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焕琛口述：我与父亲有个约定

左焕琛口述：我与父亲有个约定

2017-07-15                                         上医校友会

左焕琛，农工党中央原副主席、农工党上海市委原主委、上海市原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

1962年9月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系，后留校任教，1962年至1965年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解剖教研组副主任、基础医学部副主任、主任，基础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基础医学研究所所长，基础医学院院长。

　　左焕琛和父亲左景鉴都是学医的。左景鉴出生于1909年9月，他是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第四代孙。先祖左宗棠曾留下一句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这句话普普通通，却深深饱含着一代人的心志。左景鉴父母早逝，左景鉴在艰苦的条件下长大。左景鉴从小选择学医，由于左焕琛的伯父到英国留学，书念得非常好，左家祖上留下的钱都给了左焕琛的伯父。留给左景鉴的只是左宗棠做官时穿过的狐皮袍子和一些家信、印章。然而，左景鉴在艰难中，依然勤奋苦读。14岁时，左景鉴考入湖南长沙明德中学，还担任学生会的工作。他的老师查夷平是位进步人士，经常以爱国思想教育学生。此后，在老校长的推荐下，左景鉴只身来到上海，进入上海医学院学习。左焕琛父亲和母亲双双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抗战爆发后，他们在抗战救护医疗队相识、相恋并结婚。志同道合往往是爱情最美的表现形式。结婚时，他们连一间像样的婚房也没有，但他们却感到幸福。不久，左焕琛和弟弟妹妹们相继出生。

　　左焕琛记得，周末父亲会带自己和弟弟妹妹们去外面吃饭，回来的时候，就动手学习烧菜给家里人吃。因为父亲是湖南人，所以他烧得一手好吃的回锅肉和扣肉。父亲平时为人开刀动手术挣来的钱，就会买新衣服给自己穿。而父亲也是一位严格的父亲，他教育左焕琛和弟弟妹妹们自己的事情一定自己做，绝不允许偷懒让别人代劳。他还会督促左焕琛好好练字，认真学习。左焕琛觉得祖辈曾经的辉煌在父亲那一代已成为过去。父亲教育自己更多的是要独立自强，勤俭刻苦，凡事不要为自己着想。左焕琛说，小时候家里人都不对外人提到先祖左宗棠。到文化大革命时，祖上留下的一点左宗棠遗物都难逃厄运。左焕琛回忆道，“文革期间，母亲很紧张，只能在家里把图章磨掉，不能磨的就锯掉。左宗棠的家信也都烧掉了。我小时候曾看到过这些家信，其中包含了不少左宗棠的思想，很可惜，我们家已经没有左宗棠什么东西了。”

　　左焕琛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并不长。1956年，左景鉴作为上海中山医院的副院长，响应国家支援内地建设的号召，放弃了舒适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带着妻子和左焕琛的弟弟妹妹，乘上长江轮，去大西南重庆，他要和同事们在那里建设一座医学院和一所医院。左焕琛记得，父亲把政府分配的复兴中路180多平方米的复式房子交公，“我想，我的先祖就是这样的。当时（左宗棠）去收复新疆，是抬了棺材去的，就是一定要收复新疆，宁死也要恢复祖国的版图。我父亲也一样，去大西南重庆，也是根据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一往无前的。”左焕琛这样说。之后，左焕琛就搬到大学宿舍里住。她暑假到重庆和父母亲见面时，发现道路泥泞，父亲和他的许多同事们，这些医生、教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点一点建造起重庆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父亲白天跑工地，晚上审查图纸，他同上医大的同事们一共400多个人，带家属为祖国大西南医学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他这一去，除了因动手术回过一次上海外，就再也没有好好回过上海。他把自己的大半生时间和心血都留在大西南。

