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跟曾国藩交恶是真的还是演戏?|文史宴
大司马按:曾左交恶的真相,既不是左宗棠忘恩负义,也不是两人为瞒过清廷唱双簧,请看《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为您详尽的还原。
两任湖南巡抚是左宗棠的伯乐
曾、左关系是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话题。
骆秉章堪称能吏
当年四月,太平军攻打道州。五月,赛尚阿的参劾有了结果:朝廷命令解除骆秉章的巡抚职务,回京另候简用,只是,要等到新任巡抚到湖南之后再办理交接。骆秉章并不理会自己职务的变化,只管照旧日夜亲自上城督催工程,到七月十五日,终于完工,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
此时的前线,无论赛尚阿还是程矞采,在军事上都一筹莫展,太平军打出了广西进入湖南,连克桂阳、郴州,一路北上。西王萧朝贵接到探报称长沙是座烂城,一攻即破,“倍道袭之,唾手可得”,便率精兵千余直奔长沙,沿途攻克永兴、安仁、攸县、醴陵,抵达长沙城南之司马铺。可这时候抬头一看,城墙竟然如此坚固,就连上面的垛堞也整整齐齐,一个不缺,不禁大怒,将几个侦察兵抓了起来,因为所探不实,当场“杀贼探数人”(《骆公年谱》卷一,第24 页)。
太平军开始进攻长沙。骆秉章亲自和提督鲍起豹一道巡城,布置防御。七月二十八日,城上点放铜炮,将正在指挥攻打南门的萧朝贵击中,使之不治身亡。双方进入你来我往的攻防之中。直到八月二十四日,新任巡抚进入长沙城,骆秉章交割职务卸任。
这位新来的巡抚名叫张亮基,他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知府,因为和晚清名臣林则徐有过一段佳话,并且由林则徐亲自提拔,成为封疆大吏。
林则徐虎门销烟被罢免两广总督之后,曾经戴罪发往开封的黄河治河工地效力,张亮基此时则是东河道总督陕西人王鼎手下的一名中书,也在这个工地。林则徐偶然听到一位包工头私下抱怨:自己给张亮基送去三千两白银,希望他在施工中予以关照,不想遭到拒绝,如今的大清国,竟然还有这样不通人情的官吏,简直是个十足的傻瓜。林则徐当时没有声张,只是悄悄地把这件事记在自己的本子上,未几,他被道光帝发往伊犁遣戍充军。
数年之后,林则徐从新疆被召回重新启用,晚年担任了云贵总督。上任那天,在迎接的官员队伍里,他看到了张亮基,不禁大喜。随后,他请这位此时担任永昌知府的后生谈话,了解他的情况,并拿出了那本笔记。
张亮基没想到这样一件小事,竟然被眼前这位名满天下的大人物记了下来,甚至就连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稍稍有点儿惊愕。而林则徐则从此对这位从未有过交往的下属多多栽培,很快,他就担任了贵州巡抚。此时,林则徐已经故去,而张亮基也从贵州调往湖南。
此时,左宗棠的好友胡林翼也在贵州担任黎平知府,听说张即将调往湖南,便立刻向他推荐了左宗棠。胡林翼和左宗棠很早就有交往,非常了解他的学问和秉性,为他被长期埋没而深感遗憾,此时大乱方兴,他觉得左宗棠施展才华、出人头地的机会到了,之前便一再向湖广总督程矞采推荐,但没有得到程矞采的回应。
这次,胡林翼告诉张亮基,称自己深知左宗棠“才品超冠等伦,曾三次荐呈夹袋中,未蒙招致。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即使所谋有成,必不受赏,更无论世俗之利欲矣”。“季高处至今不能预告,恐其嗔林翼之多事,而违其隐处之初心耳”(《胡林翼集》第二册,第43 页)。
他还说左宗棠长期研究地舆、兵书,林则徐曾经打算延至幕中未果,后来离任回家途中见面长谈之后,竟然诧为“绝世奇才”,如果这次能够请他出山,肯定会有莫大的帮助。
张亮基知道此去将面临一场战争,这是自己从未经历过的,加上对于湖南人地两生,对一切都还心中无数。听到胡林翼介绍这样一位奇才,当然喜出望外,立刻修书一封,派人带上银子和书信,前往湖南邀请左宗棠入幕。因为这位信使在路上遭遇战事阻拦,无法前进,便又派出了另外一位,但后者带回的消息是左宗棠没有接受这个聘请,拒绝出山。
