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刘正教授《商周彝铭学研究史》书评

刘正教授《商周彝铭学研究史》书评 

发表在《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管荣臻 

在当今汉语文字学界，简帛学与甲骨学是各方关注的重点，最近十几年有关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可谓风头正劲。与此同时，传统的金石文字之学却陷入了一片沉寂。而从传统的金石文字之学中实现了凤凰更生的金文研究，随着现代考古学和古文字学体系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式定型，却反而出现了学术界对商周金文研究陷入止步不前的境地，进而也造成了对商周历史和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研究的严重缺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正教授积十年之功力，向学术界贡献出了他的这部《商周彝铭学研究史——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历史在古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力作，就犹如横空出世般的难得和罕见了。 

该书的序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王宇信教授所对该书出现的来龙去脉做了最清楚的说明“我当时就建议他：‘第一要往上打通甲骨学，第二要系统而专业的总结古代金文研究的学术史。’他当即表示要把我指出的这两点建议作为他今后一个阶段的治学主攻方向。……现在，2011年新年元旦的钟声敲过没几天，他又携带的这部长达六十多万字的大作——《商周彝铭学研究史——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历史在古代中国的发展轨迹》一书的文稿来向我‘交帐’。看起来，我十年前向他提出的两大建议，他还真当回事,一直是在认真而努力地追求着。现今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商周彝铭学研究史——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历史在古代中国的发展轨迹》这部大著，显然是他历时十年之艰苦劳作下的产物。” 
毫无疑问，刘正教授的这部专著是一本总结古代学术界对殷周金文进行专业研究的学术史著作，它的出现对于改变我国学术界金文研究停滞不前的现状和为这一学科的创新与发展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钱穆先生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说道“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誊、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巷、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与宋学有甚深契诣”。认识近代学术尚且要上溯到宋学去寻找其渊源，那么对于认识历史源远流长的彝铭学，不作一部完备的学术史更是万万不能的。 
本书书名为《商周彝铭学研究史——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历史在古代中国的发展轨迹》，是有其深意的。 
关系到学科定义的学科命名是影响学科方向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关注学术发展的同时，学术研究对象的稳定性是十分必要的。据刘正教授在本书中介绍，历史上曾有十类术语被用作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的学科名称。比如“金石学”，许多金文研究著作金石并用而定书名，但实际的内容大多“石”多而“金”少。还有“金文学”，这也易与“金代文学”混淆。这些都不符合彝铭学关于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定义。学科名称，本应该是本学科中最为核心的术语，也是最直接有效的对学科的定义。这样纷繁的称呼，不仅模糊了彝铭学研究的对象，也不利于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彝铭学的建立。而刘正教授力主恢复传统术语“彝铭学”，给了本学科最清晰的定义，真正为其将来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本书实际上是个三卷本的篇幅，包括引论卷、上卷与下卷三部分组成。引论卷内容如下：第一章、彝铭学名称考，第二章、青铜器的起源及其年代，第三章、夏代青铜文化传说的研究，第四章、彝铭产生的背景研究。上卷内容如下；第一章、两汉时代的彝铭学，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彝铭学，第三章、隋唐时代的彝铭学，第四章、两宋时代的彝铭学，第五章、元明时代的彝铭学，第六章、清代的彝铭学：殷周铜器的出土与收藏，第七章、清代的彝铭学：彝铭学研究著作概况，第八章、清代的彝铭学：彝铭学研究述评。下卷内容如下：彝铭学书录解题（所收彝铭金古籍，以保存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为核心），编次先后顺序，按书名第一个字的繁体字笔画综述多寡为序；笔画数相同时，再按第二个字的繁体字笔画总数多寡为序，依此类推。同一本书目有不同版本者，皆在该书目下进行说明，不另立条目。 
