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民国名人张璧评传》19

十七、张璧研究启示录

 

2014新年前后，当我和学术界朋友们一起聚会、辞旧迎新之时，朋友们关切地询问我“眼下正在写什么大著？”我说：“正夜以继日地研究和撰写《民国名人张璧评传》”。他们听完后吃惊地说我“一定是疯了”。在他们的印象中和知识结构中：“张璧就是个汉奸，除此之外，对他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更多”。我听完他们的答复后一笑而已，不再做任何解释。因为打破固有的成见纠正错误的观点，需要的不是再三再四的解释和说明，而是基于扎实可靠的史料考证和准确无误的档案解读，然后提出不为利益大小和舆论褒贬所左右的新说。

作为历史学家，本来我的研究领域一直局限在以西周青铜器铭文为中心的商周史研究这一范围内。在这个领域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我已经出版了十几部学术专著、发表了150多篇学术研究论文。

商周史研究之外，就是众所周知的我的海外汉学史研究。我也曾出版了四部汉学史研究著作，那只是我多年留学海外的一个附属产品而已。虽然略得同道赞许，但我并不认为我已经是汉学史家了。而且，最近以来一直忙于修订五卷本《汉学通史》的定稿，以此作为我的“海外汉学史研究票友生涯”的终结。说实话，最初我真的没有计划撰写此书。

——并非我不喜欢民国史的研究。

至少目前为止，我已经出版了《闲话陈寅恪》和《陈寅恪史事索隐》两部还算满意的民国学术史和人物传记的研究著作，但我以为我的“民国史研究的票友生涯”该到此为止了。一次意外地朋友聚会上，我认识了张璧的一位后人。于是，我们就张璧和大成拳的关系，展开了认真的谈话。这次意外的聚会激发起了我撰写张璧研究传记的强烈想法。

我因为不足月出生，所以从少年时代患软骨病、抽疯和长期腹泻，致使体弱多病的我三岁以前因为随时处于死亡的边缘，连个照片也没有。小学体育课几乎是免修的。从上小学四年级开始，我拜访多位名师，学习意拳（又名“大成拳”）和陈氏太极拳。每天锻炼，坚持不懈。长期的锻炼，使我体质得到了彻底的改善。从高中毕业后的1981年至今，三十多年来，我没有生过病、住过院。连感冒发烧也很少出现。意拳和陈氏太极拳的练习，培养了我坚韧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

——而意拳正是在张璧的发掘和支持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我在《武魂》上的长篇连载论文《意拳史上若干重大疑难史事考》论文中，就已经明确地阐述了张璧对意拳的巨大贡献。张璧后人曾通读了我发表在《武魂》上的长篇连载论文《意拳史上若干重大疑难史事考》。那里面对张璧和意拳（又名“大成拳”）关系的研究，以及张璧在日伪政权下的政治表现的客观申述和研究，以事实为依据，打破了国内学术界的一些定论。我实在没有想到我的那组系列考证论文居然会引起张璧后人的如此关注。于是，我觉得由我来撰写国内外第一部研究张璧的个人传记，责无旁贷。这便是此书出现的缘由。

但是，张璧的资料实在太少又太难找了，君不见著名的多卷本《民国人物传》一书，该丛书中收录了上千名民国名人的传记，比他地位、影响、贡献等等差很多的人全已经被写入了该系列丛书中。但是张璧传记却无人承担。因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只知道他两点，即赶溥仪出宫和天津事件而已。其他几乎一概不知。我在撰写本书过程中，甚至觉得现代人的他，保存下来的资料居然比几千年前的商周天子和大臣们的史料还要少！我不得不翻遍各种民国史料、档案和电报，沙里寻金、海里捞针般的苦苦求索。

史料既然如此之少，国内学术界对于张璧的认识出现重大误解也就在所难免了。让我们以百度为例，加以分析说明：

我在百度上搜索“张璧”，得到的结果是：

张璧这厮文武双全，早年就读保定士官学校，蒋百里的弟子。后来张璧追随孙中山，参加了辛亥革命及其后的讨袁护国战争，官拜“北方招讨使”。招讨使这个官衔，始设于唐，是一级军事主官。宋将岳飞曾就任过河南招讨使。现在看来，招讨使相当于“先遣军司令”一职。由此可见，此张璧先生，早年在同盟会就不是一具小人物。基督将军冯玉祥入京后，张璧曾任北京警察总监，曾协同冯部鹿钟麟将军驱逐溥仪出宫。当汉奸的历史也早，早在一九三一年，他就在天津为日本人效力，是天津势力最大的汉奸。光复以后，张璧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死在国民党政府的大牢中。