不仅如此,他还带着家人从白水洞搬到了更深的山里,一个叫作梓木洞的地方,并且写信对胡林翼此举进行了一番嘲笑,怪他多事。
胡林翼告诉张亮基:“左公高隐,尚不知雄才大略,是文忠(林则徐谥号)一流人物。设其真知,必幡然应命,今已函致矣。”(《胡林翼集》第二册,第58 页)同时又给左宗棠写信,告诉他这次湖南正面临一场大难,桑梓之祸,岂能坐视。
信中提到湖广总督程矞采,在去湖南防堵太平军的前一年,他曾经是继林则徐之后的云贵总督,然后才被调往湖广的,当然也跟胡林翼相识。听说他要到湖南打仗,胡林翼立刻向他推荐了左宗棠,却并未被采纳。
当时程矞采和清廷派去的其他官员一样,在太平军的进攻面前毫无章法、节节败退,很快便被咸丰帝以“布置失当,闻警仓皇无措”的罪名革职,后来又遭到弹劾,发配新疆,数年后病死在放归途中。胡林翼之前并未把这件事告诉左宗棠,如今才谈到了上次的推荐,并坚定地认为如果程矞采能够重视自己的意见,力请左宗棠出山辅佐,那么,湖南的形势一定不会像现在这般严峻。
这封信还明确告诉左宗棠,张亮基不是一个庸俗的官吏,而是和林则徐一样的人物,打消了他诸多顾虑。另外,江忠源为此事专门来信,避祸山中跟左宗棠住在一起的郭嵩焘弟兄也都劝他出山。于是,当张亮基再次热诚相邀之后,他终于改变了主意,答应出山。胡林翼以不屈不挠的执着,结束了左宗棠的教书生涯,并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左宗棠由此脱颖而出,从一个布衣直至封侯拜相。
张亮基进入长沙,左宗棠安排好家事,也进入了全面戒严的省城。张亮基初见左宗棠,不禁喜出望外,“握手如旧”,左宗棠“干以数策,立见施行”,并且“悉以兵事付之”(《左宗棠年谱》第31 页),于是便“昼夜调兵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忙碌起来,将诸多事务治理得井井有条。
惨烈的长沙大战
这时,太平军一方,西王萧朝贵去世后,天王洪秀全率领大队人马抵达长沙,日夜攻城,战事一天比一天紧张。九月初七,骆秉章接到朝廷上谕,命他依然留在长沙办理防剿事宜。
张亮基和左宗棠每天都不分昼夜地在城上巡视,丝毫不敢懈怠。一天黎明之前,他们竟然在城头发现从下面爬上来两个人,当即拿下审问。这才知道原来是两名守城的兵勇,家就在城下,常常前半夜溜出城去探家,后半夜再回来,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这次被捉。
大战之中,且不说如果太平军夜间攻城这两人根本无法到位,更要命的是如果出城之后被抓,再以家人为质然后派上城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宽容这两个人,其实就是对全城几十万人的生死不负责任。第二天白天,张亮基严申军纪,这两人被当场军前正法,全军肃然。
太平军在城外好几处地方挖掘地洞埋放炸药,官军则挖掘壕沟进行拦截,但这种措施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九月十九日,南门右边的地雷起爆,轰塌了一段八九丈长的城墙,早已做好准备的太平军立刻潮水般涌来,事前从城外调回的副将邓绍良当下带领兵勇堵截,枪炮声响成一片。突然,邓绍良被炮击中负伤,但其余士兵依然奋勇防御,城上兵民则有条不紊,奋力搬运木石,当天就把缺口修复。
十月初一,地雷又发,不仅城墙被炸开,连金鸡桥都被炸断了。太平军又蜂拥而上,但城上枪炮如雨,攻城的人一片片倒下,无法靠前,最后只能退去,城墙又被修补完毕。
十月十九日早晨,地雷再一次轰响,之前被炸开的地方,再一次轰塌了十余丈。总兵翟腾龙带领士兵拼死堵御,因为太平军攻势太猛,眼看防不住了。突然,他手持一把京刀站立在垛口,不准任何人后退,士兵们奋力搏杀,终于勉强将太平军再次堵了回去。城头上除了用之前常见的圆木、阶石、门板之类材料封堵之外,竟然还出现了许多事前准备好的空棺,装上土被抬到了缺口上,大大加快了进度,于是,城墙再一次被修复了。
