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抄袭我还是我抄袭他，看法院判决书和我的铁证

胡文辉抄袭我还是我抄袭他，看法院判决书和我的铁证

——1996年12月15日我发表的论文怎么可能去抄袭2002年才发布的胡某文章

 

胡文辉在他的书后后记中指责我的书抄袭了他对《经史》的解释。见照片：

此事，我当时就直接上溯到了法院，并当庭出示了我的论文和发表报纸原物证据，即首先发表在1996年12月15日证明了我对陈寅恪《经史》这首诗的解读早于胡某人。而胡的文章刊发时间和刊物是：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二题》，台湾《古今论衡》第8期（2002年）。谁抄袭谁还用说吗？！

见照片：

刊发时间照片截图

刊发论文全文照片

因为实际上对《经史》诗的解释，最早的是余老师。胡文辉本身完全就是抄袭余英时的解释。我在1996年12月15日在日本公开发表的论文中也解读了此诗。我可以原谅胡文辉没有机会看到我发表在1996年的论文。但是他看到了余英时老师的论文，所以他发表在台湾解释《经史》的文章完全是公开抄袭、剽窃余老师。至于后来胡文辉本人在他的书后记中认为我在出版的书中对《经史》的解释是抄袭他，明显是他自己无知。所以我在法庭上当时就出示了铁证，胡文辉也当场详细地验证和查看了。最后他无话可说，法院才下达的判决书。事后，他让几个哥们四处发文章，攻击法院判决。但是无人敢否定我的铁证！他们只好一味地网络造势，欺骗读者。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到胡文辉很早就把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和终审判决书都发布在他的个人博客上了，而我因为当时正忙着办理移民美国的手续和家具打包，每天累得根本就不搭理他和他雇佣的那些写手。

因为他们在终审的时候，当时法院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取消对广东出版社的起诉，变成只起诉胡文辉就可以维持原判。因为当时我已经成了没有大陆身份证的人了。等于我在法院二审期间，我已经办理移民手续了，我算审理中途身份变更，法院觉得我就失去了起诉官方的权利。我只能变成起诉胡文辉个人。

当然，我当时聘请的律师转告诉我：某出版社副社长在第一次审理时就全程在场，也查看了我提供的证据，他当场傻眼了。在一审判决后，他通过关系找了广州市某领导，对方意外查出了我身份变更这个事实，于是广州中院就决定推翻区法院的一审判决，除非我以外籍身份再次起诉。根据我提供的证据，余英时老师当时特别明确地给我来电告诉我说：“你要放胡文辉一马，不要对他追究到死。”所以我听从余老师的劝告。决定不再起诉，因为胡文辉读书不广、没有机会看到我发表在日本报刊上的论文实际上早于他发在台湾的文章，他才自以为是的提出我的抄袭说。

法院一审判决照片：

1996年12月15日发表再日本的我的文章全文转发如下：

• 谈国学热中的陈寅恪研究（1996年12月15日发表）

 

甘于寂寞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生前和死后却几度被学界高度重视。现在，他又成了显学！加之清华大学葛兆光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先生的大力论著，陈寅恪先生的文化形象成了一尊神像，使人如坠深渊、如临歧路。呜呼哀哉！

陈寅恪先生的一生，经历了满清、民国、新中国三种社会变革时期，从康梁变法、庚子之变到满清下台、辛亥革命，从留学日美、读书德法到丧祖失父、兄死母亡，从避乱西南、客居香港到北上京都、南下两广，从留命任教、思想改造到反右浪潮、停职思过，从文革风暴、人妖颠倒到挨批挨斗、目盲足跛，直至夫妻双亡……陈寅恪先生的一生是一个中国传统知识人在三种社会变革时期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代表，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社会和历史发展变换的真实的写照。换句话来说，陈寅恪先生作为个体，其一生的遭遇和他的文化思想与价值取向是一个传统知识人在复杂的社会和历史转换中所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悲剧。

当传统的价值取向失落之后，陈寅恪先生以其个人之力，独守其旧，不为外界所左右，以其独特的学术理性和文化心境构筑了现实中不复完卵的价值取向，以他天才而杰出的研究成果和独步而独立的学术结论证明了中国文化本位思想是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永恒价值尺度，并最后与他的选择勇敢地同归于尽而九死不悔。用他本人悼念王国维先生的自尽时所说的话来说，即：“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变，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挤击，而已消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则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读来尚有字字见血，句句见泪之力量。