在百度上搜索“天津事件”，得到的结果是：

天津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天津制造的一连串挑衅事件。1931年11月8日，驻天津日军袭击市公安局、市政府及省政府，策动汉奸李际春、张璧组织游民千余人发动武装暴乱。天津市当局宣布戒严，拘捕61人。9日，驻天津日本领事借口1名日军排长被中国士兵打死，下令日军在闸口炮击市区。同日张学良通电南京向蒋中正报告日军策划天津暴乱的经过。26日，,日军又一次袭击省，市政府电话局等单位，提出中国军队撤出天津，绝对取缔抗日活动等无理要求。此一连串事件总称为“天津事变”。

再看看一些描写张璧在天津活动的网络文章：

    1932年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将于学忠(1890～1964)所任的平津卫戍司令

职务与王树常所任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对调。在这个明令发表之前，天津地方的局势

十分紧张。日本侵略者利用汉奸张璧、郝朋纠集地痞流氓四百余人，组织起便衣队。这

伙民族败类借日租界为掩护，每天窜到街面上鸣枪恐吓、骚扰百姓。当时王树常为避免

与日军引起冲突，不敢使用正式军队弹压；而当地警察和保安队力量微薄，不足以对抗

这帮汉奸，更不能进入日本租界捕人，只能采取戒严的办法，消极防御。这又使得当地

百姓谋生维艰，小商、小贩及三轮车夫行动受阻，严重影响生计。天津地方人士因此对

王树常颇多指责。王树常对日外交软硬难施，应付困难，也很想卸职离去。于学忠上任

后，马上撤消戒严令，准许市民自由行动，并将东北军113师李振唐所部唐晋尧、周福

成两团，改穿保安队服装调进天津市内，加强警戒。他断定：日军兵力有限，并不敢与

中方正面冲突；他们唆使捣乱的汉奸便衣队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中方只要下定决心，

就可以把这伙社会渣滓彻底消灭。果然，日本人欺软怕硬。他们指使的汉奸便衣队探知

中方的决心后，即销声匿迹。

历史事实真的如此吗？我决定直接查找中日文原始档案文献，以验证真伪。

压在张璧头上的致命指控是两条：

第一条指控他是“天津事件”的主犯。

第二条是指控他“汉奸嫌疑”被抓。

两大罪状都直接指向了张璧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于是，我决定选择张璧和“天津事件”之间的关系作为我研究的突破点。

凭借着我十几年在日留学所积累下来的学术素养和人脉关系，我拿到“天津事件”发生前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桑岛致日本外务省的全部电报往来原文这些珍贵的属于当时最高绝密级别的原始档案资料，从普通电报和最高规格的加密三级电报，多达到550多封！接下来，在我每天十几个小时研读这些日文机密电报资料时，虽然经常是累得我眼花缭乱、腰酸背疼几乎要呕吐了，但是“天津事件”的真相却逐渐在我脑海里成型了。我相信中、日、台三地的民国史学者们，没有人曾经这样下过如此大的原始资料审读和考证功夫，为了一个张璧和“天津事件”！于是，就出现了本书的《张璧和“天津事件”关系考》这一章。

最核心的证据是：

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天津特别市市长张学铭二人联名给国民政府的密电，就基本上是定论了，如下：

 

查事变发生以前，即迭据密报，失意军人李际春等人受日人指使，招集便衣队千余名，在日租界蓬莱街太平里六号设立机关，以李为总指挥，拟于八、九两日在津密谋暴动，等情。经即与驻津日领交涉，要求将张璧引渡，以遏乱源，业经日领许可。乃我方特务会同日警前往拘捕时，该犯业已事先逃避。

这一点极其重要！即：

——“天津事件”真正发生前，张璧得知他策划的“天津起义”已被泄露，张学良下令警察前来日租界抓捕他，他在得到消息后已于事发前就离开了天津。

尤其让我们再看看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桑岛总领事发给日本外务省的那封绝密文件 “第553号密电”的内容：

 