屡次炸开城墙却徒劳无功,士兵的防御,城墙的修复,全都井井有条,这使得太平军的信心严重受挫,当夜四更,城南出现一片火光,太平军此时全部从浮桥渡过湘江。他们早就在江面上用抢来的船只搭起了浮桥,往来掳粮,尽管城外有数万清军,却一直如入无人之境。
长沙天心阁下面的太平军雕像
被一炮秒杀的萧朝贵
为了防备太平军渡江,之前专门派往河西的提督向荣,统领着一万多人马,却根本没有阻止太平军的北上;至于另外一位前来取代赛尚阿担任钦差大臣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就更加可笑了,他和他的兵勇们远远地在湘潭驻扎,根本不靠近正在打仗的长沙,名为增援,实为观战。
当时,看到战火延烧到了家门口,湘乡县的秀才王錱上书知县朱孙贻,请求组织民兵,得到县令的大力支持。于是招募了一千人,分为三营,分别由王錱的老师罗泽南、王錱和罗信南统领,驻扎在县城北面的马墺埔训练。
张亮基上奏朝廷建议请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办理团练,得到批准之后,便札调朱孙贻的一千团丁前来省城。咸丰二年(1852)冬,这一千人到长沙之后,被交给了曾国藩,此时的左宗棠在张亮基幕中掌管军事,这些部队的交割,他当然也应该是参与者。王錱所带的部队,后来被史家称为“老湘营”,它跟左宗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太平军从长沙北上,轻取宁乡、益阳,夺得几千艘民船,顺流而下开赴岳阳,那里的守军闻风而逃,太平军进入岳阳之后,得到了大量军火、粮饷以及湖内的五千船只,实力大增,浩浩荡荡向湖北开去。
太平军首先攻克汉阳,随之包围了武昌,并且在汉阳和武昌之间的长江上用铁索和大船造浮桥连接。十一月十五日,还是采取老办法,用地雷轰塌了城墙,一举将武昌攻克。
十一月二十六日,清廷将徐广缙革职拿问,改授向荣为钦差大臣,张亮基署湖广总督。此后,已经卸职的骆秉章也行至岳阳,奉旨暂署湖北巡抚。
太平军于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1853 年2 月9 日)离开武汉,此时,拥有了战船万艘,人马十万,浩浩荡荡水陆并进,横扫所过州县,沿途清军望风披靡,太平军连克九江、安庆,顺流东下,直指金陵。
太平军离开之后,骆秉章于正月十九日抵达武昌,张亮基和左宗棠正月二十一日也赶来这里。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曾经襟江带汉、自古称为雄镇的武昌和汉阳,短短个把月时间,竟然变得极其残破。
左宗棠在写给姻亲黎吉云的书信中说:“武、汉两城遗胔骈积,尸横遍野。武昌滋生局收埋至一万有余,以五堂合计,当不下七八万,而贼所屠戮旋经焚毁者不知凡几,丁男少女被掳上船之际悲愤自沉者,又不下万余人。汉阳一城,半遭虐焰,计亦不下数万人。惨哉!武昌士人云:贼未来之先,官计算丁口,共七十余万人,今其存者不过十有余万,又皆老弱尪羸、气息仅属之人。”(《左宗棠全集》第十五册,第65 页)
骆秉章笔记中的描述则很简单,只有八个字:“城内凋残,不堪寓目。”(《骆公年谱》卷一,第25 页)
这时候的武汉,难民需要抚恤,兵勇需要整顿,城垣需要修葺,驿站需要重建,衙署需要复原,商贾需要招徕,百废待兴,左宗棠全力辅佐张亮基,终日里忙得不可开交。
新任湖北巡抚崇纶于二月二十七日莅任,骆秉章办完交割之后离汉北上,继续按照之前的旨意赴京。三月十八日,在汝宁接到新的上谕,让他再回去署理湖南巡抚。
当年夏季,湖北击退从河南南下的太平军,但此时的清军门类繁多,事权不一,防守效果极差。左宗棠在给女婿陶桄的信中说:“若朝廷与制军(张亮基)以钦差大臣剿贼,吾与岷樵(江忠源)佐之,老贼何遂猖狂至此。”(《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80 页)
然而,清廷不但没有赋予张亮基钦差大臣的权力,由他去指挥应对太平军的战争,相反,连署理湖广总督的职务,也因为满人胜保的弹劾而被解除了,张亮基被另派为山东巡抚。那里路程太远,左宗棠因不便照顾家人,便没有再接受张亮基的邀请随他东去,而是告辞回湘。
左宗棠回到湘阴以后,还是把家搬回山间白水洞居住。虽然曾国藩、江忠源和骆秉章都曾先后来邀请他入幕,但都被他婉辞了。
