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根之旅 (之二)：上世紀三十年代樣本背後的故事

上世紀三十年代樣本背後的故事

刊上海市檔案局《檔案春秋》2012年第七期

刊上海《大眾收藏》2012年第三期

 

實業救國，提倡國貨，保護民族工業。這些口號別說80後青年，就是對50後中年人，也實在太遙遠了，很難想象當時是怎樣一種真實境遇，怎樣一種熱血激情。

去年我在上海收集到我祖父章榮初上世紀三十年代開設的上海印染廠和上海紡織印染廠一批產品樣本，這些歷史文本，將七八十年前民族工業的拚搏掙紮、中國人民的愛國呼號，那麼真切地、那麼貼近地呈現在我們麵前。讓我們觸摸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國難當頭、民族存亡的脈搏。

圖一是上海印染廠1932年的產品樣本。封麵上除了一般性廣告文字「花樣新穎，色彩鮮艷，堅牢，耐用，上海印染公司出品」之外，突出的是四個鮮紅大字「國貨之光」。下麵三份之二版麵，是一幅畫成桑葉的中國地圖，地圖上朝鮮和東北的位置，有一條蠶蟲正在啃食蠕進，一角寫著「蠶食中國，痛心」。封底的「上海印染有限公司貢言」寫道：「愛國的大帽子並不硬派給你公頂，隻望你精審著出品加以論評，這一點心血形成奮鬥來的結果，究竟有沒有盡力提倡的可能，然而中國興衰存亡的運命啊，都在你這一瞬間的同情。」

圖二是上海紡織印染廠1934年的樣本，封麵畫了一幅母鳥餵雛圖，寫著：「中國幼稚的工業，要望大家來提倡，與這嗷嗷待哺之圖一樣的情景。」

歷史已經過去七十多年，但前人奮發抗爭的精神永遠不會消逝，讓我們來看看這些發黃的文本背後的故事。

章榮初(1901-1972)，出生於浙江省吳興縣菱湖鎮(今湖州市南潯區)，1918年到上海當學徒，1924年開設華豐祥棉布號，1928年買下上海楊樹浦華德路17畝土地，開設了中國第一家華資印染廠——上海印染廠 (現長陽路長陽新苑和榮豐花園)，此前英資綸昌印染廠獨家壟斷中國印染業。

當時的中國，國弱民窮，民族資本猶如巨石下的幼草，沒有完善的法律保障，外資控製著中國的經濟命脈。

中國民族資本大多被外資扼殺在萌芽狀態，眼看上海印染廠欣欣向榮，綸昌印染廠向章榮初提出兼並。

章榮初在回憶錄《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1963年手稿，未出版)中寫道：                       

1930年5月﹐英商綸昌印染廠買辦馬家訓打電話給我﹐說他們英國大班要到我廠裡來參觀﹐這時上海一共隻有兩家印染廠﹐一家是我的上海印染廠﹐另一家就是英商綸昌印染廠。來者不善﹐與六百萬英鎊資本的綸昌相比﹐我的廠隻是個英商巨掌下一棵小草。

過了幾天﹐馬家訓陪綸昌大班阿司登到我廠來參觀﹐我帶他們看了一遍﹐之後招待他們吃茶點﹐英國大班問我﹕

「你廠有多少資本﹖」我說﹕「二十五萬。」他聽了輕蔑的冷笑一聲﹐接著這位大班說﹕「我們綸昌資本是六百萬英鎊﹐你這二十五萬﹐在我們綸昌角落裡掃掃﹐恐怕也不止這個數目。」當時我心裡很氣憤﹐氣憤他們看不起中國人，決心要爭口氣堅持下去。

他們參觀以後﹐大約一個禮拜光景﹐姓馬的買辦約我到他家去吃茶點﹐說有件事要談談﹐我問他﹕「那英國大班在不在﹖」他說﹕「隻有我們兩個人﹐沒有其它人。」我就去了。他談話的主體是講我二十五萬資本是不夠的﹐這麼小的資本很危險。他提出由綸昌向我廠投資﹐仍由我擔任總經理，給我600元一個月工資。我毫不考慮﹐很乾脆地拒絕了他。