而モ張璧カ學銘ニ買收サルタル旨牒報アリシヲ以テ、七日序ヲ以テ、軍側ニ對シ、萬一斯ル計畫ニ關係アラハ速ニ緣ヲ切ルコト、得策ナルヲ述ヘタルニ拘ラス、軍ハ全然之ヲ否定シタルカ、內實ハ當時既ニ八日夜十時ヲ期シ、暴動實行ニ決定シ居リ拔キ差シナラサル、破目ニアリタルモノノ如ク、一方公安局ハ、張一派モ內通アリシヲ以テ、八日警戒ヲ嚴ニシタルト、保安隊カ預期ノ通呼應セサシトニテ、李ノ集メタル便衣隊ノ活動ニ拘ラス、暴動ハ完全ニ失敗ニ歸セリ。

这段日文的中文译文为：

因为持有张璧已经被张学铭收买的密报，七日开始，对于日本天津驻屯军一方来说，万一发现他们和这一计划有关的话，就需要迅速地切断与此相关的一切联系。正如这一计划实现后所陈述的那样，军方断然否认与此相关。实际情况是当时八日夜十时为准，土肥原决定实施暴动。另一方面，张学铭一方由于在便衣队中有了内线，因此，八日全天天津使馆区警察的警戒状态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和保安队预定的防御计划相互呼应，限制了李际春召集的便衣队员们的暴动活动，致使这次暴动计划完全地归于失败了。

这封绝密的电报透露出这样最有价值的情报，即：

张璧在事件发生前私下里和张学铭取得联系，将土肥原贤二可能要发动的“天津事件”这一消息，偷偷地密报给了张学铭。这才是八日白天天津警察局和保安队保持警戒状态的直接原因。

因此，目前为止有关“天津事件”的各类著作和论文中所谓的张璧在现场指挥和带领2000多名便衣队发动暴动之说，在铁的证据面前已经失去了事实和证据支撑。

写完这一章，我感到轻松了很多，我可以负责地说：张璧和11月8日晚上十点半以后实际发生的“天津事件”是无关的，因为从11月8日到28日的全部“天津事件”发生期间，张璧不在现场。真正的“天津事件”主犯和指挥者是土肥原贤二和李际春。而张璧当时所策划的却是将张学良驱赶出天津的“天津起义”。

区分出“天津起义”和“天津事件”的本质不同，是本书作者在书中的诸多独家首倡的学术观点之一。

我再看看上面那篇描写张璧在天津活动的文章，连基本史实全不对：成立便衣队是由土肥原贤二和李际春临时出资招集而来，成立不到七天就爆发了“天津事件”，28日以后便衣队或被抓或被杀，事变结束后，便衣队在天津被彻底取缔。何谈“日本侵略者利用汉奸张璧、郝朋纠集地痞流氓四百余人，组织起便衣队。这伙民族败类借日租界为掩护，每天窜到街面上鸣枪恐吓、骚扰百姓”？又何谈“果然，日本人欺软怕硬。他们指使的汉奸便衣队探知中方的决心后，即销声匿迹”？历史名人回忆过去历史经历的文章，由于记忆的误差和衰老，可以允许出现一些时间上和细节上的差错，但是必须严谨而且需要大致符合史实，绝对不可以戏说，更不可以附带个人恩怨的胡说。

——而1931年以前出现在天津的两次便衣队骚乱，更与张璧无任何关系。不能因为他被国民政府定为“汉奸嫌疑”，就把一切都推到他的身上。

从上述的两封中、日密电中，均已证明张璧未曾实际参加十一月八日晚爆发的“天津事件”，所以应该说张璧并不是“天津事件”的当事人。

接下来，我开始查找国民政府的汉奸审判档案。从北京档案馆到天津档案馆、再到河北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很遗憾的是，这些查找活动基本上是徒劳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找到审判张璧的民国政府高等法院判决书。不过保存在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档案中对此留下了“定罪未决”这一真实的记载。

根据我对张璧生平经历的研究，我未发现他有过卖身投靠日伪当汉奸的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政府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仍然无法给他判刑定罪的原因吧。

1948年张璧猝死在国民党狱中。对他的死其实也是一个未解之迷。

准确地了解了“天津事件”和“汉奸嫌疑”的两大罪状的由来，我的张璧研究才真正开始。

首先我要感谢张璧研究的先驱者樊文稷先生！他主持编写的《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一书和他亲自撰写的《民国名人张璧》一文，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和参考价值。虽然经过我的研究和史料考证，我得出了有些与他的观点不同的结论。而且，我现在很自信地说；对于资料的占有和对于张璧史实的了解上，我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他的前面。但是，我必须承认：在本书撰写和出版之前，他主编的《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一书是关于了解张璧及其家族历史的最好的纪实文学作品。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张璧最打动我的是他在以下两次重大活动中的精彩发言和一次危机关头的挺身而出行为：

