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LS通讯》第5期:学术会长李晓红教授：试论大甸子彩绘陶器上曲线形纹式与商代青铜器龙纹之间的关系

原创 2017-04-26 李晓红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李晓红教授：

笔者在中国古代龙纹图像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商代青铜器，玉器，骨器龙纹的角，耳，脊柱等纹饰上，发现以上被大量应用的这类曲线形纹式，而在龙纹体纹，以及龙纹周围的作为填纹的则是《吕氏春秋》、《左传》等古籍以及容庚，马承源等学者所言或论述过的云雷纹.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学术会长李晓红教授

 

【作者介绍】：

李晓红，女，旅法学者。她原为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早年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校，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1989年赴法国留学后，先后获法国巴黎一大造型艺术硕士学位(1990年)，巴黎索邦大学考古艺术史博士学位(1999年)。她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商代龙纹起源研究》。现任教于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外国语言文明系及巴黎索邦大学考古艺术史系,并为巴黎索邦大学远东研究院研究员及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名誉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龙的文字与图像，中国书画造型艺术以及中国近代留法艺术史研究。从1990年李晓红在十三区一个爱好中国文化的协会法亚文化友爱会开班教授中国传统书法与绘画开始，到2001年她先生李中耀被聘到巴黎市政府艺术教育委员会任教，再到2003年李中耀在新建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办中国书画班，他们在法已有近二十年书画艺术教学生涯。

 

 

李晓红教授和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白莲花、布朗

松教授出席李中耀先生画展。

 

李晓红亦多次参加法国的绘画展览。二十多年来在法国李晓红（与先生李中耀）, 在友丰出版社出版了多本研究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学术书籍，并与还与其他法国汉学家合作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出版社、洛林省Serpenoise出版社、中国科学出版社等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中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龙、龙凤合体图像研究的书籍或文章，在普及类书籍中还包括一些关于中国书法绘画教学等的书籍。她一直从事学术研究，不断参加并组织研讨会。她的博士论文：Le Dragon dans la Chine antique, étude iconographique des origines à la dynastie des Shang（1600 av. J.-C.)，后由法国友丰书店于2000年出版，题为《神龙：中国古代龙图像学》。该书曾于2001年获得法兰西学院斯塔尼思拉斯·儒连奖 (PRIX STANISLAS JULIEN)。深谙中国古代艺术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称赞她该著作对中国艺术史图像学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除此之外，Nathalie Beaux与李晓红主编、友丰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世界神幻动物的符号书写与图形创造》一书，于2014年3月6日周五在法兰西院士院古文献与美文学院获著名院士M. Pottier先生宣读介绍，当选为年度优秀考古艺术史研究书籍之一。

 

 

李晓红教授和她的法国学生。

 

其它出版物还有：A、李中耀、李晓红《中国绘画介绍：植物、花卉》, Buchet & Chastel-Le Temps Apprivoisé 出版社,，2002。B、李中耀、李晓红《中文书写名字》，友丰出版社,，2003。C、李中耀、李晓红《中国绘画介绍：动物、昆虫》，Buchet& Chastel-Le Temps Apprivoisé 出版社，2007。D、Michael Hearn、李晓红主编《东方武术：合气道, 太极拳》, 友丰出版社，2008。E、Michael Hearn、李晓红主编《东方精神：西方视角》，友丰出版社，2012。F、Nathalie Beaux、李晓红主编《世界神幻动物的符号书写与图形创造》，友丰出版社，2014。等等。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学术会长。

 

试论大甸子彩绘陶器上曲线形纹式与商代

青铜器龙纹之间的关系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研究中心 / 巴黎索邦大

学远东研究学院研究员　

李晓红

 

自1974-1983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被发掘以来，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和商代前期（约公元前20—前14世纪）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纹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研究。