老奸巨猾的英帝國主義﹐當然不甘心。不到一個月﹐綸昌印染廠就開始對我進行打擊。那時印花布價格每疋四兩五錢銀子左右﹐憑良心講﹐他們的產品的確比我們的好﹐所以我的賣價每疋比他們便宜一﹑二錢。雖然我比他們便宜﹐每疋還可以賺五錢左右﹐一天生產一千疋﹐就有五百兩銀子利潤。不料綸昌為了打擊我﹐開始自動惡性跌價﹐從四兩五錢陸續下跌﹐不到兩個月就跌到二兩八錢﹐在這種情況下﹐我非但沒錢賺﹐即使和他們一樣價格﹐每疋也要虧本一兩銀子﹐每天虧本一千兩銀子。

章榮初拒絕英資兼併後，綸昌聯合當時上海最大的貿易公司日資三井商社，發起削價攻勢。1930年5月16日祖父在《申報》發表「勸告本埠疋頭業勿定外貨宣言」，呼籲﹕

定外國貨是害多利少的生意。推銷國產布疋是諸位同業的責任﹐國貨價廉物美﹐為什麼還要去買外國貨呢﹖我們疋頭界﹐凡是外國有的貨色﹐我們中國已有相當的代用品﹐而且國貨價廉物美﹐為什麼我們還要去買外國貨呢﹖

 (一) 做白貨疋頭的﹐有完全華資開設的申新紗廠﹑永安紗廠﹑厚生紗廠﹑恆豐紗廠等﹐所出的棉布﹐都能夠使我們滿意的。(二) 做花色疋頭的﹐也很多很多﹐如各種綿織品﹐元直貢﹐嘩嘰﹐皺紋呢等﹐國內各華商布廠﹐都有很好的出品。(三) 做染色布疋頭的﹐有達豐﹑洪章等﹐完全華資的染織工廠﹐而出品也非常精良﹐足以代替外國貨。至言印花類﹐則範圍較廣﹐如印花直貢﹑印花失丁(斜紋)﹑印花絨(若中柄﹑大柄﹑小柄)﹑印花花標﹑印花手絲布等﹐則有上海印染廠出品﹐貨身堅牢﹐花樣鮮艷﹐可與外國貨並駕齊驅。我們疋頭界除了上麵三種以外﹐其餘唯佔少數而已。我們中國既有了這樣很適當的代用品﹐諸公以後儘可勿買外國貨了。

我希望大家起來快快來補救﹐凡是我國的廠商﹐原料務必要用得好﹐工作要認真﹐開銷要節約﹐那末就可達到中國貨勝於外國貨的目的。我國廠商趁這個抵製外貨的機會﹐使國貨普及全國﹐使人人腦海中充滿國貨的印象﹐何必抱敲竹杠的自殺主義呢﹗總之﹐要救中國﹐端賴提倡國貨﹐以鄙人管見所及﹐須要解除兩個困難﹔其一是改良國貨出品﹐使得人人滿意﹐其二是價鈿要抱永康主義。

諸公啊﹐在這千鈞一髮的中國裡﹐大家須要覺悟了﹐我以十二分的誠意來忠告諸公幾句話。疋頭界一致來提倡國貨﹐請疋頭店家的進貨先生﹐將提倡國貨的心﹐常印在腦海裡。

湖州同鄉、著名報人楊清磬﹐也在《新聞報》仗義執言﹐並將銀行家鬱震東和沈仲毅【註1】介紹給祖父，進行增資擴充，上海印染廠苦撐數月，終於不敵英日資本的強大聯盟，在1930年11月13日倒閉。

章榮初再度從為人做加工業務開始，把債務逐步清償，他在回憶錄中說：

1931年賺了三十七萬兩銀子﹐1932年正月﹐我一家家去拜訪債權人﹐還清一半債務，向他們道歉。消息不脛而走﹐兩三天就傳遍了上海後馬路銀錢同業【註2】﹐臭名聲變成了好名譽。

我又寫了一封信給上海銀行經理陳光甫﹐講了一大套銀行應該支持工業的大道理﹐去信後第三天﹐陳光甫來電話叫我去談談﹐我談了創業的經過﹐他非常支持我，他說：「人生在社會有一真正快樂之事，那就是樹一目標，創一事業，達到目的地，並且成功。此種快樂是從艱險困苦中得來的，因而更為持久，更有紀念價值。」他問我有什麼要求﹐我提出把印染廠廠基向上海銀行做五十萬抵押﹐陳光甫立即答應﹐關照李芸候照辦。

