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贤县委放火案
裴毅然
一九四九年后，毛泽东及中共高层便很着急“经济实绩”。反右后，更着急上火了，一直企盼经济建设出现奇迹，以证明沸反盈天的反右“就是好”。加上一党专政的高度集权，浮躁狂热，于是各级组织盲从蛮干、媚上邀功，上海郊县奉贤的“红铃虫事件”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今人难以相信，一项灭虫计划竟演变成政府放火，最后再借两名官员的头颅“以平民愤”。先交代一下，本文资料源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委员会所编《上海党史资料通讯》（孙强：《“红铃虫事件”始末--50年代后期奉贤县严重违法乱纪案件》，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9期，第32-35页。）
定策火烧
一九五八年八月，江苏省召开棉花生产会议，部署防治和消灭严重影响棉花生产的红铃虫，省领导专项批示，要求各地在规定期限内消灭越冬红铃虫。当时，江苏省堆放棉花的仓库多用玉米秆临时搭成小屋，用后即烧毁，既灭虫又可充肥料。因此，会议决定用“火攻”之策彻底消灭红铃虫。
十一月，县农业局长戴纪群领队进入奉城公社，与公社党委书记宫茂敏等人组织一支“灭虫突击队”，共八十人。该队对各村放过棉花的仓库逐一进行强拆硬烧，还采用开“现场会”的方式，加快拆房烧屋的进度。
现场会那天，各公社负责干部云集，前面的“样板”是放过棉花的二间草房、一间瓦房，顷刻之间被突击队员拆毁、焚烧。会议责令到会的公社干部立即组织“灭虫突击队”，逐村检查，拆烧房屋，不留死角，做到“到一营、清一营、彻底一营”，并勒令半月之内完成任务。戴纪群在会上强调：“拆毁房子搞不起来，我要找你们！”“思想不通的要辩论！”“现在烧房子是合法的，大家不要怕！”戴局长还组织农业局干部划片指定、督促检查、出简报、催进度、交流经验、评功表扬。整个试点期间，共烧毁房屋二百零二间，拆毁房屋三十三间。
这股烧房风迅速蔓延全县，共烧毁、拆毁房屋一千八百二十三间，仓库（多系临时搭建）一千三百四十五间，造成极大损失，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影响群众生活。许多农民无家可归，居住条件极其恶劣，二三十人挤在一间屋里，有的只能坐在马桶上吃饭；有的一家被拆分成四五处，夫妻长期分居，不能照顾；有的被冻死，有的蜷居猪圈，有的甚至被逼疯。农民极其愤怒，称“灭虫突击队”为“放火队”。
事件处理
是年十一月，奉贤等七县划归上海市辖，“强烈的群众呼声”传至上海市委市政府，或许上海领导水准高于江苏省，引起高度重视，多次讨论，认定该案性质严重违法乱纪，并上报中央请求指示，中央决定由监察部负责处理。为此，市委专门派工作组到奉贤实地调查，调查结果须及时向市委主要领导人汇报。奉贤县委对市委调查组隐瞒真情、散布流言，甚至污蔑工作组，并组织人包围工作组，用种种非法手段干扰、抗拒工作组的调查。市委工作组克服各种阻挠，迅速搞清全部案情。
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上海市委在奉贤县召开广播大会，组织全县群众收听，通报了奉贤县部分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宣布调整和改组县委与相关部门，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等人撤职查办。不久，上海市委、市监委再给法律处分。以“反革命分子”罪名，开除县农业局长戴纪群党籍、判处死刑；以“混入革命队伍坏分子”罪名，开除奉城公社书记宫茂敏党籍、判处死刑。一九六○年十一月一日，上海市高级法院以“反革命案”、“严重违法乱纪罪、逼死人命”，分别核准戴、宫两人死刑，执行枪决。对其他“犯官”的处理如下：
以“蜕化变质、严重违法犯罪”，开除县委书记王文忠党籍、撤销职务、判有期徒刑二年；以“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开除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党籍、撤销职务、判有期徒刑二年。因此案，奉贤全县受开除党团籍以上处分共三十二人，其中判刑十人、管制一人、劳教五人、开除党籍十五人、开除团籍、公职一人。此外，留党察看六人、撤销党内外职务八人、严重警告九人、党内警告五人、免于处分二十人、不予处分七人，涉案共八十七人。同时，对受损群众进行抚恤救济，对此前受到打击的干部群众，分别恢复名誉。
迟到的“改正”
在处理“红铃虫事件”过程中，上海市委在讨论时曾有不同意见，对王、宫两人处以极刑，感觉过于严厉。一九六五年，有人建议市委重新甄别此案。不久，文革爆发，一切搁浅。文革结束后，中纪委复查此案，一九八四年四月认定：此案基本事实无出入、定性恰当，仅改变原判词中“和特务分子相勾结”。人员处理上，中纪委批示：
一、“撤销原给予宫茂敏同志混入党内坏分子的结论，党籍不予恢复。”
二、“撤销原给予戴纪群同志的处分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他在消灭越冬棉花红铃虫烧拆房屋问题上是有错误的。”
三、“王文忠、李少峰同志违法乱纪错误严重，原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不变，如果表现好，可重新入党，可恢复他们的原行政级别。”
同年，上海高级法院撤销对戴、宫二人的判决。王文忠、李少峰先后重新入党。
结语
为灭虫而强拆硬烧居屋，不管所居农民死活，如此本末倒置地“为人民服务”，也只有“伟光正”干得出来。“火烧红铃虫”事件，看起来荒唐得不可思议，有违基本法理人权，但在“一切为了人民”的名义下，加上“坚决执行指示”，以及基层官员“表现一把”的心理，荒唐便披上一层层“合法”外衣。
无论如何，农业局长戴纪群、公社书记宫茂敏死得较冤，毕竟他们是“党的好干部”，忠实执行上级旨意，将他们归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拿他们的头“安抚民心”，很像曹操先令粮官王垕小斛分粮，王垕担心“兵士倘怨，如何？”曹操答：“吾自有策。”王垕依命，待军中怨起，曹操向王垕借头：“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