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与 « 恶之花 »
再丧也丧不过波德莱尔。夏尔·波德莱尔是“丧文化”的祖师，是最早表达“我丧故我在”的人。丧文化的典型语言是“一时受挫没关系，再努力一下，你就绝望了”，波德莱尔的三观也一样，他认为任何企图改变现状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在他所生活的1840—1860年代，法国经历了多次革命和动荡，社会上活跃着一群慈善家、人道主义者、进步论者以及鼓吹乌托邦的人，波德莱尔一概嗤之以鼻。他的偶像是美国人埃德加·爱伦·坡，他在翻译坡的《奇事集》一书的序言里写道：
“（爱伦·坡）认为所谓的‘进步’这一伟大的现代思想，不过是一种痴迷；他还将人类住宅的完善化称为大地的伤疤、方块状的赘疣。他只相信永恒不变的‘自在之物’……”
这就是波德莱尔在说他自己。
他从不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从不相信处死罪犯或打入地狱能够积极地影响社会人心，更不相信人性本善。他说，最纯洁的人，心灵深处都有恶的因素，不过，这种恶主要不是冲着社会和他人去的，而是奔着自己来的，会危害自己，对自己构成致命的危险，而人还觉得这里面有很强的快感。
这来自波德莱尔的切身体验：他20岁时体格强健，眉清目秀，也很有钱，但很快迷恋于感官刺激，挥霍无度，迅速致穷。他在一篇小散文诗《迸发》里说：“我是个早熟的浪荡子”，从自己的妈妈开始，女人的香味、头发、衣裙就让他如痴如醉。
波德莱尔的诗，如果拍出来，必须是色迷迷的画面，最好交给丁度·巴拉斯这种时不时能将细节呈现得既淫荡又有诗意的导演来承担：一只手从女人的脚踝摸到大腿根，鼻尖沿着纤足的顶端陶醉地走，手捧一根秀发闭上眼睛……与这种极端的浪荡相称，波德莱尔对“上瘾”别有研究，他在散文诗集《人间天堂》里分析了英国人托马斯·德·昆西是怎样上瘾，并且写出《瘾君子自白》这等佳作的：德·昆西从小在女人堆里长大，成为一个“两性体”，如果没有对于女性的早熟，对于从女性肉体质感到衣裙质感的细腻接触，“即使是最激狂雄浑的天才……也是不完美的人。”
他对女人的诸多评价，会让女性主义者愤怒。他把女人看作天才（男性）文人的必需品，同时又是威胁，“对于诗人暴虐的灵魂来说，她是一块平庸的牧场”，而那些天才的女人则是“一个有缺陷的男人”，等等。波德莱尔说，他只能接受侍女和妓女，绝不要一个长期的伴侣，而他一生所执着爱慕的女人，也是一个黑白混血的女演员——让娜·迪瓦尔。在1851年的一篇文章里，波德莱尔已经明明白白地披露了迪瓦尔的性格：
“一般来说，诗人们的情人比卑鄙下流的低级妓女好不了多少，其中稍好一点的，是那些能做个汤又不去养二爷的。”
这种巨大的骄傲里包含着多么凶狠的自贬，而自贬本身又是对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律——让了不起的天才跟低级的女人般配——的讥刺。不管是歌唱女人的魅力还是对她们喷毒，他都是一个根本意义上的丧人：我啊，我命中注定只能与奸邪顽劣不入流的人为伍，最终自己也会变成他们的样子。
160年前的那个夏天，直到下印之前，波德莱尔还在修改《恶之花》里的诗作。书一出版就石破天惊，社会上通行的标准三观被它打得晕头转向。对庄严绮丽堂皇的美，对被众口一词地赞颂、高厅明室地供奉的美，波德莱尔说出了“我厌恶”，说出了它已经滑落为虚伪，变成了丧失真实质素的道貌岸然的真相：
“我厌恶画中的古代美人/那纤弱的、巧笑的玩物/她无聊地朝着窗口哼哼/耀眼的印花布装饰一屋。”（《理想》）
而他描写的都是与“古代美人”相反的东西：
“退色的椅子上坐着几位老妖婆/画了眉毛，懒洋洋地抛出媚眼/顾盼作态，让衰萎皱缩的耳朵/为当当作响的宝石和金器装点。”（《赌博》）
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波德莱尔真是太邪恶，太“重口味”了。他写的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但它们都被社会“良好风俗”默认为是不可说的，谁敢说，谁就要被众口一词地唾骂，被放逐出社会共同体。波德莱尔不仅敢说，还声称那才是他眼里的值得入诗的东西，人们骂他是魔鬼，但再翻几页《恶之花》，就惊恐地发现波德莱尔早已自认魔鬼的“帮凶”：