經過上海銀行這筆押款成功之後﹐我在外麵名譽更好了﹐不久金城﹑大陸﹑中南等銀行都送往來透支摺子來﹐一下子銀錢業和我往來的就有三十多家，到年底還清了所有債務。

 當時青年實業家32歲，中年銀行家52歲，他們的友誼一直維持到五十年代，陳光甫離開上海後將自己的住宅愚園路1075號交給章榮初。1932年初，上海印染廠重新站了起來，又買進隔壁的50畝土地，工廠擴充到紡紗、織布、印染，成為全能紡織廠。

風雲突變，1931年9月18日，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了整個東三省。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日軍進犯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抗戰。

這是何等危急的國情，中國人民麵對咄咄逼人的侵略者；這是何等艱難的時局，民族工業身受外資列強的壓榨。

1932年上海印染廠重開後的這份產品樣本，對國貨的大聲呼籲，對國難的痛心疾首，它豈止是商業樣本，也是一份民族工業的宣言書；它豈止是推銷產品，更是一份愛國主義的宣傳品。

實業救國，提倡國貨，這些呼籲絕對不是為了個人賺錢的私利，民族工業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與民族存亡緊緊相連，這是膚淺的階級鬥爭理論絕對解釋不通的。

上海印染廠重上軌道後，1934年6月更名為上海紡織印染廠，成為當時上海最大的棉紡企業之一。1934年底，英、日兩家故技重施，再次聯合打壓，上海紡織印染廠負債600萬，再度倒閉。

章榮初在1933年初經黃炎培推薦，成為「海上聞人」杜月笙的「學生」，加入恆社。恆社上層組織為十九人理事會，其中九人為常務理事，杜月笙自任理事長。祖父1934年起成為恆社九名常務理事之一。

1937年2月上海紡織印染廠的債務在杜月笙調停下得以解決，重新開工，但不到半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發動「蘆溝橋事變」，華北告急。8月13日上海「八一三事變」，中日兩國百萬軍隊淞滬會戰，中國全麵抗戰開始。在「八一三」戰火中，上海紡織印染廠被日軍占領，產業大半被毀。

在風雨飄搖的歲月，在山河破碎的年代，章榮初的企業，十年之中三起三落，這就是中國民族工業崎嶇竭蹶、坎坷奮鬥的歷程。直到1938年開設榮豐紗廠，終於站穩腳跟，成為上海十大紗廠之一。

我今日撫摸著這幾本紙張發黃的樣本，仿佛又回到了民族掙紮求生，工業頑強奮進的年代，仿佛又回到了敵寇戰火紛飛，全民團結抗爭的年代。

今天設計時尚、印刷精美的產品樣本或廣告，我們見得太多了，但有誰見過這樣和國家休戚與共的企業文化？這樣和民族血濃於水的產品介紹？

我們前麵這幾份無聲無息的樣本，是活的教材，告訴我們，沒有強大的民族工業，國家興盛是一句空話，而沒有國家的強大，我們的民族工業隻能是外國資本腳下的枯草。

                                                   2012年1月28日

                                                 「一二八」八十週年祭記於香港

附記：這些舊物原為上海文物收藏家黃振炳先生所收集。黃先生見到我《從杜公館說起》一文，通過雜誌社找到我，他將此無償贈予，他說：「在我這僅是一項目收藏，對你則是物歸原主。」黃先生深情厚意，特此銘謝。

                                                          

【註1】楊清磬 (1895-1957)﹐湖州人﹐著名畫家。二十年代末與王一亭、朱屺瞻、潘天壽等組織藝苑繪畫研究所﹐並和徐誌摩、陳小蝶一起主持美術刊物《美週》。1956年應聘為上海中國畫院畫師﹐1957年逝世。

鬱震東﹐寧波銀行家﹐時與於右任﹑杜月笙﹑錢新之等同為復旦大學校董﹐其父鬱豈生與清末企業家張謇合作創辦南通大生紗廠。1949年後鬱先生一貧如洗﹐由章榮初照顧﹐六十年代逝世。

沈仲毅﹐寧波人﹐招商局上海分局局長。抗戰時南京淪陷後﹐大量機構和物資向重慶轉移﹐就是由民生輪船公司經理盧作孚﹐和招商局副總經理﹑上海輪船業公會主席沈仲毅主事完成。

【註2】當時南京路俗稱大馬路﹐南京路以北的天津路和寧波路東段﹐集中了上海中小銀行﹑錢莊一半以上達90餘家﹐稱為「後馬路」。

從租界遠望虹口的戰火

虹口的日軍司令部 (現在還在)

上海商業銀行創辦人陳光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