陈寅恪先生是江西修水人，祖父那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晚清诗坛四大公子之一的陈散原，长兄是岭南画派创私人陈师曾，表兄是前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母亲是晚清诗坛著名女诗人俞明诗，舅父是晚清诗坛大诗人俞明震．再往外拓展一下：陈师曾又是现今大画家范曾的姑父，俞大维和蒋经国是儿女庆家．俞大维长兄俞启威又是江青的第一任丈夫．其弟陈方恪是旅法共青团创始人之一．其妻唐晓莹的祖父是晚清台湾巡抚唐景崧……毫无疑问，自上述政治、文化、姻亲关系中长大的陈寅恪先生，有着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在他的挚友中，如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吴雨僧、胡适、丁文江、张君劢、董作宾、俞平伯、傅斯年……在他的学生中，如冯友兰、劳幹、周一良、季羡林、王力、杨联陞……举凡现当代政治、文化、学术界各类顶尖人物皆和他有关。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又是敦煌学的创始人，更是中古史研究的开路先锋。他懂二十几种语言和文字，能写流利的古希腊文、日文、德文、英文、法文、蒙文、吐火罗文、梵文、满文。他开创了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从此以后古代文学作品又具有了史料价值。他把对元蒙史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一步，至今仍无人能出其右。他对隋唐史的研究成了国际上中古史学的开山祖师。他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当面训斥过蒋介石。他又曾在中山大学寓所拒绝会见权倾一时的乱臣贼子康生，毛泽东兴冲冲地去莫斯科拜会斯大林，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共产国际的教主向伟大领袖谈起了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和中亚史研究成就。这样一个史学大师，在新中国成立后却令人不解地研究起《再生缘》中的小女子陈端生和明末妓女柳如是的生平事迹来，而且又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一下子推出了上百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和著名的论文《论再生缘》。这使得他成为中国历史上自左丘明、钱大昕之后第三个盲人史学大师！

为此，国际学术界百般不解。

但是有一老一少两个人读懂了陈寅恪晚年研究和诗文的用心。这一老是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这一少却是当时年仅28岁的青年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

郭沫若先生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以近十篇论文之排炮，对着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一书展开了批判，据此过了二十年后，当时已是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的余英时先生结集出版了名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惊世著作。一时间，陈寅恪的晚年著作之思想，成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当时被国外戏称为“文化沙皇”、又是陈寅恪早年弟子的胡乔木，立刻带兵领将，针对余英时先生的这本著作和有关论文展开了又一轮排炮的反击！

余英时先生，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开始在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上学，师从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等。

如此说来，陈寅恪先生还是余英时先生的师爷辈的人物呢。

可以说把陈寅恪先生的此文中的文化使命感和价值观立刻昭然若揭于天下。这就是余英时先生当时写下的那篇著名的《人生》杂志1958年12月号上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的宗旨。我们所看到的公开反映就是陈寅恪先生在1964年撰写的《〈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一文这样一段话：

 

《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然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因而发现新材料，有为前所未知者，自应补正。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盖以存著作之初旨也。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第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

 

这里面出现了“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和“知我罪我，请俟来世”两组用语。那么，是“知我”呢还是“罪我”呢？通过香港大学的李玉梅博士在1987年10月25日致余英时先生的信中一段话，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晚正研究史家陈寅恪，因于八月下旬结识陈老二女儿陈小彭、林启汉夫妇，畅谈  

陈老事，至为投契。小彭夫妇于一九五四年调返中山大学，据称此乃周恩来之意，好便

照顾陈老云云。今则居港七、八年矣。于细读教授有关大作后，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数事如下：
　〔一〕陈老当年于读过教授〈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
　〔二〕教授《释证》页七十（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陈先生是否真有一枝云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陈老夫妇确曾有为去留而争执之事。

小彭夫妇对教授之注陈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觉大慰，特命余来信告之。

 

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此时无声胜有声。陈寅恪先生在《旧历壬寅六月十日入居医院疗足疾至今适为半岁而疾未愈拟将还家度岁感赋一律》一诗中曾经写下了这样一句：“后世相知或有缘”。我一直很怀疑这句话其实就是说给余英时先生的。
    现在需要叙述一下余英时先生的主要观点了：

余英时先生在解读陈寅恪先生晚年诗文时认为：陈寅恪先生写《论再生缘》有双重含义在内，其一是感怀身世，寓自我伤感之情。其二是感概世变，抒发其对极权政治的深恶痛绝之情。而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的用心则是以300多年前的明清故事，处处结合当前的兴亡遗恨，尤其是他个人的身世。在极权主义时代，陈寅恪感叹本人所追求的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不能实现。陈寅恪先生以文化遗民的心境走进了新中国。

换句话说，余英时先生主张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以研究著作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地抨击当时的文化专制现象。

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余英时先生破解了陈寅恪先生晚年所写的古体诗。比如陈寅恪的《男旦》一诗：

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化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作读书人。

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是陈寅恪先生对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出现的部分知识分子不顾及廉耻的政治表现进行的批判和嘲讽。

又如陈寅恪先生的《苦热》一诗：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戌尚闻连浿水，文章唯是颂陶唐。

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是陈寅恪先生对当时的文化专制情况下只许歌功颂德的批判和嘲讽。

应当说，余英时先生的上述解读是十分精湛和精准的。陈寅恪先生自己就曾说他晚年的议论时政的诗歌属于“晚岁为诗欠砍头”的言行。但是，限于当时的改革开放之前的封锁的大环境下，余英时先生的论著更多的是建立在一种基于考证学基础上的推测而来的结论。就事实本身而言，则缺乏实证。这使得“冯衣北们”可以将余说斥为“假说”、抨击“其论非实”、是属于“不怀好意”、是“蒋帮反动文人的反共言行”等等。

