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4年冬季的一天,我半夜醒来,看到枕旁多了一个小脑瓜,妈妈在一旁唏哩呼噜地喝粥。我的妹妹,小娜,就这样降生到我家。
我很惊讶她脑袋为什么那么小,而我为什么脑袋那么大。以至于她长大后在一次全区学校文艺汇演的时候,我在妹妹小学大合唱的队伍里搜寻了半天也没看到她的脑袋。我懊恼地在日记里写道:我找了半天也没瞧到妹妹的影子。更令我懊恼的是,小娜居然翻出了我的日记本,举在空中大声朗读,然后装作不高兴地翻着白眼嚷道:“妹妹的影子用你瞧啊!”
“听说你妈妈给你生了个小妹?好不好看?”后来去山东的时候姥姥这样问我。我回答:不好看!“哦?那怎么不扔茅房里去?”姥姥故意大惊小怪地逗我。我想都没想便回击道:那你咋不把我小舅扔茅房里去?!
我的妹妹,再不好看也是我妹妹,我说可以,别人说不可以!
妹妹本来名叫美娜,但因为我的与时俱进而被改成革命的名字:红卫。那时候也许是因为我过剩的旺盛精力对妹妹影响太大,妹妹不仅接受了我给改的名字,居然还能嚎好几首语录歌,其中一首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妹妹两个字一顿地唱,唱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唱一边在院子里晃荡着往家走。
妈妈说小娜在学校也这样大声唱歌,很卖力。同时在别的方面也很要强。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妈妈当时就是“抗大”小学的教师,就是妹妹的班主任。不过我想像不出妹妹与妈妈吵架的样子。听妈妈说,考试的时候答错了题,小娜把自己的试题卷纸偷了出来,躲在大树下偷偷涂改。同学揭发报告,小娜大声反驳否认,妈妈气得打了小娜一巴掌。小娜立即抓住理儿了:你是老师你还打人!后来我仔细琢磨小娜唱的语录歌,还是觉得真理的确是在小娜这一边:“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妹妹一点点长大,父亲母亲倍加疼爱,两个哥哥呵护有加。哥哥买了一本《少年文学》,读了里面一段话剧脚本便兴趣大发,给我和小娜分配了角色,然后用长竹竿和被单在家里搭起了舞台的幕布,带着我俩认真地排演话剧。
剧情是一个老师与两个学生为了劳动的事情发生了很有趣儿的矛盾,但排练到半道却出现麻烦:有一句台词小娜无论如何也说不好!一个学生要向老师报告另一个学生犯错了,小娜扮演的学生这时应该对扮演老师的大哥说:“王老师你要批评他呀!”但是小娜说出口的却是:“王老师我要批评他呀!”
嗨!不是你批评,而是你要求老师去批评!我和哥哥纠正了几遍后完全无效,小娜仍然说“我要批评他”!后来我想了个歪主意,让她说这句:“王老师我要批评他”,这样,按照她的理解岂不就自动转化为“你要批评他”了吗?但接下来的结果就直接把我气冒烟了-------她居然仍然说“王老师我要批评他”!急得我和哥哥直跳脚!却又不敢大声呵斥妹妹,怕吓哭她。
十多年后,我曾对妹妹提及那次不成功的话剧彩排和她的冥顽不化。小娜讪笑着回忆说,当时可能是故意要给我们出难题。可是我觉得小娜还不至于毫无缘由地要让两个哥哥难堪,她会不会是从这句台词想到了自己大树下偷改试题挨批的经历?她是不是在用另一种方式与老师妈妈在心里继续抗衡?