第一次是驱逐溥仪出宫。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如下陈述：

车到北府门口，我下车的时候，鹿钟麟走了过来，这时我才和他见了面。鹿和我握了手，问我： 
　　“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好！”

鹿钟麟笑了，说：“那么我就保护你。”

又说：

“现在既是中华民国，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分好好为国效力。”

张璧还说：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 
　　

而本书作者觉得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张璧的这句话十分到位！这是他长期投身革命的结果。在刚刚打倒了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之时，张璧居然最先意识到革命成功后，作为普通公民的末代皇帝也具有竞选总统的资格！他的公民意识如此超前！

第二次是当冯玉祥困于和段祺瑞的内斗而无法自拔时。

12月14日下午二点多，重新回到西北军司令部的张璧来见冯玉祥。冯玉祥就目前的局势问题，请张璧谈谈看法。张璧却对冯玉祥说：“若论私，不应请检阅使下野。若论公，非检阅使下野不能平和大局。”这是张璧出面劝说冯玉祥主动下野，功成身退，不然则天下继续大乱。可见：张璧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是超前的，也是书生气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消灭了晚清王朝以后，出现的却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局面，而非他理想中的符合孙中山建国理念的三民主义政府。他将首都政变后的冯玉祥看成了一个有着民主理念和国家利益理念的军事领导人，面对军阀混乱的局面，建议他的老上司革命已经成功，应该交出北京政权。张璧再次表现出了他的超前意识。

从他第一个明确表示给末代皇帝溥仪以竞选总统的权力，到现在劝说正在权力风头浪尖上得意的冯玉祥主动下野，我真的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铸造了他的这一如此超前的国民意识和平等人格思想？这是本书作者努力研究并希望能够给予回答的。

——谁能告诉我：军阀混乱和派系倾轧，毁掉了多少个像张璧一样拥有辛亥革命理想和军事功绩的职业军人和高级将领？！

尤其在1937年7月26日，那次危机关头挺身而出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成功地说服了日军和29军同时后撤，保护了古都旧北平免遭日寇的炮火和飞机炸弹的摧毁。他的这一勇敢的中国人的行为，怎么称赞也不过份吧。

我相信任何一个只要不是因为民国时代父辈的恩怨和派系的倾轧而对张璧持有偏见，当他知道了真实的张璧之后，一定会击节叹赏张璧的国民意识和超前思想的！这就是真实的张璧！他的国民意识和超前思想并非对他的那些革命子侄们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无论是共产党人的张秀岩、张洁清、杜文敏、张文松、张洁珣等，还是民国名人、陆军中将、警察总监的张璧，张家人骨子里都具有这一国民意识和超前思想，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了一生。

在学术研究面前，人人平等。张璧不是完人，他是个有血有肉、有错误也有贡献、有功也有过的民国名人。

笔者诚恳地劝说某些影视界和文学界的作家们，以及个别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们，请尊重历史事实，停止不负责的歪曲事实、戏说张璧的现象。文学家戏说的漫无边际还情有可原，而历史学家的如此戏说就实在说不过去了。毕竟历史拒绝戏说。让我们在严谨的学术探讨中，努力还原张璧真实的历史本来面目，认识他的“功”，也不否定他的“过”。但决不是戏说和歪曲。要知道，历史学是科学，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养就是秉笔直书、拒绝戏说。

——实际上，本书作者也像张璧一样，饱受过一些网络上的人身攻击和莫须有的非议。

从2002年开始至今十几年间，新语丝上发表了对笔者进行人身攻击和造谣诽谤的帖子，将近百篇。我若真有假、有学术不端，以新语丝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一篇足可以致我于死地，何劳百篇而我至今依然不倒？!我若全真无假，再发百篇指控我有什么“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甚至公然指控我“偷盗文物和去安徽诱奸女生”等耸人听闻的“标题党”的帖子，奈我若何？感谢党和政府、我所在的各级领导部门和学术委员会(从武汉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再到华东师范大学)对我的履历和学术论著进行的严格的学术上、政治上和品行上的审查和结论，这就是无权无势、长于草根、乞食多门的一名普通学者至今依然不倒的根本原因！因为学术打假不是打击报复，更不是网络黑社会整肃异己。因此，当我看到现当代的报刊和网络上充斥着对张璧的人身辱骂、非议和误解等“标题党”的文章时，掌握了张璧大量生平史实和原始档案资料的我，立刻对饱受他人攻击、谩骂和误解的张璧产生了同情。功不掩过，过也不应蔽功。我是幸运的，党和政府及时地审查了我、保护了我，法院也对造谣者作出了法律的正义判决。但是对于张璧的功和过，在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谁又真正地关心过他的真实的一生？谁又真正的理解过他的行为并读懂过他的思想？

