！
在我的记忆中，1956年的春天，是20世纪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艺术诸各领域都显得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一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广开言路的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但是，谁也未曾料想到的是1957年的春夏之交，国内政治环境，特别是思想、教育、文化艺术界突然风云剧变，当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在全国范围（重点在文化、教育界）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政治运动，各个高等院校自然是这场运动重点中之重点了。
在甘肃省“反右派”运动中，首先是我的父亲水梓先生因其在当时的省委书记张仲良主持的“政法座谈会”上被点名发言，随后又被邀请参加了由《光明日报》社召集的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他就执政党应加强法制建设；广开言路为知识分子提供更宽松的学术环境等诸方面作了许多建言献策的发言，有谁能料到顷刻之间，他就被打为甘肃省众多“右派分子”中的代表人物。《甘肃日报》还组办专栏文章、漫画揭发、批判他的一系列“反党”言行。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反右派”运动在西北师院开展以后，其斗争声势之猛烈可居省内高校之最！在历史系全体教职工大会上，当时的总支书记点名让我表态和“反动”父亲划清界线，当年年少气盛不谙世事的我竟然当场发表了一点儿对父亲被打为“右派”的不同看法，刹那间我就被加以“为右派父亲鸣冤叫屈”、“右派分子的孝子贤孙”、“走白专道路的黑尖子”以及与大字报社“车轰”的牵连等罪名，刹那间我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给以“留校察看”的处分，开始了我一生中漫长的蹉跎岁月……与此同时曾经主张将我留系任教的金、萨、许诸位老师竟也为此事受到牵连和批判。
西北师院当时在校学生和教职工总人数不过千余人，被打为“右派”的教职工近百人，学生多达300多人，再加上“中右”200多人，合计“右派”及“中右”总数占了学校师生总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如此“辉煌”的战果位列全省各高校之首。
1957年的秋末，被划为“右派”的师生们开始以情节轻重受到不同的处分，一些受到最严厉处分的师生大都被遣送回原籍或劳改单位开除公职监督劳动或劳动教养（如有一批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者，后来下落不明。我与其他情况和我相似的给予留校察看处分的人，先是在校内劳动，1958年春季，又被遣送酒泉边湾下放干部农场劳动，此后两三年中我们从边湾农场辗转于酒泉的园艺农场、长城农场，1959年又到了靠近嘉峪关戈壁滩上的丁家坝农场（今称酒泉园艺农场）。几年里我也由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子，变成一个会修渠、翻地、推手推车、拉架子车、赶牛车、揹“筏子”（酒泉地区特有的沤干草泥肥料）等名目繁多农活的好手。记得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我最怕的是无休止的“夜战”，夜间翻地时我靠在手里的铁锹把上累得几乎可以睡着……现在想起来幸好那时还年轻，不然……
1959年夏秋之际，河西地区风调雨顺庄稼长势极好，但农村的强劳力大都被抽调去大炼钢铁，我目睹沉甸甸的谷穗被压弯了头，除了老人妇孺挽个篮子用剪刀剪去少量谷穗外，大量的谷子都倒伏在田里无人收割。哪里有什么“天灾”，分明是人祸！“大饥荒”的魔影已步步紧逼，在那个年代河西诸个农场饿死人之众现已为世人所共知，只不过当时的“夹边沟农场”更具有代表性而已！我所在的丁家坝农场饿死的人也甚众。我当时因饥饿和过度劳累已身患多种疾病，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此时的兰州食品供应也很贫乏，但是，当年我年过六旬体质很弱但禀性刚烈的老母亲，闻知河西农场的情况后，毅然带上家里所能带上的食品、粮票等物，不顾家人的极力劝阻，两度只身挤上已经混乱不堪的西去列车，到河西农场看我，母亲第二次来丁家坝农场是1960年的冬季，她竟排除种种阻力毅然将命在旦夕的我带回到兰州。不然我怕早已是河西农场众多饿殍中的一员了……这些年来，有很多好心的朋友都反复对我说：“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吧！抬头往前看！”话是没有错，我也极力想以自己各个方面的努力弥补那些失去的岁月里应该做的事，但历史的记忆总是如影相随挥之不去，这不是想忘记就能忘记的事。
1960年回校以后的十多年间，我虽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摘帽右派”的身份使我依然无法重登讲台，只好长时期在历史系资料室做资料工作。不久，十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历史系教师总人数和全校各系来比相对较少，但被打为“牛鬼蛇神”的教师人数的比例为全校之最高。红卫兵小将们将我们集中在系资料室里“交代问题”。资料室门边贴上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已届高龄的金少英、许重远、萨师炯诸位老教授当然也在“牛鬼蛇神”之列，成天关在资料室里写“交代材料”，或在校内参加名目繁多身体又不能胜任的体力劳动。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当日，西北师大将全校数百名“牛鬼蛇神”列队进行校内大游斗，沿途红卫兵小将们用极残忍的手段百般凌辱殴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就在大游斗的当晚，我的恩师八十高龄的许重远老先生不堪受辱在家中自尽身亡。金少英、萨师炯先生也在这十年间抑郁成疾相继病故。我年迈的父亲久病得不到治疗也病故于这个时期。
“文化大革命”后期，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入校。记得有一次系上的一位著名的“左派”教师，在给入校学生作动员报告，要求学生们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时，还不忘把我作为“活靶子”介绍，讲我当年因为走“白专道路”而“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难怪那些日子里，常有学生突然推开资料室的门，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我，审视我是一个什么样“青面獠牙”的怪物呢！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标志着十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国范围百废待新，教育界也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全社会都在努力营造出一种“尊师重教”的氛围。西北师大和全国其它高校一样面对由于长期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教师队伍严重缺损等等难以弥补的伤痕，百废待兴、艰难起步，受伤最重的历史系又被重新建系，并恢复了正常招生工作。我自然被命令重操旧业，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但是，岁月无情，人生易老。“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我已是“不惑之年”的人了，一个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四十年呢！
为了弥补几十年间想做而又做不了的事，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付出了最大的热情和努力，几乎将我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去，总想补回那些荒废了的岁月。我的勤奋和加倍的努力也受到了校、系两级领导和广大师生们的充分肯定，特别是我授过课的学生们，他们对我所讲这门冷僻课程的充分认可和学习热情，给予了我最大的鼓励。但是，我很明白，有些失去的东西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历经了人生的若干跌荡起伏之后，如今的我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人们都说老人们都是生活在记忆之中的人群，此话不假。回首往事我有过童年时代的欢乐，也有过青年时代的勤奋、努力以及以后长期不堪回首的岁月……现在已至暮年的我虽然本性难移，依然关心世事百态，依然热爱一切真、善、美的东西，憎恨一切假、恶、丑及违背历史大潮流的东西，但是毕竟只能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坐观世事演变，潮起潮落、云卷云舒罢了，与其说是一种淡定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吧！
最后，我想对父母的在天之灵再一次表示无尽的感恩之情，是你们一次又一次地给了我生命，始终教导、指引我走上虽然历尽坎坷，但百折不挠，不忘正直做人的人生道路，你们对我恩深似海。我也向青年时代就关心、引导、栽培过我的金少英、许重远、萨师炯诸位老师的在天之灵以及依然健在的王俊杰老师表示感恩之情，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这本肤浅的小册子《史林探幽》就算是我对父母、师长、兄弟以及所有朋友及学生们的一点儿微不足道的报答和赠礼吧！本人学识浅陋，文章中的许多观点乃一孔之见，难免疏漏或谬误，恳请大家赐正。
水天长
辛卯年深秋于兰州雁滩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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