哥哥参军去了,我毕业下乡了,小娜上中学了。兄妹三人年龄间隔了几年,所以每个走在前面的人都会强烈地影响后来者。我在农村读着哥哥写来的信,努力地劳动表现。妹妹加入了我曾待过的中学文艺队,开始按照我的安排学乐器。
这个时期,妹妹的个性转化是非常神奇的。我十分惊讶,无法理解妹妹为何会变得如此安稳宁静。小娜还是在四五岁的时候性情可以暴烈到这个程度:不知何故拒绝洗脸,妈妈强行给她洗净擦干,却不提防她大声哭喊着扭头抓一把脏土抹到脸上!农闲时,我从青年点回家,小娜手执琵琶端坐在那里,认真地弹给我听她刚练熟的曲子《金蛇狂舞》:流畅,闲适,悠然,忽而急如骤雨,暴如裂帛.......一曲终了,妹妹抱着琵琶在腿上快乐地颠动,满脸得意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小娜的招牌动作,每次她练琴有了进步,都会这样抱着琴兴奋地颠动几下。
现在看来,小娜在音乐中调节个性陶冶心情的时期似乎应该再长一些。但是,过了不久,整个社会便进入到应试高考的氛围里,小娜也很快融入其中。
随着学习进度的加快和压力的加大,小娜与周围同学的距离逐渐拉开。每次发作业,小娜的作业都是最高评分。成绩差的同学自然会围着小娜。小娜对此差距很坦然,在辅导有求于她的同学们的时候,也对那种坦然和不耐烦毫不掩饰,对周围环境的不屑一顾和桀骜不训也开始崭露头角。渐渐地,小娜的麻烦开始出现了。然后,有一天爸妈让我去学校看看,说是小娜受欺负了。
那天,我从学校教导处主任的脸上知道了我当时的表情有多么异常。
我压低了声音,用很平缓的语气请主任把那个抽了我妹妹一耳光的女老师请出来跟我谈谈。当时我已经想好了,先微笑握手寒暄,待到那女老师放松警惕伸出手来,不等她说话,右手猛拉,她必然栽过来,用左手朝她脸上快速打出去,然后用右手再打出去。如果她倒下,再上去踹一脚,这时众老师才会反应过来一拥而上拉住我,然后就没机会再打了。还谈吗?谈什么谈?谈完了,转身走就是了。
教导处主任果然也不是白吃干饭的,不管我怎么低调恳求,他也纹丝不动,并用车轱辘话反复劝导我,并百般允诺将严厉处罚那个老师。事后,听说没等受处罚,那个女教师便因为羅患癌症而休长假了。
此事在我来说就算过去了,父母高兴,妹妹出气了就好。
然而事情的细节却被大家都忽略了。实际情况是,当时那个女老师在课堂维持秩序,正在气头上,看到小娜在向窗外张望,随口便说:那个女生,直勾勾地往外看啥?!小娜也瞬间暴怒,反唇相讥,横眉立目,毫不退让。两人你来我往,加上班里无聊的男生起哄,难免火力升级,女老师最后便冲了上来.......
妹妹长大了,心理却没成长。她需要一个姐姐,却偏有两个哥哥。
小娜潜在的敌人们在她第一次高考落榜之后全都冒了出来,成为小娜考场失意之外不得不承受的另一种重负。因为要回到原来的学校复读,小娜便必须与那些嚣张而快乐的家伙们天天在一起复习功课。待到那种沉重氛围已经将小娜压得不堪忍受了的时候,我却仍然认为这些是可以战胜的。
一次次的谈心,一次次的鼓励,我用我对高考的胜利体验驱赶着妹妹一次次地重拾信心冲向题海。
可怜的妹妹,开始自言自语,自己与自己说话。这是典型的幻听症状。然而父母和我都没意识到事情有多么严重,以为这都是暂时的,是可以随着高考成功而得到缓解的。
“我一切的失败都是妈妈的错。”小娜一边洗着衣服一边向我哭诉道,“妈妈就想让我考大学,反对我搞体育,我在排球队与郎平一起比赛得的奖牌都被她扔到厕所了!”
妈妈满脸流泪,面对小娜漫无边际的说辞无言以对,束手无措。
我暗自吃惊:妹妹什么时候出现的幻觉?!那个时期我已经毕业工作并住在单位的独身宿舍,每星期回家一次,所以对小娜的病变实在摸不着头绪。我极力劝慰她,耐心开导她,最后没办法便特地带她去某中学的操场,让她自己站在排球网下体会一下自己是否真的能打排球。
小娜努力做了一些准备动作后猛地冲向球网用力起跳!
妹妹沉默了,激愤不平的情绪迅速降温。在日记里她这样写到:“非常懊恼,为什么过去轻轻一跳便可半身超越球网,今天的球网为何这么高?!”我明白,长期的封闭学习关门自省,使得小娜把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里的经典动作放到自己身上了。现在,她的幻想中断了,但是心里的压力能缓解吗?
一次次的哭诉后是一次次的长谈,一次次的放弃后又是一次次的劝慰,最后我居然把妹妹的劲头鼓足,推着她再一次进入考场。还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守在考场外面,担负起了父母的责任,拎着保温饭盒翘首等待妹妹从考场出来午休吃东西。
几轮拼杀后,小娜考上了沈阳大学教师学院。
可我又不得不去学校找小娜的老师,同她的班主任谈判,请求校方批准小娜休学一年。尽管在小娜的班主任那里我听到了更多关于妹妹在学校里令我揪心的异常表现,但我仍有信心,相信妹妹一年之后还能重返校园,再过四年后妹妹会精神焕发地作为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开始全新的生活!
我没有想到小娜这一别就再也没回到大学。
十年后,父母相继离世。
哥哥接过了照顾妹妹的责任,送妹妹住进了老年公寓。我和哥哥共同担负了公寓的费用。这一路走来就又是十几年。
2018年8月2日,妹妹在酷暑的高温之夜猝然离世,是年54周岁。
我相信妹妹会见到爸妈的,爸妈看到妹妹的时候,脸上是会有笑容的。只不过我这个当哥哥的,心里的遗憾可能会永不消解:
我真的应该是个心细的姐姐而不该是心粗的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