史料丰富而且翔实，是该书的第一个特点。 
这完全得益于刘正教授博览全书，如大海捞针般搜索各种史料。资料的丰富不仅体现在对正史和读书笔记的引用上，更体现在该书多处引用家谱、族谱资料，使我们对古代学者的理解和研究不再停留在孤立的个人简介之上。如，该书在岁宋代王厚之的彝铭学研究中，根据江西东乡《上池王氏族谱》记载，让读者知晓了自周灵王太子晋至王厚之的曾高祖王安礼的传承过程。在对刘敞的彝铭学研究中，据《刘氏族谱》和刘敞《先祖磨勘君（刘氏）家传》，介绍了作为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后裔的刘氏家族，从刘交到刘敞的世系。还有在对吴式芬的彝铭学研究中，也介绍了吴家始祖吴士安从河北迁往海丰以后至吴式芬为止的传承经历。家谱资料的搜集最能体现作者对于史料搜集的不遗余力，刘教授治学态度之严谨亦可见一斑。 
该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持论公正而有良史气度。 
如该书对宋代著名金文学家王黼、刘敞、吕大临等人的研究，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并不受古今学术界已有的历史评价的影响。刘正教授在评价王黼的彝铭学研究时秉持了这样客观公正的立场。王黼在宋史上的评价是“才疏隽而寡学术，然多智善佞”，因此他的彝铭学研究一直因此而受牵连，评价不高。实际上，王黼注重利用古铜器对商周礼制进行考证和研究，“他特别批评了两汉儒家关于商周礼制的一些谬说，直接指斥为‘汉儒臆说之学’”。 另外，《宣和博古图》开启了对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先河，“该书对青铜器上兽面纹即为上古史料中所谓的‘饕餮’的论述，就极其准确，把上古神话与青铜器纹饰统一起来” 
同样地，一名学者学术史的地位也不因其历史评价而水涨船高。在这一点上，本书真正体现其良史的风范。 
吕大临被时人称为“程门四先生”，吕氏四兄弟并称“吕门四贤”，可谓名声赫赫。书中不但指出了他的《考古图》作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部参考书籍，其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也指出了吕氏在古器物定名上的不足，如他以为“按鼎铭一字，奇古不可识，亦商器也”，不尽准确。吕氏也常有把共名当成专名来定名的现象，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另一位彝铭学家刘敞生前就居高位，又时与欧阳修唱和，素有高名。他提出的研究彝铭学的重大目的是“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谍谱次其世谥”，“这一观点开启了古代学术史上通过殷周金文考证先秦礼制的先河，它像一盏明灯，指明了殷周金文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意义所在” 。尽管他的青铜器收藏颇丰，但收录在《先秦古器记》中的只有十一器，他的收藏与著述是不对称的，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我们可以看到本书对彝铭学家的评价完全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而不受学者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的影响，可谓不虚美、不隐恶，是真正的客观公正的学术史。 
对古代学者的研究金文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是该书的第三个特点。 
如本书在董卣的彝铭学研究中，分析了他运用器形和尺寸作为断代的基本标准，并引用其对《牺尊》的考证，结合他以礼制说器名的特点，进一步指出他是后世彝铭学家利用青铜器形制考证青铜器朝代及其真伪的典范。本书也对孙诒让的彝铭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孙诒让首次在《古籒拾遗》一书中对彝铭学的起始进行了说明“考读金文之学，盖萌柢于秦汉之际。《礼记》皆先秦故书，而《祭统》述孔悝鼎铭，此以金文证经之始。汉许君作《说文》，据郡国山川所出鼎彝铭款以修古文，此以金文说字之始”。刘正教授认为：正是在此书中，孙诒让熟练运用了偏旁分析法分析《继彝》中的“静”字，取得了成功。互证法也是孙氏经常使用的方法，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周丰姬敦》中“慧”字的考证。孙氏这些考证疑难汉字的方法已都经成为教科书般的经典，为后来的彝铭学家广泛地采用。 
诚如该书的序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王宇信教授所说的那样：“在史料的使用上，不仅囊括了保存至今的古代全部的金文着作，而且还从各种野史和正史文献中查找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听他讲，为了完整地提供给学术界有关历代出土商周铜器的史料记载，他为此先后通揽翻阅了两遍二十四史。功夫之大、用心之苦，加大了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可信度。其次，这部著作第一次对长达两千多年的古代学术界研究殷周金文的历史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史的总结。特别是对各个时代的著名的彝铭学家进行了专业化的研究，指出了他们各自的学术贡献所在和历史价值定位。其三，这部著作的研究核心是宋代和清代彝铭学的学术史。他特别对清代进行了前期、中期和晚期三个时代的划分，对比了彝铭研究在清代上述三个时期的发展特色，对于清代文字学和考证学的兴起，给出了彝铭学上的解答。他在仔细研究了古代彝铭学家各自著作的基础上，给予了他们最新的学术定位和学术价值评估。这部著作打破了传统的金石学、古器物学研究模式和着述体例，实现了金文学和金文学史从古文字学、古器物学、金石学范围内的脱离和独立” 