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出土的随葬彩绘陶器上有多种多样的彩绘图案，乌恩先生在《北方草原》一书中说到：“这些卷曲的线条组成的图案，有的类似云雷纹，另外也有模拟动物面目的图案，类似与青铜器上常见的饕餮纹”。这其中大量的卷曲线条组成的图案：形图案，它们常常以单个图案，或复合构成的形象出现，各具形态，布满了彩绘陶器的周身。

笔者在中国古代龙纹图像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商代青铜器，玉器，骨器龙纹的角，耳，脊柱等纹饰上，发现以上被大量应用的这类曲线形纹式，而在龙纹体纹，以及龙纹周围的作为填纹的则是《吕氏春秋》、《左传》等古籍以及容庚，马承源等学者所言或论述过的云雷纹。

本文仅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曲线纹式，以商代为主的古代龙纹及其周围作为地纹存在的雷纹之间的关系，形态构成以及生成含义进行图像学等方面比较研究，试论其渊源关系，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曲线纹式之形态与结构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花纹1963年在赤峰蜘蛛山遗址发掘中最初见到。大甸子地点出土的1600多件随葬陶器中有400多件陶器表面饰有极易脱落的彩绘。根据刘观民先生论述，“彩绘是在在烧制完成的陶器表面，用毛笔着红(HgS), 白(CaCOs) 两色绘画的，…多以白色画主纹，红色填地，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色。在可以辨认出的彩绘334件陶器中，不同纹样多达171种”。彩绘多施于鬲，罐，壶，尊，簋等器物的口及腹部。

根据《大甸子》发掘报告对彩绘图案进行的详细分类描述，纹式概分为两大类，A类为中心纹式，画于主要画面，Aa是一部分酷似动物面目或徽帜形象的图案，Ab是普遍大量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图案。B类为辅助纹式，Bb是大量的二方连续图案。

关于纹式称谓问题，《大甸子》发掘报告中曾说用传统的“释义命名法描述发现，一般地说并不可取，尤其对这部分特殊的对象我们的认识尚属初识阶段，对纹式的辨别犹恐不妥。”故对我将讨论的卷曲形纹样，我们暂且用类似西方文字的C、S、T来称谓曲线纹式，在引用发掘报告中的纹样时用Ab或Bb等分类与编号。

 

下面我们先展示彩纹花纹中曲线形纹式的单个形态构成，及复合组合形态构成。

 

I - 1. “C”形卷曲纹式单个形态

   

1

2

 

     

图I - 1. “C”形卷曲纹式单个形态

 

图I-1-1. 根据《大甸子》介绍：“该图案上方两个为单个横画的白色C形卷曲，下方为相背相连的C形卷曲，不连续，并列横绕器壁。…显出C形卷曲是构成图案的基本因素之一。”

图 I-1-2. 根据《大甸子》第115页图59-7图案介绍：“纹（指此位于上方的C形纹）以白色C形卷曲反复颠倒连缀呈纹带。结构不重复，单元相似又变化。填红底”。

图I-1-3. 上的这六幅图案，均为“C”形花纹的方向变化图。

I-1-3为相对的“C”形；I-1-4为上下相对的C形；I-1-5为左右相对的C形；I-1-6为并列“C”形卷曲，以折线颠倒相连呈二方连续的纹带；I-1-7为自格边向内画C形卷曲。

 

I – 2. “T”形卷曲纹式单个形态

 

图例I – 2. “T”形卷曲纹

 

I-2.单位主纹为白色，画左右对称的两个“C”形卷曲，两者间以“T”形白纹相连。

 

I – 3 “S”形卷曲纹式单个形态

 

 

图例I-3.“S”形卷曲形纹，反复颠倒为连缀呈纹带。

 

从“C”，“S”到“T”形卷曲纹实例中我们发现在这些陶器上曲线纹式的基本因素有四个C、CC、S、T, 或是表现为：CC、3。有时，当“C”形是白色纹，它所勾留出的部分便呈现“T”形的阴纹。“S”形纹式不明显，有时仅为连接“C”形或“T”形纹。它们的形象如下：

 

