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刘家河出土商代青铜礼器研究》

刘家河出土商代青铜礼器研究

 

1977年8月，在平谷刘家河村东，当地农民在一池塘边取土时意外地发现一座古墓。经北京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清理，确定了该墓为商代中期的墓葬。墓中出土了金、铜、玉、陶器等40余件极其珍贵的文物。其中，出土的青铜礼器计十六件。其中，有两件铜盘造型极其奇特：

• 鸟首鱼尾纹盘  1件

高9.5、口径25.5厘米。窄沿外折，内壁凹圆，平底，矮圈足。盘外壁有鸟首鱼尾纹三组，中心有圆涡纹，界以连珠纹。

2、鸟柱龟鱼纹盘  1件

高20.5、口径38.5厘米。宽沿外折，内壁凹圆，盘内中心有用涡纹及连珠纹组成的龟形图案，内壁有鱼纹三组，盘沿左右对立两鸟形柱。

段勇博士在《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一书中曾主张：

商、周青铜器上的神鸟纹明显分为两类：一类鸟首兽身，变形较大；另一类鸟首鸟身，相对写实。二者在青铜器上流行的时代也判然有别：前一类集中见于商代，西周早期仍有部分，但此后即难觅踪迹；后一类主要见于西周时期，此前只在商代晚期有少量出现。（P116）

以刘家河出土的中商青铜器来衡量，此说显然并不十分合适。因为这里出现的两件鸟形盘，其中鸟柱龟鱼纹盘上的鸟形，正是所谓写实的，不但不是“只在商代晚期有少量出现”，而且还是早在商代中期又已经出现了。《诗经》中记载的商人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鸟传说，看来在中商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并且又在考古实物上就得到了体现。

相比之下，张孝光先生在《殷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一文中就很客观地说：“这个题材的纹样在商代早中期很少见。”

“少见”但是却出现了，这正是刘家河出土的中商青铜器的学术价值之一吧。

为何鸟的造型和纹饰在商代青铜器上频繁出现呢？张光直先生在《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一文中指出：

夏人铸鼎象物，使人知道那些动物是助人的神，即是可以助人通天地的，那些动物是不助人通天地的。……动物中有若干是帮助巫觋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在古代便铸在青铜彝器上。……青铜彝器是巫觋沟通天地所用配备的一部分，而其上所象的动物纹样也有助于这个目的。……助巫觋通天地的若干特殊动物，至少有若干就是祭祀牺牲的动物。以动物供祭也就是使用动物协助巫觋来通民神、通田地、通上下的一种具体方式。商周青铜器上动物纹样乃是助理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彝器上的形象。

因此，商人青铜器上鸟造型和纹样的使用正是基于他们相信自身是神鸟后裔的反映。也就是他们祖先崇拜的具体化之一。对鸟和鱼的图腾信仰，到了后代终于出现了著名的白鱼赤鸟传说----这些传说记载在《吕氏春秋·应同》、《史记·周本纪》、《尚书大传·太誓》以及一些纬书中。它们被赋予了所谓的五德终始说。但是，这一传说的原型可以直接上溯到中商文化时期青铜器的纹饰造型上。

在《易传·系辞》中只是简单说明如下：“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里出现的“河出图，洛出书”一说，被后世易学家们当成图书派易学兴起的直接源泉。以刘歆为代表的后代学者们却把这一观点更加具体化了。见《汉书·五行志》中的记载：“刘歆以为虑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

而洛书则又被他们演化为《尚书·洪范》的直接来源。 于是，在古代学术史上就产生了“河序龙马，洛贡龟书”的传统观点。关于河图、洛书，古代易学史上也存在着两种理解。一种以为所谓河图、洛书其实就是《河图》、《洛书》，前者有九篇，后者有六篇。于是，河图、洛书也就成为两部古籍的名称了。持此说者是汉代易学家郑玄：“河龙图发，洛龟书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但是，古代学术史上独有他一人持此说。而九、六之篇数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周易》中的九和六，这是以此来解答从河图、洛书到九、六爻位问题的一种大胆的作古行为。而且,郑氏此说，有伪造古典之嫌。

另一种以为所谓河图、洛书只是两张图。但是，这两张图究竟何者为河图、何者为洛书自宋代开始却又有二说：刘牧以为河九洛十，朱熹以为是河十洛九。所谓十，即：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图之数也。

所谓九，即：

洛书盖取龟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

其图式化见上图。因为古代的学者们已经无法确定这一问题，所以在本书中我们在使用文字上有河图、洛书之别，而在具体何者为河图、何者为洛书这一问题上，我们先将二者统一称为“河图”或“河图洛书。”因为在河图、洛书之间，古代学者们更注重的是河图。河图的存在还可以在儒家经典的《论语》中找到它存在的依据。见《论语·子罕》：“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可见，关于“河出图”与“河不出图”的问题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成了一件很让学者们关心的重大政治性（祥瑞性）问题。也即，在文献使用频率的意义上讲，河图的意义要远在洛书之上。在易学上，更加之于今本《山海经》佚文中有下列记载：“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

但是，对上述史料应该保持一定的警惕。过分看重河图而忽略洛书的存在价值并不是《易传》作者的本意，因为它强调的是“河出图”与“洛出书”二者共同是“圣人则之”的前提。而所谓的《山海经》佚文却只讲“河出图”而“圣人则之”的作《易》过程，而没有涉及到洛书在这里的作用，这和刘歆的“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的观点是一致的。看来核心问题是河图。

但是，河图究竟是什么，从《尚书》中开始就语焉不详。根据《尚书》的记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这里的河图和“大玉、夷玉、天球”并列，丝毫也看不出有“河出图”（《易传》）、“河出马图”（《礼记》）、“图出于河”（《论衡》）、“龙马出河”（《尚书孔传》）等意思。只是杨雄在《核灵赋》中把“河图”和“东序”二者很生硬地联合为“河序龙马”一语。但是，杨雄并没有解释“序”字在这里的意思。

鸟柱龟鱼纹盘中的龟形图案，和其它地区相比也有了很大变化。《陕西出土商代青铜器》第一册中也收录了一件龟鱼纹盘，但是这二者相同的只是中心部分都有涡纹保持不变，（这为洛书中心构图的诞生准备了基础。）而龟的整个造型纹饰，前者远不及刘家河出土的鸟柱龟鱼纹盘。刘家河出土的鸟柱龟鱼纹盘的龟造型显然更具有艺术性，它和湖北盘龙城李家嘴墓出土的青铜盘大致是相近的。

除此之外，《日本搜储古铜精华》一书第85收《禽形蚀鱼兽带龟文盘》、第86收《鱼带龟文盘》二件铜器，龟的纹饰和造型与此大致相近。见下图：

刘家河出土鸟柱龟鱼纹盘的龟造型和陕西出土商代青铜器中的龟鱼纹盘的龟造型，见下图：

对比之下，刘家河出土青铜器上的龟，图形更趋复杂和优美，规范化的连珠纹环置四周，最外层是云纹。正是由于有了连珠纹（黑点）和涡纹和云纹（白圈）以及鱼、龟造型的出现才最终演变成为洛水神龟送来洛书的古老传说吧。中心的涡纹演变成了五个白圈按上下左右中位置排列，四周的连珠纹演变成了洛书的外层黑点和白圈，印证了结绳记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