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25

25、《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解題

《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清)方濬益撰。

方濬益，？～1899，安徽定遠人，字子聰，號伯裕，以“綴遺齋”作為齋名。曾任金山知縣。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有《定遠方氏吉金彝器款識》、《綴遺齋彝器考釋》等古文字學著作行世。

方氏兄弟三人：方濬頤、方濬師、方濬益。其父方士淦，清朝舉人。

二函十四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2/54。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275644～275657。無魚尾。版心中部刻書名。四周單邊。白口。寬21.8釐米，高32.8釐米。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018890、線普長445341-54、線普長81732-45、線普長607456-69。

書衣頁左側有題款：“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第×冊”。此書從目錄署名上看，還有“從孫燕年補編”一項，而正文的書名下落款為：“定遠方濬益編錄”。無書名頁。有版權頁：“中華民國廿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名為三十卷，實際上為二十九卷，缺第十五卷。該書卷首也說：“缺第十五卷未審其故”。

容媛《金石書錄目》卷二·六中云“燕京大學圖書館藏草稿本多出四五百器”，不曉這所謂“多出四五百器”是否就是第十五卷內容。此草稿本現存北京大學圖書館。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第二百零九頁：“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清方濬益撰。稿本。六十四冊。NC2106.70/0238.1”。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有收藏經緯。

此書依據《卷首》所言：

此編初為續阮錄而作，故體例一仍阮元之舊。

但是所收諸器皆為阮書所未錄者，故可將此二書合而為一。編排上，二書又有差異。方氏則去彝器，而將其歸入敦類，理由是“蓋彝為器之總名也”。

方氏《卷首》中云：

阮氏有句兵，余則更之曰瞿。阮氏分權斤為二類，余則統之以權。而於權量刻辭之但存詔版者，別為詔版類，列權量之後此又余與阮氏同而小異者也。

該書於銅器斷代上，則多以“書勢辨時代之先後為可據也”。此說開郭沫若銅器斷代學之先河。對銘文考證，多以史為本，而短於對於文字學的研究。然其釋文亦多謬誤，如卷一將鳥形釋作“同”字。雖然如此，然考證銘文之史事，近代金文學界罕有過此者。據褚德彝《金石學錄續補》中的記載：“好金石，多識古文奇字，節衣縮食，以購古器……歸田後貧甚，所蓄古器，半售與吳愙齋、沈藕圓二中丞”。

所收諸器皆為阮書所未錄者，故可將此二書合而為一。編排上，二書又有差異。方氏則去彝器，而將其歸入敦類，理由是“蓋彝為器之總名也”。

在此書中，方浚益將青銅器的分類之細、之全幾乎是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直接成為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一書中分類方法的樣板。即如下：

鼎、敦、盤、簠、簋、甗、卣、匜、盉、、觚、尊、爵、觶、豐、斝、觴、邊、豆、登、罌、缶、盆、瓿、罍、霝、鉼、卮、角、鬲、盂、盦、、、鐘、鈁、區、釜、鋘、鐸、、句、塤、戚、斧、劍、劉、瞿、矛、矢鏃、幹首、節、鉤、金鈑、戈五十七類。但是，有些不知道為何他沒有收錄。如舟、瓶、壺、勺、鋪、錠、鍑、冰鑒、鋗、洗、鐃、鐓、鐘、刀等。可見，他的分類也只是挑選了一些他收集到了的青銅器及其相關拓本而來，並不是對全部青銅器的分類。

接下來，方浚益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一書中以《彝器說》為名，分為上、中、下三章，對青銅器綜論、收藏、銘文研究三者進行了概述。這是極其有學術價值的地方。其實，清代自龔自珍、阮元開始已經有了在金文學術研究著作前加以概論的著述習慣。當然，這和序跋中對金文學術研究的概論還是有所不同的。在此文中，方浚益特別看重了以銘文書勢作為青銅器斷代的根據。他主張：

夫生二千年後而遠追二千年以前簡冊無征，好古者往往哭歎。然風氣推移，古今不異，以器證器，其變遷之跡，固有灼然不誣者。故余篡集以彝器款識，專以書勢辨時代之先後為可據也。

這一方法論上的觀點，也是他在此書中為青銅器斷代的重要依據。如，他在對《楚公蒙鐘》的銘文考證中，就針對“蒙”字的書勢提出了下列觀點：

“蒙”字不見於《說文》。《史記•楚世家》楚君亦無名“蒙”者。按《左傳•桓公六年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多終將諱之”。彝器文中凡人名奇古不可考釋者，大抵皆當時意造之字，以為將來易諸之地。此類甚多，強識則鑿。

方氏在考證中更多以《說文解字》為依據，並吸收了同時代諸家的觀點，開啟了近代金文學術研究的研究模式。但是，方氏此書的目的卻是如他在序中所說“尋古聖制字之源，補洨長《說文》之闕”。他還敏銳地注意到了銘文中以事紀年的問題。如，《旅鼎》銘文紀年為“佳公太保來伐反夷年在十有一月庚申”，他考證說：

古無年號，往往以列邦之大事為紀年。如《左傳•昭公七年傳》曰：“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是也。

該書於銅器斷代上，則多以“書勢辨時代之先後為可據也”。此說開郭沫若銅器斷代學之先河。對銘文考證，多以史為本。然其釋文亦多謬誤，如卷一將鳥形圖畫文字釋作“同”字。

雖然如此，然考證銘文之史事，近代金文學術研究學界罕有過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