	单个C形
	或是两个C形的相对连接
	或是两个C形的反向连接，S
	或是在CC形纹式中再加一竖，成为T形

 

曲线纹中的变化以C 和T 形纹的为主，从单个形态到复合形态的组合变化，同时在与C形，CC形，S形和T 形的结合以后所产生了丰富的变化。由一个，两个或多个，或反向变化，覆盖了几乎整个陶器。

 

    二、 1. “T”形纹的形态以及它的复合组合变化

 

这个T的简形 ：T，被加以线段的延长，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T的结合与变化，将会派生出不同的T形组合纹样。请下见图例II-1。

 

图例II-1. 两个T相连之变化示意表

 

 

T的某一或某几个终端曲线延长 (见图例II-2)。

 

图例II-2. T的某一或某几个终端曲线延长示意图

 

下面我们看大甸子陶器上“T”形纹式的复合组合形态变化 (见图例II-3)。

 

图例II-3，大甸子陶器上“T”形纹式的复合组合形态变化

 

本文中所说的T形纹，实际即刘观民先生文中所示的 和形纹。它的构成在当时可能是有一定的图案规律的。以上图案基于同一因素，又由于“笔道长短，肥瘦，横竖直斜的变化，以及卷曲是圆折或方折的差别，造就出无数不同的面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变化。对于花纹的规范性，刘观民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早期彩绘纹饰试析》一文中曾说过：“尽管彩绘的技术水平有高低之差，但若仔细观察施纹手法与纹式风格，并不难发现当时是有普遍遵循的规范”，对于它们的多变性与随意性，他在另一篇文章《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纹式》中说：“由于花纹是绕器手画，不同于陶器的印纹或铜器上的铸纹，单元纹式的内容可以随势增减，故多有变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曲线纹式　形纹单个形态到复合形态的组合变化，我们还将在青铜器、玉器等龙图象的纹饰中找到这些曲线形纹，特别是作为龙纹的耳，角，或脊柱上等的T形纹装饰，以及龙体及其的周围作为填纹出现的云雷纹。

 

III. T形纹，以及其它曲线纹在商代青铜器及其它承载器物上的龙图像上的展现

 

我们看商代青铜器龙纹，连体兽面纹(饕餮纹)上的T 形等曲线形纹。

 

 

图例III. 商代青铜器龙纹，连体兽面纹上的T形纹等曲线形纹的展示图

 

这些图案的黑与白T形纹的表面上似是相同，仔细一看却有不同的变化，两个相对的龙纹头上的相同形象，却是一个阴，一个阳的角（III-3见《妇好墓》，29页图18-2）。而图例III-4, 则白线勾出了C 形外轮廓，黑线却显出T 形角纹，故又是一种阴阳同在的表现方法。图例III-6的角纹则是T 形的正反，大，小的反映，且T 形外圈是一圈倒的小T 形。图例III-1则干脆夸大了一个变形T 形纹。

它们的身上都呈现出很多卷曲的，有简形，也有繁形。

我们再看另几个龙纹 ，其中有青铜器(1),骨器(2), 玉器(３),其中C 和T 形纹的相连或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

 

 

图例IV. 龙纹上的C，S和T形纹的组合

 

三、对大甸子彩绘纹式与商代青铜器龙图像上曲线形纹形态及其含义的探讨

 

1. 关于T形纹的阴阳关系互变的问题

这些图案的黑与白T形纹的表面上似是相同，仔细看其实不同的变化使我们联想起的两个相对的龙纹头上的相同形象，却是一个阴，一个阳的角（见《妇好墓》，29页图18-2）：

这其实就是太极图里的阴中有阳点，阳中有阴点的变化规律。

 

 

图例V. 龙纹角与太极图里的阴阳关系的变化规律对比

 

2. 为什么T形纹在不同时代，不同器承载物上一直作为一种醒目的纹式被使用?

