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斗
一部学术作品，卷首或卷尾一般都有个“致谢”页。澳洲汉学家黄乐嫣女士的《忧思中国》，短短的“致谢”里温情款款地感谢了许多人：
我欠了XXX很多很多，他是我的灵魂伴侣，我的好搭档；我感谢我的好友XXX，他读了我的初稿，给出意见从无怨言；我感谢我的编辑XXX，她一直鼓励我，帮助我删减篇幅，让书顺利出版；我感谢两位评论者XX和XXX，我还要感谢XXX，XXX，XXX……我永远感谢我的母亲，她引导我关心这个题目，我也感谢我的先师XXX和XXX，他们教我如何思考；我感谢XXX，他是我的助理并与我多次深谈；我感谢我的儿子XXX的耐心和技术支持，我感谢我的家庭，特别是我的姐姐XXX；我还感谢守护我的兄弟们，他们是XXX、XX、XXX……
不一定是女士才会这等事无巨细。一个学者在完稿之际，把所有多多少少相关的人物都想起来，列名于书中以表谢忱，乃是一宗惯例，哪怕有点无聊。倒是个把不这么做的人，显得比较奇怪。197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齐格蒙·鲍曼的作品，没有致谢；1992年他出版《后现代先兆种种》，没有致谢，同年的小册子《必死性、不死性及其他生命策略》也没有致谢；2000年他出版《流动的现代性》，仍然没有致谢；2004年出版的《欧洲：一场未竟的冒险》开头只有短短的两段话，一共只感谢了三个人，一个是责任编辑，另两个人，鲍曼说，正是在他们不断的“游说”之下，“我才把为莱顿大学准备的一份讲演扩充成一次范围更广的对欧洲的研究，这个欧洲正在一个日渐破碎的、充满了情感和伦理困惑的世界里，为统一、为理性、为伦理良知而战。”
鲍曼好像一直是一个人在工作，和战斗。没有人给他看稿子，打字，校对，没有人，起码没有一个在身边可及的人，给他以思想交流的愉悦，没有人启蒙他看书，思考，也没有人经常同他谈话（虽然他出过一本对谈录）。很少见他感谢过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但他是有家人的：妻子雅妮娜，和三个各有出息的女儿。1989年，鲍曼最重要的作品《现代性与大屠杀》出版，他将书题献给雅妮娜，以及“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前言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
“写完自己在犹太人区东躲西藏的亲历记后，雅妮娜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重返那个‘不属于她’的世界里居住，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
他自己写的书，开头不先谢太太，反而让太太谢他，只因太太为了写书时冷落了他。这里并没有幽一默的意思，鲍曼这个人，跟幽默无缘。他跟他太太，两个犹太人，都在那个时代被刀尖危险地舔过：雅尼娜藏在华沙郊区的一个农民的家里，躲过了劫难，齐格蒙则随全家避到了苏联，1943年在苏联加入了波兰军队，盟军进攻柏林的时候，他也是进军队列中的一员。后来他在波兰的军事部门里任过职，成了共产主义者，再后来脱党，被逐出境外……这些往事，鲍曼很少提，还是雅尼娜在1988年的自传《渴望归属》里披露出来的。
鲍曼给人的孤单感，在思想之路上踽踽独行之感，一部分来自他对陷坑的敏锐。鲍曼一直坚持自己是波兰人，不提犹太人，这样做的好处是，他不必用一种“报仇雪恨”的笔触去做自己关于大屠杀的社会学研究，也不必因为缺少情感代入而被犹太人呼作“叛徒”。他讨厌那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也讨厌以色列的做法——它“力图用这段悲剧的历史来论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将来想做点什么坏事，以色列人就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犹太人已经死过这么多了”等等。鲍曼厌恶这些冷酷的政治计算。选择做社会学家，写出书来，就可较不必牵涉民族立场、政治倾向，因为社会学的本职就是把人类发生的一切事都看作解剖台上的标本。