曾左交恶的关键人物
骆秉章于咸丰三年(1853)四月到达长沙接印任事,八月十一日正式补授湖南巡抚。
曾国藩当时在抚署旁边的又一村居住。不久,因为绿营镇筸兵赌博生事,将其拿获之后准备正法。当晚,兵勇们开始聚集鼓噪,一直闹到又一村,要求释放被抓之人。曾国藩弹压不住,直到骆秉章出面呵斥,才开始散去。这件事之后,曾国藩便离开长沙,将湘军移驻衡州进行训练。
湖南的“内清四境,外援五省”,此时就已开始进行,曾国藩的团练和省里的绿营忙于作战。在这一过程中,王錱深感曾国藩的指挥并不得力,如果自己的兵力再雄厚一点儿,一定可以取得大得多的战果,便就此向曾国藩提出了扩编老湘营的要求。
曾国藩帐下,将领众多,王錱只是其中之一,当然就有一个将领之间的平衡问题。如果老湘营大规模扩编,必然打破这种平衡,不仅形成尾大之势,也难以得到其他人的认同,这对于湘军的长远发展肯定是不利的。曾国藩当然不能同意这种要求,但又一时无法说服对方。
经过一番考虑,他把这个矛盾交给骆秉章,写信说王錱告诉自己,如果让他的老湘营募勇三千,就一定能够对“粤匪”进行扫荡,王錱既然有此大志,当然应该作成之。曾国藩的本意,是想让骆秉章以经费不足的理由来拒绝王錱的扩军请求,这样,就可以平息二人之间的争执,自己也不会太被动。但骆秉章接到这封信不明就里,一时难以决断,便回信说让王錱到长沙来具体面商之后再看这个问题怎么决定。
于是,曾国藩就让王錱到省城去见巡抚,并且让另外一位湘军将领吴坤修与之同行。毕竟骆秉章是一省之长,一切当然都要由他说了算。
王錱到了长沙面谈之后,骆秉章感到他不是一个浮夸之徒,对于打仗的确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扩军请求也颇有道理,眼下形势如此纷繁多变,加强本省军力当然是正确的,应该支持。便答复说:省里现在经费紧张,无法承担三千人的粮饷,你先招两千人吧。于是王錱和吴坤修一起到湘乡征兵去了。
这个处理方案,显然跟曾国藩的本意有出入,两人没有想到一块儿,曾国藩不免有点儿烦恼。
恰在此时,咸丰帝免去了张亮基的署湖广总督,而改派闽浙总督吴文镕接任。吴是曾国藩的老师,曾国藩便修书一封,向他推荐王錱,如果王錱去了湖北,这个难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不复存在了。
吴文镕接信之后便给骆秉章下咨,请骆秉章让王錱募勇三千,然后调赴湖北。于是,骆秉章又给王錱打招呼,让他按照三千之数招募,因为既然去了湖北,这些人的粮饷也就由湖北负担,不存在这方面问题了,当然应该按照总督的命令,招足三千之数。
不料,才过了几天,吴坤修来长沙找骆秉章称:王錱回乡募勇,极其招摇,出入都要鸣锣开道、摆执事牌子,乡里意见很大,这种人不能用。骆秉章说:他现在经过保举,已经有同知的身份,大小是个官儿了,在我们广东,新科举人回乡也要这样招摇一番的,不足为怪。吴坤修无言以对,当下离去。
谁知第二天又来求见,说王錱所招的兵勇,都是些无赖,到了湘乡县城连夜偷窃骚扰,县令不胜其苦,如果这些兵勇带到省城来,一定会惹出麻烦的。骆秉章问:既然你们一道儿去湘乡,为什么看到这些问题你不让王錱注意,严加防范?吴坤修答:王錱凡事一人做主,根本不让我插手。骆秉章又问:是不是因为他不让你插手,所以你要说他坏话?吴坤修见话不投机,便向骆秉章告辞,去了衡阳曾国藩那里。
很快,骆秉章又接到了总督吴文镕的信,信上说王錱这个人恐怕靠不住,让他不必再来湖北。瞬息之间发生这么多变化,骆秉章一时来不及反应。
几天之后,王錱带着三千兵勇来到长沙报到。骆秉章拿出了吴文镕的来信,告诉他不去湖北了,因为经费原因,眼下最多只能留两千四百人作为新兵,其余六百难以遣散,只好算作长夫——随队的民工。然后让王錱就在省城训练,以备调遣。
率领两万兵勇的吴文镕不久在和太平军作战中兵败,投水身亡。消息传来,骆秉章感叹不已。
经过这样一番阴差阳错,王錱的老湘营成为一支两三千人的部队,已经既成事实,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曾国藩为此大动肝火,让王錱裁撤新招的兵勇。王錱说这些人刚刚招来就让他们回去,怎么跟人家解释呢?