十年后，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青年作者陆键东，推出了他的这本《陈寅恪的随后20年》一书。

陆氏此书的出现，使国内外陈氏研究学者们百感惊讶和情不自禁。

首先，这部书真实地再现了陈寅恪晚年的生活情景：挨批、挨斗、被抄家、甚至被开除公职等等细节，以及陈寅恪先生本人由此而来的大致思想变化。凡此种种，印证了余英时先生的书中对陈寅恪晚年心境和诗文所作的种种推测。特别是陆键东书中对一些事件当事人的档案材料的使用，加深了余英时先生大部分推测的可靠性。作为力证，已经不可动摇。

其次，本书首先揭示出为学术自由、民主而请命的陈寅恪，放弃了升官和进京等良好条件，更直颜犯上，铮铮铁骨，诚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如他对周扬的质问，如他对郭沫若的态度，如他对胡乔木的责难……

陈寅恪先生不惜以一死之心向当时极左思潮控制下的种种文化专制和政治运动提出抗议和抨击，乃至于见之于书。今天，我们可以很轻松和时髦地说那个特殊的时代存在着文化专制和极权主义统治。但是在陈寅恪时代，当大家都在高举三面红旗、投入双百运动、参加反右、批胡适胡风等活动时，却有陈寅恪这样的学者站出来，书至于史，见之于墨，为自由空间和学术民主而抗争，他那史学大师的慧眼和哲人的智慧，又岂是我等时代各路学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当然，陆键东先生此书存在不足，首先作者不了解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深刻内涵，无法向读者说明陈氏学术成就高明之所在。其次，213页作者对其所使用的史料的理解以及陈氏文章用心所在，有些陌生。比如，该书引用陈寅恪1957年致刘铭恕的信：“弟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陆氏书中如此评价说：“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等语，出自被视为老古董陈寅恪之口，这说明陈寅恪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追求晚年内仍在发展与变化。”

——此言差矣！陈寅恪此信在上述几句话之后马上就说明了他的“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的真正内涵了，他说：“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也就是说他使用的这一研究方法根本不是“太史公（马）冲虚真人（列）之新说”！他在这里以太史公司马迁的名字暗指“马”字、以冲虚真人列子的称号暗指“列”字。众所周知，“太史公” 和“冲虚真人”是属于老古董的象征，而不是什么“新说”。陈寅恪先生巧妙地以藏头诗的模式指明了他的史学研究方法根本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马列主义新说”。与此同时，根据海外坊间传说，他还写有《经史》一诗。这首诗的第一句就是“虚经腐史意何如”。根据上述对“太史公（马）冲虚真人（列）之新说”的解释，则“《经史》”一诗其内涵显然就是陈寅恪对“马列主义新说”的评价。接下来，该诗的下一句就是“溪刻阴森惨不舒”，即他把马列主义看成是“溪刻阴森惨不舒”。这代表了作为封建遗老遗少、资产阶级史学家之一分子的陈寅恪先生真实的内心世界。陈氏本人使用的这一藏头诗方法，在他的《柳如是别传》一书中曾一语道明：“明末人作诗词，往往喜用本人或对方或有关之他人姓氏明著或暗藏于字句之中。斯殆当时之风气如此，后来不甚多见者也。”

一句话，陆氏书中的解释和陈寅恪先生的本意正相反！  

陆氏此书一出版，就立刻引起了知识人和文宣系统官员们的一致关注。

先是洛阳纸贵般的加印册数、举行发布会。紧接着又有人上告陆氏此书泄密、不实、右倾、抨击现实社会、制造不安定因素、挑拨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感情等等，大小帽子上了一篓筐，直至引来了高层文宣系统官员对此书的“终极关怀”。

实际上，研究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思想，我并不完全赞成余英时先生的文化遗民说。因为陈氏一生之思想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定型。他称自己是“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又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于“宋代学术之复兴”。因此，笔者在《文史哲》、《新华文摘》等刊物上发表的研究寅老思想的论文中，首倡一说，即：陈氏思想是当代新儒学思想的文化论证。这才是现代思想史意义上的陈寅恪。

当然，学术上的论争是自由空间、气度、学识等素养的施展地。我希望不会有人利用我论文中的观点，来抨击余英时先生的见解，因为学术争论和政治主张是需要区别对待的。但是，为了求得历史的真实，我也会就余英时先生论著中的一些敏感的猜测提出批评和商榷。

在学术界被炒作得纷纷扬扬的陈寅恪热，其实是和辜鸿铭热、熊十力热等一起属于国学热的一个支流。在笔者看来，陈寅恪研究热至少有两个方面有些误入歧途：一是对于陈氏的造神性评价。事实上，历史上和思想史上的陈寅恪不是这样一尊神像。一是有些人利用陈寅恪研究用来藏否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上述二者皆陈氏思想研究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