在商代，除了在龙纹上有T形纹以外，我们还可以见到被装饰虎耳的T形纹，根据马承源先生《商周青铜器纹饰》一书中例举了3例虎字，被饰为虎耳的T形纹均为曲形弯曲状（见左下图），而被饰为底纹的T形纹则呈首尾相连且相生状（俗称斜角雷纹，见右下图《通考》119页，图117）。

 

 

比商代晚些时候出土的战国时期曾侯乙墓中漆器的盒子以及盒身子，我们亦可以看出三类不同形态的T形纹：

 

曾侯乙墓中龙虎星斗图：

图例VI-1. 曾侯乙墓中龙虎星斗图。在龙虎相伴图的虎纹肚子下方有一个填满黑色的T形纹，（见《曾侯乙墓》356页，图216上）。

 

图例VI-2. 左图见《曾侯乙墓》图版121，E66  右图见《曾侯乙墓》图版126，E67。

 

图例VII. 美国西雅图博物馆内新几内亚盾牌

 

形等曲线纹样大量出现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器上，出现在商代龙纹等青铜器纹饰上，还出现在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盒子上，这些的彩绘曲线形纹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符号？甚至还出现在美国西雅图博物馆内新几内亚盾牌(新石器时代风格) 上，其中的C 形纹与T 形纹与大甸子的彩绘陶器有着惊人的异曲同工的近似之处，而且延续了多年。

 

３. 关于云雷纹，前辈学者的研究，和我的观点。

根据雷圭元先生的研究，两个C形可以合为一个云纹形：CC，这个形象传统的叫法是“云头如意”； 如果我们再把这两个C分开来，再把相应的线段延长：CC，或是再稍加变化，就变成了云气：S，S 或稍加以图形变化：S或S。

我们发现，这些细微的变化都来自于这个“C”形图案。

    容庚、张维持先生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一书中曾这样讲到雷纹与饕餮纹的关系：“殷周青铜器上的图案已是把动物的形象加以变化和精细的几何纹综合起来应用，那就是习称的雷纹和饕餮纹，并利用了深陷凸凹的浮雕，构成了富丽繁缛的图案。”在这里，主体纹是饕餮纹，辅助纹是雷纹，C、CC、S、T形纹即为被称之为雷、云、或回纹的几种不同的几何图象表现，是中国青铜器、玉器等纹饰中最基本的几何图案，亦是最简略的结构。它们几乎多是作为陪衬的纹饰而存在，也就是说是一种辅助纹饰。

 

    以下这张图表包括了C、CC、S、T四个曲线形图案在甲骨文，金文以及青铜纹样，骨器纹样上的变化以及发展规律。

 

 

图表VIII. C、CC、S、T四个曲线形图案在甲骨文，金文以及青铜纹样，骨器纹样上的变化以及发展规律表

T形纹是C、CC、S、T四种曲线形纹之一，是C形纹的派生纹。它在当时有可能是一种气的形象。

商周时巫史混合，笃信占卜，望气祈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奴隶主登高望气，占测吉祥祸福，向上帝乞求荫佑，将自身的存在融合在虚幻神秘的冥冥之中，这种望气察灾也只是梦呓式的宗教式的心灵幻化。《毛诗正义》卷16《大雅·灵台》序郑氏笺：“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寝象；察气之妖祥也……”。林已柰夫认为：“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火生烟，水生雾。云或者气所表现的弯曲，环绕的形象以及它们与主体纹样（例如龙体）之间息息相关的精巧的构图，运用了或直线条的快速度与轻巧度，或曲线条的慢速度与重量，使人仿佛想象出这些不论是方体还是圆体的曲形线一旦舒展开来，晚霞会表现出何等的奔放与腾飞。

 

古代艺术家们善于运用不同的方法来描绘云的各种动态的形状。被林已柰夫定名为羽根纹的一种鸟羽毛状的纹样也许就是一种风的“固定化”的装饰画法，它通过羽毛的抖动表现了风刮的动势，这也许是一种古人把抽象的自然现象具象成图案的夸张手段。，。龙的耳、角、鳞，以及龙的周围，都被T形纹装饰过了。T形纹成了龙身上纹样以及某些器官的外观形象的重要基础纹样之一。同时，T形纹则又像云，又像气，溶化在龙身上，分不清哪是云气，哪是龙体。