“荣耀归于您，撒旦我的君主！/您统治着人间、天上、和地府……噢，就让我也躺在您的身旁/同在古老的知识之树下冥想！”
相反的，那让光明普照的上帝，在他看来是一个“善妒的天主”，大地上的宝藏被他隐秘起来，唯有撒旦才知道它们的所在，唯有撒旦才能在人心中埋下探寻隐秘的欲念，指引他们去挑战那光明正大的伦理：“你在少女的心目中深深培植/对卑微的渴望、对违禁的欣喜。”（《献给撒旦的连祷》）
他这么挑衅社会，是因为勇敢吗？根本不是。史上罕有花花公子能兼职当愤青甚至革命斗士的。波德莱尔当初发表《恶之花》，也是赌了一把，赌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社会风气较为奢靡颓废，审查尺度也会比较松。事实上，当他遭到第一轮攻讦，尤其是《费加罗报》发表斥责文章后，立刻害怕起来，甚至责备朋友不该把书送给《费加罗报》的编辑。1857年7月，当法国内政部长就提请总检察长注意这本书，说书中的好几首诗都犯了侮辱公共道德罪的时候，波德莱尔简直已经“吓尿”了。
但是，他害怕的主要是不体面：被推上法庭，被审判，被送进监狱，太丢人现眼了。但在这些后果发生之前，他却被一种自毁的冲动所驱使，去写诗，去故意挑衅，想看看自己能落得个什么样的结局。波德莱尔在一篇散文里说，他是一个肯定会倒大霉的人：
“有的人注定了要命中不幸。每个国家的文学里，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脑门一道道深陷的皱纹里，用神秘的字体写着‘不幸’。不久前，有人把一位不幸的人告上法庭，他的脑门上有几个奇特的文身：‘缺少运气’。他就这样，背着他生命的标签到处走，就像一本书带着他的书名，然后他被审讯，以证实他的命运的确被这标记所预言了……仿佛瞎了眼的天使，致人于死地的天使，随手抓了几个人，不停地拷打他们，以此来促使其他人成长。”
认定自己要倒霉，要衰落，要被人唾骂，但是对这种主动“认定”十分自得……在波德莱尔这种极端的人格里，你可以看到“丧”的真谛，那就是在明知会摔得很惨的情况下，继续由着自己的性子往下走，看看自己到底能有多惨。相应的，轻度一点的、更普通的丧，就是认可、流连、钟情于自己所处的短缺状况，不去也根本不想改变它。“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车去吧”，这种话里隐含的不是自暴自弃，而是自认无奈（打不起车）下的小小庆祝。
早熟和上瘾的结果，是梅毒找上了波德莱尔。他的身体垮掉了，但是这种形式的恶疾却十分吻合他极端丧的三观。一边享受，一边堕落，翻着漂亮的筋斗下坠，直到深渊之底；做一些明显对自己不利的事，带给他的快乐总要高于承担后果的痛苦。波德莱尔深信自己所有的选择，包括写那些耸人听闻的诗和过奢侈糜烂的生活，都是命中注定，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一个高规格的丧人，他最憎恨的是什么？当然不是自己的处境，因为他接受它的难以改变；也不是别人——不管是高尚者还是卑鄙小人——的诋毁，他早就把自己置于被诋毁的位置上，像波德莱尔那样，承认自己就是魔鬼，是酒徒，是流连下三烂场所的病态的浪荡子。他最憎恨的是庸俗。“一个浪荡子决不能是一个庸俗的人，”他说，“他犯了罪，他或许不会就此堕落，但要是这罪行源于庸俗，那么丢脸就在所难免了。”
《恶之花》是向庸俗开的排炮，庸俗，即那些总是为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的趣味，明明低入尘埃，大众还一心视之为能把自己从地面提升起来的翅膀，高端人士则以其为匹配自己档次的标签。在发表它的时候，特奥多尔·戈蒂耶，这位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也是波德莱尔的亲密朋友，一眼就看出了这部诗集的本质：这是一本“忧郁与罪恶的词典”，如果出版它，那么世人的“道德反应”将会变得理直气壮——他们都将认为自己拥有无以复加的美德，因为他们都看到，世界上存在着一个肮脏的、重口味的、亵渎神圣的波德莱尔，他反衬了他们的高尚与虔诚，以及“正能量”，实则不过是一些以固化、虚伪的审美包装着的玻璃心而已。
（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