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有一个夸张的报道: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
现在听来,像是一个笑话,有人说,扯淡,该思想制造了更多的精神病。其实也不完全对,如果把"精神病"不理解成“精神分裂症”,而是广义的mental crisi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比如抑郁,焦虑等,这个问题就可以重新来看。
另外,对“毛泽东思想”也要重新扩大定义,即不只是继续革命,阶级斗争那类激进的政治哲学,而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和医患关系。
也就是说,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对付心理问题。我觉得这里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是不能完全否认的。
比如,在毛泽东时代的理解中,“抑郁”不是一个“西方资产阶级心理学”意义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思想认识”和道德问题。抑郁在毛泽东时代的理解中,只是一个人过度看重个人利益——私,不能融入集体——公的结果,因此,解决办法就是改变世界观,建立理想和信念,重新调适自我和集体的关系。套用雷锋的话来说,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这当然有点理想化甚至唱高调,但西方社会里耗费大量社会资源和金钱的心理咨询和药物治疗,对于广泛存在的心理危机,同样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或者造成恶性循环。
在方法上,由于毛泽东时代并没有西方和当代中国的“隐私”观念,更容易形成患者,家人,和社区共同治疗的, integrative 方式。孤独感的缓和,本来就在于积极交流,但现代西方的“隐私”文化和个人主义倾向事实上造成人和人之间的严重疏离——在礼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外表下的严重疏离。人和人之间是防范多于信任的。在这种文化中,想解决内心孤独带来的抑郁,可以说是无解的。
在医患关系上,毛泽东时代强调医患关系平等,刻意降低医生的职业权威,其实有利于有心理疾患的人发挥自我的主动性,转化世界观,而不是依赖医生和药物。
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在亲朋好友之间倾诉,甚至骂娘发牢骚可以排解的问题(当然需要牺牲一部分隐私),在美国必须付钱秘密地找职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听,而且认为后者是“科学”。
有的人提到,老留学生当年条件那么艰苦,却很少抑郁,小留学生条件比老留学生好了太多,却频频抑郁,原因是老留学生有理想, 明白自己想做什么,所以再大的苦也能吃。这种观点,我还是比较认同的。这个观点,其实也证明了过去所说的“理想”,“信念”对于支撑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还是有价值的。这种精神力量,我觉得作用超过人际交往,因为很多抑郁,自杀的人,人际交往方面并不差——如果这种交往只限于泛泛的聚会,外出旅游的话,其实是不难的。
但是,老留学生和小留学生相比,虽然钱少点,来自父母的压力却会小很多。老留学生一般很少遇到父母追问学得怎么样的问题,小留学生却可能面对中产阶级父母对学业的要求——特别是在自己付了高额学费的情况下,但多数父母又不明白美国的教育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另外,人面对环境压力的应对,很多时候在于自己思维角度的转换,考试得了B,比A 少,比C高,介于A和C之间就是很好的状态,既不太差,又不太累。毛泽东也说过,人没有点阿Q精神活不下去。焦虑和抑郁可以有很多原因,但如果是为全A 焦虑,是最不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