 

我们惊叹T形纹的丰富的表现力，以及他广泛的运用范围。其实早在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内蒙古）的大甸子墓葬随葬的陶器彩绘中，T形纹就显现了他活跃而多变的特征。“在1600件随葬的陶器中曾经彩绘过的400多件中……彩绘的精细与粗劣差别很大，不仅存在于不同墓间，也有在同墓的不同器物间……有平相差很大。以不同墓的彩绘相比较，拙劣的彩绘并不出在礼迂隆重的墓中，可见随葬陶器上精细的彩绘装饰也是一种礼迂得表示。彩绘的内容也有少数特殊精细的与大部分一般的差别。”那么这大量出现在陶器上的T形纹是否也因为它在陶器的不同部位的安排，与上、下或左、右之间细微的不明显的，或明显的变化而有着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大甸子出土的陶器装饰图案主要以，C，CC或T形纹的各种变化为主，这些纹样有时是对称的，有时有些变化。也许这些变化与易经的64卦线条阴、阳的变化有相类似的作用？！

（图1参看《大甸子》图54-2，105页）（图2参看《大甸子》图56-6，109页）

 

４. T形纹以及C，CC，S等其它三种曲线纹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指明了龙纹升天，潜渊的运动行走方向。

在传统的中国画师傅传徒弟的教学方法中，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图案画法，例如画云，为了表现云的动势，云的行走方向，他们用了一定的图案走向的表现手法，使人一见到，就知道，云是向左飘去，或云是向右飘去。

云向上生成：

云向左边飘去：

云向下降去：

静止的云：

那么，我们在龙纹上也发现很多这样的图例，以此类推，是否也意味着龙的行走方向呢？请见一下各例：

龙下降，见龙体上有一主要C形圆体纹呈下降卷状

龙左行，见龙体上有一占比例很大的向左旋转的C纹

 

（见power point 图 ，在此图的下端还极有趣地延长为一爪）

龙右行，见龙体上有两个主要的云纹，分别为左：CC形纹的方体繁形；右C形的圆体繁形。在位于体中间的主要曲线形纹亦巧妙地延长为一爪。

 

5. 曲线形纹表现了龙（水神）的精神

根据我们对C，CC，S，T四个曲线形纹相互关系的分析，以及对其中最具特色的T形纹的形态，程式以及作用的探讨，认为这四种被俗称为雷纹的曲线形纹不仅在形象上差异不大，而且在图案作用上也许都是相通的，它们表现了旋转，运动的势能，成功地烘托了主体纹样，巧妙地填补了空白，在青铜器、玉器、骨器等器皿的纹样装饰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正如容庚先生在《通论》中所引用的郭沫若先生关于“殷代和周初的纹饰是以雷纹（和饕餮纹）占主导地位。”

《说文》中所说的“渊回水也”，表现了水的旋转动势；《楚辞》卷14，哀时命页7a所说：“蛟龙潜于旋渊兮……不如下游乎清波”，表现了龙的“潜渊”与龙的“乐潜居”（见《艺文》卷29页，514引）。在甲骨文中，云字的写法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古文回字 加上两上条线成：这表现了古文字中水与云之间的关系：水可以变成云，云又生雨。水和云的甲骨文都有旋转的图象和意思。古文雷字的形象“……雷雨生物者也，从雨象回转形”（见《说文》），可见水是万物生存之源，而“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见《管子》卷宗14，水地，页237）又更生动地反映了龙与雷、水（云，雨）之间的关系。