既然如此,曾国藩又要求王錱按照湘军的营制,将这些人分为四营:“旧制三百六十人为一营,兹添为五百人一营,每哨添火器二队,刻有新营制一纸,足下之二千人,即可分为四营。营官必须贤能之士。即帮办亦须博求时彦,与其一手经理,或有不逮,不如求贤以自辅也。现在贵处各营官、帮办中,有朱铁桥,钟台州,及桂东之某生,仆所倚信,亦在此三君子。此外,则阅历较浅,恐未足恃。仆意足下自将一营,以朱铁桥辅之;朱石樵将一营,以钟台州辅之;孙阆青将一营,以桂东某生辅之;邹伯韩将一营,以其本家元采等辅之。”(《曾国藩全集》第十三册,第4850 页)
但这个要求依然被王錱拒绝,曾国藩又让王錱带领新招兵勇来衡州,还是被拒。
曾国藩在给骆秉章的信中写道:“侍以起行太早,口粮无出,不得不严汰;璞山(王錱)以招之未久,遣之太速,又势不能多汰。正在两难之际,而尊处留为防省之用,可谓恰好。”(《曾国藩全集》第十三册,第4821 页)之前,湘军一直在按照清廷的命令,准备东征,故有起行太早之说。
显然,王錱的后面得到了骆秉章的支持,打算脱离曾国藩,直接归巡抚节制了,骆秉章的来信也挑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进一步加深了曾国藩跟骆秉章之间的隔阂。
后来,曾国藩跟夏廷樾谈到老湘营时说:“璞山之勇,非欲分其权也。以二三千人,实非一人所能了,而弟于各营皆令其不得过五百人,例则划一整齐,故择石韩青与璞最亲者,外判四营,中实一气,皆璞山可自为政者也。璞山不谅我苦心,但求乞病归山,弟将何从置辩?……璞山之志趣,于此等处,盖不欲受人节制也。弟恐勉强节制,或致临事龃龉,故不带之同行。昨中丞函来,饬璞山先赴黄州,此着似较妥善,可以尽其才,又不孤其势,弟已复书谨从矣。”(《曾国藩全集》第十三册,第4858 页)
曾国藩的度量并不特别宽广
由于这种情况,骆秉章打算东征时让王錱当先锋,先期带领所部赴湖北黄州,得到了曾国藩的首肯。然而,很快他又改变了这个决定,对郭嵩焘说:“璞山一人而恃三千人,一出而独当一面,其阅历局量,似尚不足及此。其志趣所在,不特不欲受仆节制,亦未欲他帅节制也。与其进止之际,以龃而失机,不如此时早自决定,不复带之东下。顷省中欲令其率众以行,偏材而全用之,恐未宜也。仆既过誉于先,省门诸公又过信于后;仆亦不复相沮!恐人疑我为忌才妒功耳。”(《曾国藩全集》第十三册,第4859 页)
从整个过程来看,曾国藩的主意多变,应该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王錱是偏材、没有统率三千人的能力、不愿受人节制等等,这些看法都被事实证明是不确切的。
骆秉章对于王錱的认识显然和曾国藩有较大差距,从而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作为湖南的最高长官,这是他职权之内的事,他从提高全省综合实力的角度考虑问题,并无不当。但这让曾国藩更加不快,也加深了他跟骆秉章的裂隙,这个裂隙后来也深深地影响着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关系,直到终了都难以改变。
咸丰四年(1854)正月十五日,太平军在堵城大败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接下来,太平军突破金口清军长江防线,千余号战船逆江上驶。骆秉章看到情况紧急,派兵勇加强了岳州的防御。但是,连日北风大作,太平军的船只乘风破浪驶往岳州,于二月初一日将其攻破,初六日攻克湘阴县城,旋即抵达靖江乔口一带,距离长沙省城仅五十里之遥。
骆秉章派王錱带老湘营前往靖江,曾国葆、储玫躬带湘军前往乔口。另派绿营中军塔齐布、知州朱孙贻、府经历周金城、千总周凤山、同知褚汝航、千总杨载福、文生彭玉麟等前往增援,已经从知府刚刚晋升为贵东道道员的胡林翼奉旨来到湖南,也随队行动。
自诩诸葛,人称“左骡子”,骂曾国藩、骂李鸿章,政敌无数。
慈禧力挺:三十年不许参左。
师爷变封疆大吏,打硬仗,抓经济,办洋务,兴教育,
国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作者:平湖月满
京东
看点:左宗棠卓越功绩的背后,克服了怎样的艰辛险阻?他到底是“左屠夫”还是“左阿訇”?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到底是真不好还是假不好?读史论道,眼里不能只有一个满满的励志哥左宗棠,那个真性情的左宗棠,他的情怀、才学、品格,更值得我们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