无庸讳言，张璧最后猝死在了国民党监狱中。

笔者认为：他的悲剧人生说明了军阀混战和派系倾轧，制约并摧残了一个有着民国意识和超前思想的军事天才的正常发展。最初，他寄希望联合日本的势力达到反蒋反张紧紧追随冯玉祥的心愿；当日寇强权压境时，他无法挺身而出地选择投身抗日前线，而安于屈居于京、津两地的青帮团体的地位和保护之下，而暗中却资助支持他的子侄辈们走向抗日的红色革命，同时又和国军高级将领及军统上层人士保持着密切地私下交往。他以自己在青帮的威望，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在那复杂的时代是一位极其复杂的人物。张璧从一个辛亥革命的积极进步的青年陆军中将，最后背负着“失意军人”和“汉奸嫌疑”的名声离开了世界——虽然嫌疑绝对不等于定罪，但也足以说明这真的是那个时代发生的一场无可避免的人生悲剧！

2014年清明时节，张璧的侄女张洁璇、张洁珉和侄子张騄等人，携其亲属在霸州大高客庄张家祖坟所在地为他们的先叔张璧立了一块新碑，并由张洁璇的小女儿重重撰写了新碑文。该碑文言简意赅的叙述了张璧的生平。

碑文全文如下：

 

先公名璧字玉衡，霸州张氏望族之后。尚侠义，笃孝友，为人慷慨，周急济贫。早年从学北洋陆军将弁学堂，为同盟会早期会员，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蔡锷护国军，功卓授封北方招讨使。后协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任首都警察总监，逐废帝，护故宫文物。先公崇尚李耳之学，晚年主持四存学会及四存学校，创办武术班，并助乡民护河保田。铭曰：昆山之玉 霸水之灵 文通三才 武建殊功 推学问致知四存 倡武术健体大成  璧怀历史千秋事 衡量世态百年情

璇之女 重重 敬撰

 

在此还需说明：笔者治史多年，感觉最难处理的就是口述历史和家族传承历史的真伪性问题。作为京都考证学派出身的本书作者，遵照学术惯例，首先对口述历史和家族传承历史进行档案史学和文献史学的验证，然后才可以放心使用这些内容。一旦无法验证或者验证有异，则笔者一贯的态度是“宁可漏用三千，决不错用一个”。因此，治近现代史，辨析口述历史和家族传承历史的真伪，是从事近现代人物传记研究的先决条件。本书在撰写过程中，的确接触和采访过张璧的亲属和友人。但是，本书中使用的却只是为数不多的几条这样的资料，全是经过档案史学和文献史学的验证无误的准确资料。

另外，我还想说几句在撰写本书、查找档案文献时发生的一件真实的经历：为了查找起诉张璧的原始档案，我亲自曾前往位于石家庄市的河北省档案馆。我乘飞机赶到了那里，才知道因为受馆舍太小的限制，所有民国时代的高等法院档案一直临时保存在远离石家庄市200多公里的一个小山村中的库房里。天哪！在没有公交车和火车可以直达的情况下，我面临着将不得不自费打车200多公里，前往那个小山村去查看原始档案的结局。热心的河北省档案馆领导考虑到我的实际困难，当即决定打电话责成在那个小山村看守库房的工作人员，立刻代为查档，如果发现起诉书和判决书，立刻传真到石家庄市来。一时间，我真的非常感激河北省档案馆领导们的大力支持和他们如此敬业的职业道德。

最后，感谢日本学者铃木教授、田中教授在查找日本外交文献和原始档案等资料上给予我提供的极大地便利和无私地支持！

特别感谢以下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日本茨城大学图书馆、日本大阪市图书馆。

特别感谢以下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公文史料馆、北京市公安局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等地。尤其要感谢在档案馆工作的老同学和朋友，以及档案馆利用处的几位年轻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还要特别感谢晋保平先生、韩宗喆先生、董巍先生为本书顺利出版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让我再说一句：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