正如袁德星先生在《双龙纹簋》一文中这样谈论古文云、回、雷、申字，与C、CC、S、T形纹：

“双龙纹身躯填以云雷纹，云雷做菱形也就是方雷，在古文字中即回文，和云、雷、字是同一系统的符号，如XXX字小篆作甲骨文作明显的和铜器花纹的S形云是同一观念的产物。这一系统的符号反卷为S形便是古文申字，古申字即神字。在云雷纹中除了对卷的纹外，也有反卷的S纹。因此，从古字的轨迹中，众多的C、CC、S、T纹的图象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一个简形的C，可以派生出云、水、雷的旋转动势，也就是说，我们在甲骨文、金文、青铜与玉器纹样中都可以找到大量出现的C、CC、S、T形纹，因此我们很难给这四个纹样之一，或全部下个定义：雷纹，而只能给它们一个笼统的名称：曲线形纹，法文为motif du meander, 为即旋转形曲线纹。

 

从我们举例的曲线形纹的实例中，我么可以看到：

尽管我们在兽面纹（或曰饕餮纹），鸟纹上，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曲线形纹，但是在龙体上，在龙体的周围我们却更多地看到了曲线形纹的使用。

由于龙与水，与云，与雷，与闪电，与雨都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或者换句话说是水、云、雷、电、雨赋予龙以神性。“龙起云雨，因乘而行。云散雨止，降复入渊”（见《论衡》，道虚篇，页68）。“龙，水物也。云生水。故龙举而景云属。”（见《淮南子》卷3，天文训，页36）。

在青铜器、玉器、骨器作为承载物时，龙常常是“溶化”在烟波缭绕的云气（水气？）之中，大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意境，也许这正是中国古人所希望龙成为水神的意图（见《管子》卷20，形势解，页325）中：“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

 

笔者认为，正是这些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界的神异的几何抽象纹样C、CC、S、T形曲线形纹，以它们貌似简单抽象的形态，以及它们衍生出来的变幻莫测的图样，烘托在主体纹样（或其它神异动物纹）周围，它带着古代艺术家对超越自然力量的幻想与崇拜，使这些静止的，外表庄严足具的承载物–青铜器、玉器有了生气，有了旋律，有了动势。它助龙上天，助龙潜渊。

 

T形纹以及C，CC，S等其它三种曲线纹，这几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在青铜器纹饰中最简略的辅助纹样，用它奇特的造型方式，雄健坚硬的具有强烈装饰风味的方线或柔美飘荡的圆线T加强了龙的神性，使这个风格化了的，幻想的，超世间的动物具有更神秘威吓的力量。曲线纹不仅表现了云、水、雷、电的动势，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指明了龙纹升天，潜渊的运动行走方向。起到了与兽面纹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一样的“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协上下”，“承天体”的祯祥意义。

在龙体上，在龙体周围出现的这些曲线形几何纹样：C、CC、S、T绝不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摆设，它与龙纹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的造型结构意味着什么? 也许它表现了龙这个神物与自然现象中的云、雷、水、气之不可分，之相互依存；也许古人在创造它们的同时，有刻意表现它们与龙之间的关系，有助龙升天，助龙潜渊，助龙成神的意图，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龙潜渊或升天的运动行走方向的神秘符号?我们留由以后的后续研究中去解答。

 

四、结束语

 

刘观民，徐光冀先生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纹式》一文中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花纹的仿效问题谈到：“故不能排除这些彩绘花纹中有些是仿自当时，甚至再早写的铜容器上的纹式。”他们又谈到：“不能简单的理解中国青铜器纹饰只能来源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只能具体发现在此之后的青铜器纹式中有哪些是与这些纹式有关系的。”在现有的文物出土资料尚不足，且缺乏文字的认证的情况下，要想完整地分析T形纹以及其它曲形纹的真正寓义，实在非常困难。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商周时代的龙纹图像学研究，且对大甸子彩绘花纹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试图对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作一点研究，分析它们在早期青铜器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陶器上和商代青铜器，玉器，骨器的龙纹上表现形态，探讨它们之间的组合关系，并同时研究部分甲骨文，金文中雷，云，回，水等字的寓义与当时代的青铜器，玉器纹饰的关系。希望诸位前辈，学者指正并期待着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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