孤单感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他的弱者意识。鲍曼对自己的出身卑微简直太过清醒，有时几乎是在捍卫它，拿它当作一种个人的胜利。离开波兰时他是弱者，不被离开苏联时他也是弱者，在波兰他当了一阵子体制内的人，但随着他离开波兰去往西方，卑下的感觉扑面而来。雅妮娜曾经回忆说，他们在伦敦赶上了大削价，夫妇两个逛哈罗兹区，“毛皮大衣、精美瓷器、真皮沙发、昂贵的珠宝使我目瞪口呆”。鲍曼想买一份奶酪，可他一开口，店里的一个男主管就投来了轻蔑的目光。他拿了一份开了盖子的奶酪给雅妮娜：
“我惊惶至极，两腿缠斗。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是鲍曼知道怎么做。他用波兰语轻声说‘拿着’、‘说可以’。我按照吩咐做了。那个令人畏惧的主管恶意地露齿一笑，把这该死的‘卡门贝干酪’用精美的纸包起来。但愿这种事永远不要发生。”
消费天堂让这对来自东欧的夫妇感到难受——不是因为买不起那么多好东西，而是因为切身感受到了不平等的伤害。后来，在鲍曼的著作里，我们发现消费主义给他的刺激远远超过了波兰的红色政权。东欧的异见分子初识西方，往往感慨其自由、富足、优越性，慢慢地才意识到了自己在这里的边缘位置，而鲍曼，他和太太一来到英国就被巨大的贫富分化给震惊了。天生的平等心理，让鲍曼爱惜起在波兰时的全民贫穷。
消费主义太强大了，一下子就让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退居二线。鲍曼写出了像1998年的《工作、消费、新穷人》这样的代表作，但是，尽管左派志向在心，可如今现在为穷人的未来书写，跟马克思那时有一整个无产阶级在背后撑腰的感觉不可同日而语。在1993年的《后现代伦理学》一书中，鲍曼已经提到，我们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人跟人之间容易产生拒绝的关系，穷人、弱者将越来越不容易得到帮助和接纳，而他们团结行动的成本也将十分高昂。
因为个体的日趋孤立，所以人们前所未有地在乎钱和权力。不忘初心的鲍曼走向一个跟滔天洪流作对的境地。他怎能不在孤独感中缓缓下陷？
鲍曼很少讲述自己的过去，因为一说贫穷的家史，受迫害的种族，一提波兰和苏联两个东欧的反犹重镇，别人充满“前理解”的大脑就会自动给他贴上标签。他对英国一代文学名家H.G.威尔斯很有感情，在威尔斯身上，他看到一种跟她自己相似的“错位感”：在自己国家他是个外来者，在党的内部他是异见分子，虽然执掌公事，但所行的事与自己是分开的——不论是物理上还是心理上，他都跟身边的人，同事也好，普通的波兰或犹太同胞也罢，有一段距离。
到了21世纪，鲍曼出书的速度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他似乎意识到，勤奋是克服衰老和孤独的不二法门，就像一只鸡蛋，为了能够直立在桌面上必须不停转动，不可稍歇。他写了一本又一本，“流动的现代性”，“液态世界”，一个又一个概念被他扔出来。2013年，我打开鲍曼的《此非日记》时，刚刚发生了新西兰有毒奶粉被紧急召回一事，正好印证了鲍曼的一个如今已成常识的观点：在“流动的现代性”控制的世界里，一件事的利害其实攸关所有人。
《此非日记》收录的是他2010年9月至次年3月写下的日记文字，大部分篇幅较长，可以看作一则则思想随笔。每一段思考都相当沉重，世界的加速崩塌让老头儿连声叹气，但是，他所固守的卑微感，让他不至于变成乔姆斯基那样的“愤老”，每次为什么事发了几句火，他都急急忙忙地将散了满地的焦虑不安捡回来，仿佛那些情绪不足为外人道。
他变得越来越依赖头脑和书写。雅尼娜已于2009年底去世，鲍曼“跌入了孤独最黑暗的尽头”，但是一打开word文档，孤独感连同电脑桌面上的雅妮娜的脸容都被覆盖了，书写就是对话，而“对话赶走了孤独”。鲍曼很清楚这种移情策略的本质，那是一个没有任何“荣休”头衔的老学者，企图回避接触外界林林总总的新事物的选择，那些事物会让他绝望地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和精力都无法驾驭，现象的成因，事物的答案，悲剧的根源，都在他孜孜探究到的最远边界之外的某个地方，甚至于根本就不存在。
“关起门来，我就感到一种病态的自得，还常常想弄明白门的那一边是些什么东西。”——鲍曼这句话，道出了几多人文学者的真实状况，只不过，若非失去了学府待遇的保护、同行的互相取暖或者学生后辈的追随，同时又无可挽回地抵达了垂垂老境，没有哪个人愿意坦率地承认吧。
（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