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际诗筐
我思我在 我写我在
“专家治国”，我们喊了多年，但什么是专家治国？专家治国有什么好处？怎样实现专家治国呢？一直以来，其实我们还停留在一知半解、甚至南辕北辙的阶段。
而这一次，在重大危机来临之际，钟南山院士不顾个人安慰，毅然发声。关键时刻，实际上担任了此次抗疫战役的最高指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靠谱，谁不靠谱，关键时候，一眼就看明白了。网上流传了如下一段话：
今年春节计划：
初一一动不动；
初二按兵不动；
初三纹丝不动；
初四岿然不动；
初五依然不动；
初六原地不动；
初七继续不动；
几时能动？
钟南山说动才动。
开着玩笑，却说出了对钟南山院士等专家的信赖。其他院士、专家的相关文章、讲话也在网上疯传起来。 一个一直以来无法实现专家治国的社会，终于在重大危难之际，实际上实现了专家治国！
为什么要专家治国呢？道理很简单：术业有专攻，每一行有每一行的专家能人；领导们的本事再大，也只是在某些方面，而换一个领域，可能就完全不懂。
所以，遇到哪一个领域的事情，就需要熟悉该领域的人出来说话。外行要认真倾听，即使专家也会出错误，但总比完全的外行要好得多。行政领导是做什么的呢？行政领导主要是汇总意见，甚至主要是一个象征，必要时出出面、给大家打打气、鼓鼓劲就可以了。就如同李克强总理赴前线慰问医生，当年的温总理现身汶川灾区，布什总统在九一一后讲话。而具体、专业的领域，不能都推给领导去出面。都让领导出面，既会累死领导，也会更多出错，更没效率。
还是有关疫情，湖北省长王晓东就出了个大笑话。关于湖北省到底产多少口罩，王省长开始说产量是108亿只，过一会儿又说犯了口误，改成了18亿，最后又改口说是108万。弄得大家传为笑谈。其实，这样具体、特定的数字，不只是王省长，其他哪一个省长能把这个记清楚，能在这方面有个准确概念呢？
实际上，这个介绍说明会，省长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防疫部门、卫生厅、医疗专家以及有关防护用品的生产和调度部门都会比省长更专业、更准确。那么，为什么非要让省长来说呢？我们的官本位文化里，总是把最高领导出面表示为高度重视，领导也以亲自出面来表示积极面对。最终的结果，变成了大家都很累的演戏。领导因为不熟悉具体领域，演的很累；听众因为他不是专家，听了也半信半疑。而出了大笑话，更是令听众对政府的信任大打折扣。
为了表示领导重视，领导可以参加，可以在开场时候热下气氛，给有关各方一个激励鼓舞的讲话。而具体的事情，则交给有关各方来说。谁熟悉哪个方面，谁介绍哪个方面，不管官级大小，只管是否直接知情、是否更加懂行。
回头，我们再对比芝加哥公布发现病例的视频。市长并没有出面，是卫生防疫部门发布消息。发布的时候，还罕有的配备了哑语解说。发布的消息极其详尽准确：从发病人的来源，旅行经历，看诊经过，是否使用公共交通，是否与他人有过密切接触等等，凡是能公布的内容，尽力公布给了公众。非常专业、准确，也引起大家高度重视。在这个时候，有关专家、有关机构的介绍，比让最高领导出面有效得多、有用得多。
我们的观念，没有实现转变，而经常性造成许多错误。所有的大事，要领导出面，领导拍板。弄得领导压力巨大，还错误百出。何妨改成任何一个方面的事情，都交给有关专家牵头，而领导只是象征性的出出面呢？
还记得前几年的电视画面，温总还是总理的时候，新闻里不断出现温总到农村给农民指导农业生产之类的报道。温总又不是学农的，也不是亲自种地的，他怎么会指导农民种地呢？而表示对农民的关心，去看望慰问、在政策上扶持帮助农民，这都说得过去，但为什么非要报道他去指导呢？一直到今天，还到处可见报道领导到哪里哪里指导什么工作的消息，听起来总觉得虚伪滑稽。而让领导做领导的事、专家做专家的事，各就其位，不是一个让各方都轻松、都更专业的解套方案呢？
除了这次疫情，我们还有太多的领域不走专业路线，弄出一大堆笑话，耽误许多事情。本文作者也不是什么都懂，就拿我相对了解的领域来引申一下。比如高层领导，美国的总统大批是法律出身。这很合理：现代社会，社会逐渐走向分工，走向法制化。领导主要是一个象征作用，是依法连结社会各方、实现整体协作的一个角色。所以，最高领导不一定非要特别懂IT，特别懂医学，特别懂汽车。而懂法律、懂整体方向，甚至是演讲好、形象好，都是做高层领导的上好资质。而具体技术领域的专家，又不一定适合做懂政治的高层领导。学电力的做总理，学机械的做总书记，国家经济发展了，总体方向却糊涂了。
先进国家的办法，是各个行业的人士组成协会，政府相关部门也是由该领域出来的人担任主要负责。管教育的许多是教师出身，管财政的可能本来是大公司主观，管经济的可能就是经济学家，而管城市建设审批的都是土木建筑专家们，驻外大使可能就由原籍于该国的人士出任。有专业背景，就不会是外行；就不会让外行领导内行。
我们却至今仍然常常于习惯外行领导内行，领导冒充全才。管理对美政策的人，没有去过几趟美国；管理港台事务的人，没有亲自了解过台港人民的真实想法和需求。对美政策、对美舆论由一大批从来没有去过美国，只是被自己的舆论长期忽悠而形成大量偏见的人来担纲。对台对港的政策、舆论也让从来没见过几个台湾人、香港人的愤青们左右舆论。这不造成大量误判才怪呢？
而当年，国民政府的时候，美国通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生长于美国的宋美龄在抗战时候赴美求援，效果就极好。我们为什么不以之为借鉴，尽力寻求懂该国国情的人，乃至该国归国华侨来做大使呢？而一定要选只能够背诵教科书与政策条文的人来担当呢？
还比如，人大、政协是议事、是制定法律的地方，议事就需要由大批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提出建议的各界社会活跃人士组成。而我们的议会变成了群英会，变成了一个荣誉、象征。许多人不会议事，看不出什么毛病、发现不了什么问题，常年只会举手同意，这样的人怎么能适合当人大代表呢？
而反观国外，发达国家的议会，就是由愿意参加公共事务的人士选举产生。没有观点、没有意见的人不可能进入议会。这样的议会，也才能议出东西、议出内容，成为国家审慎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关于信仰方面，我们就更滑稽。全世界的经验都在证明，一个社会的风气跟民众的信仰关系巨大。而且我们又打起了口号“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希望”。却同时，又把各界的信仰领袖严密监视、甚至送入牢狱里。这样，良好的信仰、正派的社会风气怎么能建立起来呢？政府是行政部门，长期的包办信仰，又闹出了多少笑话和荒诞？
我有一个设想，何妨成立一个“中华文明院”，类似于一些国家的皇家学院之类，把科学院、社科院等国士级的像钟南山老先生一样的人士组成一个最高智库。遇到急事，就让有关领域的专家提议，行政领导没有特别意见就地拍板；遇到不那么紧急的事情，就让人大、政协决策，行政领导没有特别意见就批准执行。这样，决策也科学了，领导也轻松了，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