从此书的整体结构来看，它集历代商周铜器出土史、收藏和传承史、铭文研究史、文献版本发展史于一体，立足于商周金文的概论性研究，立足于学术史的考证、评述和研究。因此上，可以说此书的出现填补了国内外中国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汉语史学界、古典文献学界等众多领域的学术史研究的空白。说这本书填补了国内外学术史研究的空白还因为至今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金文研究史著作。举例来说，赵诚先生的《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则是侧重于二十世纪，其中也提到了宋代与清代的金文研究，但宋代之前的情况却一笔带过，显然也不能说是一部体例完备的学术史。当然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是由于彝铭学研究的特点决定的。 
过去，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其文字部分分上下两编。上编为通论，包括原起、发见、类别、时代、铭文、花纹、铸法、价值、去锈、拓墨、仿照、辨伪、销毁、收藏、著录15章。下编为各论，包括食器、酒器、水器及杂器、乐器4章，对57种青铜礼器逐一论述用途、制作、形状、名称等。固然此书是对青铜器的理论阐发和科学分类的集大成之作，但是并非学术史，而是通论性质。因此全书的体例不以时间顺序一贯而下，对于历朝历代的彝铭学发展之流变及彝铭学家并未作过多阐发。学术史则不如通论性质的书那样关注具体的某类问题，而是“通过对学科纵向发展进程与横向扩展过程的考察，探寻其相关理论资源的源流，其实际研究逐渐扩展的状况，从而辨认其发展的轨迹，寻找其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并考察新学科如何从已有的学科中脱胎而出，既与某些相邻近的学科发生部分的重合、而又超越它们并凸显出自身新学科特征的状况。” 
为什么此书之前就没有一本权威的彝铭学研究史出现呢？因为彝铭学需要的多学科背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立起来的。正如王宇信教授所说“从事这门学科，不仅需要有坚实的《说文》学基础，还需要懂得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等传统国学知识，更需要具备对商周历史和文化、思想和礼制的精湛了解和研究，甚至还包括近现代考古学的专业知识背景，自古以来都是以研究者接近老年时才能有所收货并作出学术贡献的”。而刘正教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他的追求和探索之路。 
刘正教授从事商周金文研究的经历，按照他个人在本书后记中所言，他自幼因受家学影响，开始研究《周易》。由于不喜欢传统的象数和义理之学，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对《周易》起源的考证性研究上来。当时一些关于《周易》起源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成了他的研究重点。正是在这一时候，他读到了著名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的大作《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他说“当时受到的震撼和冲击，至今还犹如昨日般的清晰！”可是，那个时候的刘正先生还根本看不懂金文。怎么办？他开始发疯似的购买所能见到的所有的金文书籍。实在买不起或买不到的就到图书馆去复印。至今，商周金文的研究古籍和近现代研究著作，他“本人收藏和拥有的可以胜过全国任何一家图书馆！这些图书数据不但有中文的，还有日文的、英文的、法文的。这些图书数据使我可以多年以来根本无需去图书馆借阅有关商周金文的任何著作”。1986年，他的论文《从观象系辞说到乾卦之取象》，获得了中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优秀论文奖，《光明日报》上正式刊发了全体获奖人员名单。他先后受到了冯友兰、张岱年、石峻等著名学者的鼓励和肯定。甚至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邹衡先生也当面表扬了他。接下来，九十年代初期，他到日本留学。几年下来，他逐渐演变成了一名专业的商周金文和先秦文化史、制度史研究的学者——在使用商周金文这样一个材料背景下，展开对商周时代历史、语言、礼制、宗教和思想的系统而专业化的研究，这已经成了他的主攻方向。 
彝铭学历来被视为绝学，两千余年间只有不足二百位学者在彝铭学史上留下了足迹。刘正教授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商周彝铭学研究史——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历史在古代中国的发展轨迹》的出版，惠泽士林，是学界之幸事。当我们得知刘正教授还在撰写这部文稿的姊妹篇——《商周彝铭综述》时，不禁又充满了期待，正如王宇信教授在本书序言中说的“我们期待他早日把这一姊妹篇完成并出版，为商周彝铭学这一将近两千多年古老学说的现代化和在新时代下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