　　在左焕琛记忆中，“父亲是一名肛肠外科医生，他一辈子想着怎样治病救人。不管是在‘文革’动乱的年代，还是在身患重病的时候，他总是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和宗旨。”在上世纪70年代，左景鉴不幸患上了自己专长的肛肠科重病膀胱癌。当时家里人都非常焦急。左景鉴却非常镇定地对孩子们说：“你们不要病急乱投医。”他凭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学经验，拒绝了通常的化疗和放疗。因为他知道，化疗和放疗对膀胱癌的作用不大。在旁人眼里，人们很惊讶，他是怎样悄悄地熬过死神的捕捉，依然活跃在医疗教学第一线的呢？“这是一个别人不知道的、我和父亲才明白的秘密。”左焕琛说。他接受了全膀胱切除术。而且，他还告诉左焕琛“我要争取活过一年，如果我能活过一年的话，我要把我这个人工肛门重新改造一下，改造得好一些。”父亲不仅承受了人工肛门带来的各种令常人难以承受的麻烦与痛苦，而且他还自制集尿袋与集粪袋，戴在自己身上，照常出门办学，传授医学知识，甚至几次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国家领导人要接见，父亲动脑筋怎样等两三个小时，而让人不会发现他在使用戴在身上的集尿袋支撑过不能上厕所的时间。父亲的智慧与乐观给了左焕琛和她的家人们极大的鼓励。

　　尽管当时的病理科医生判断左景鉴活不过一年，他却在这之后多活了２６年，直到88岁高龄过世。“而且他的过世也并不是因为他的癌症”，左焕琛说。“他最后因为肺炎和肾功能衰竭死的。”左焕琛把自己父亲作为例子教育自己的病人。她感觉，一个人的心态很重要，父亲以乐观的心态来面对不幸。他经常因为输尿管阻塞发烧，但他觉得这恰是培养自己免疫力的好机会。他认为，“可能我吃这么多的苦，反而促成自己身体不断产生免疫力。”别人不吃的东西，他照样都吃，他说，这样也能使免疫力增加。他让女儿左焕琛觉得，癌症并不可怕，只要心态保持乐观。同样作为医生的左焕琛知道父亲其实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她和弟弟妹妹都感觉心疼，然而，父亲的精神，使得她和弟弟妹妹们也学习到了最宝贵的人生经验。“直到今天我都会想起爸爸身患重病依然开门办学，教书育人的情景。可是，爸爸却一直说，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他只是当年支援祖国大西南建设的人中很普通的一个，是一代人的无私奉献共同铸就了祖国今天的新面貌。”左焕琛非常动情地说。

　　1995年，组织上要求调左焕琛到上海市卫生局工作。当时左焕琛很犹豫，因为先祖左宗棠曾留下遗训“后代不做官”，她征求父亲意见，左景鉴对女儿说：“那你就好好地为老百姓多做些事吧。”这句话，从此深深印在左焕琛内心。1996年2月，左焕琛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一年之后，父亲永远离开了她。

　　作为农工党成员，左景鉴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左焕琛记得，当年自己向父亲提出，要求介绍参加农工党，左景鉴对她讲，加入可以，但必须好好学习，不是指你的业务，而是学习政治。“因为你要不断地建言献策，要参政议政，所以你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左焕琛铭记着父亲的教诲，“万事都要自力更生，都要克勤克俭，要自强，我的一生就是靠这个精神鼓励着。”她记得父亲晚年很想回上海再看一看。而当时，左焕琛住在爱人家里，煤卫都与人合用，而且上楼要爬一段很黑的楼梯，父亲说，我实在走不动了，因此就没有再回上海。事实上，父亲没给左焕琛留下半寸的房子，晚年对左焕琛的妹妹和妹夫说，“如果我去世的话，那你们就把我骨灰撒到长江里头，随这个水流到上海。”左焕琛妹妹和妹夫那时跟他开玩笑说，“不行啦，现在葛洲坝已建起来，三峡工程也在造了，你的这个骨灰流不到上海。”父亲说，“那就慢慢流吧……”

转自：上海农工党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