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留痕
1998年11月,在北京的北普陀城 举行了一次“红楼梦学术文化研讨会”。我接到通知,以正式代表的资格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读了我写的一篇论文。这次研讨会还举行了“周汝昌先生红学精品集”的首发式,同时也是祝贺周先生的八十寿诞的一次活动。
会后不久,我收到周先生的一封信和两张照片。
现在把周先生信件的内容抄录在下面:
杜老师:
寄上照二张,是我们在会上的“历史性”留痕,请哂纳。我就拿它代替新年的贺柬了。
您的第二封信早到了。我竟不知安徽师大也有来宾,更未认识俞晓红先生,甚以为歉 ,也未见论文。失去一个 相识之缘。人生途中,此缘本不多也。祝您
康泰
周汝昌拜上
星期五下午 戊十廿三
我参加会议的代表证上的时间是阳历,周先生写信喜欢用阴历,因此知道周先生给我的信是在学术会议之后很快就寄出的。
周先生寄给我的照片,一张是会议开始,周先生讲话,我坐在他旁边,是等周先生讲话结束以后,由我宣读自己写的和《红楼梦》有关的论文。另一张照片是我在读自己的论文时候被拍照下来的。
周先生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写上会议的地点:北普陀和他的名字;另一张照片的背面写“周汝昌赠 杜琇女士”
周汝昌先生在信里特别强调了“历史性留痕”的意义。
其实,周先生在信里还强调了一个“缘”字。意思是我和周先生有缘,才会有这两张照片,所以需要“留痕”。
我和周先生的“缘份”,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前后算起来大约 (1984-2000)十多年吧。
事情要从编写《红楼梦辞典》说起。
1982年 国家推行干部退休制度,中学教师的退休年龄是55岁。我所在的中学规定的退休名额是10个,我被列入其中,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金是在职工资的百分之八十。我的退休金是每月六十五元人民币。
于是,有些退休老师就继续做一些有兴趣的和语文工作有关的笔耕的工作。语文组的老师李孟嘉提出她想编写一本《红楼梦辞典》,征询一些合作人的意见。我对这件工作有兴趣,就表示愿意参加。经过李孟嘉的努力,争取得到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晁继周先生的支持,又请到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热情的关心和耐心细致的指导,加上富有编辑出版经验的晁继周先生的努力,顺利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梦辞典》。
为了庆祝《红楼梦辞典》出版,晁继周先生组织了一次聚会,让我有缘见到周先生。
因为我是《红楼梦辞典》中的所有人物词条的编写者,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注意。
不久,周先生写信告诉我他想要排出一个《红楼梦》的108位女子的“情榜”,需要我和他配合。我很高兴,在他的启发指导下,“情榜”试排成功。于是我对《红楼梦》的阅读和理解更加入迷,也就写了一篇研讨性的文章。没想到我会成为学术讨论会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还有了发言的机会。
我更没有想到,周先生会送我两张和他合影的照片,而且还题写为 “历史性”留痕。
后来,我又在周先生的指导下编写完成了《红楼梦辞典》修订版的全部人物词条,交给了负责统编的晁继周先生。
2000年9月,我把全部人物词条的稿件交给了晁继周先生,同时结束了我在北京的“空巢老人”的生活,开始定居英国曼城。此后每年回北京一次,领取我的退休金。在此期间,我曾经探望过周先生。周先生视力不好,而且耳背,可是说起和《红楼梦》有关的问题来,总是兴趣盎然。
后来,知道周先生在2012年5月去世。
他送我的两张“历史性”留痕的照片显得更加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