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之旅 (之八)：一个民族资本家的抗战自叙

挣扎和期望：一个民族资本家的抗战自述

刊上海市檔案局《檔案春秋》2015年第五期

【本文部分内容和 “寻根之旅 (之四、五)” 重复】

抗戰勝利七十週年了﹐我在此將我祖父章榮初回憶錄中抗戰時期的記敘整理編撰﹐為那個時代作一個見證。

    章榮初(1901-1972)出生于浙江湖州菱湖鎮小商家﹐那年頭的浙江鄉村﹐幾百年來經濟和生活幾無進步。章榮初十八歲(1918年)﹐隨姑夫來到上海「學生意」﹐1924年在上海開了自己的棉布批發號﹐1928年底開設了中國第一家華資印染廠「上海印染廠」﹐當時上海的印染業為英資綸昌一家壟斷。「上海印染廠」經歷了英資日資聯合打壓﹐先後兩次倒閉再挺起﹐最後在上海商業銀行經理陳光甫為首的華資銀行家支持下﹐不但站穩腳跟﹐而且成為紡織印染的全能棉紡大企業「上海紡織印染廠」。1938年他再開設榮豐紗廠﹐成為上海紡織業十家大企業之一。

他創業的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國飽受列強尤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艱難歲月﹐他在1963年留下的十五萬字回憶錄《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手稿未出版)中﹐有相當篇幅寫到抗戰時期的掙扎和期望。

一  國難當頭  同仇敵愾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蠶食了整個東三省﹐國民政府無力應戰﹐中國民眾反日情緒高漲。

1932年「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血戰淞滬﹐上海沸騰了﹐各界積極支援前線﹐申報董事長史量才和「上海皇帝」杜月笙發起組織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史量才任會長﹐杜月笙和社會活動家黃炎培為副會長﹐組織戰地服務團﹑難民收容所﹑臨時醫藥所。

這年三月﹐章榮初由身為杜名譽秘書的黃炎培推薦﹐拜杜月笙為師﹐加入杜月笙自任理事長的「恆社」,1934年成為「恆社」九名常務理事之一。

章榮初出錢出力﹐除了積極參與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的支前活動﹐更是湖州籍同鄉會「湖社」的中堅份子。「湖社」是1924由湖州籍人士戴季陶、陳果夫、潘公展、楊譜笙組織的同鄉會﹐抗戰爆發，湖社是上海最早投入救亡工作的社團。湖社出版的《湖州月刊》，宣傳抗日，九一八之前，就發表了《日本田中内閣侵略满蒙的政策》、《日本侵略中國大事年表》、《告社員同鄉書》等，呼籲民眾覺醒抗日。章榮初和戴季陶、潘公展、陳果夫、陳立夫、錢新之、蔡聲白、湯濟滄等十人擔任《湖州月刊》编委。(方福祥「上海湖社的抗日救國活動」《上海師範大學學刊》)

章榮初把自己強烈的愛國情感﹐發揚在企業文化中。   

1932年上海印染廠的產品樣本﹐封面突出四個鮮紅大字「國貨之光」。下面三份之二版面，是一幅畫成桑葉的中國地圖，地圖上朝鮮和東北的位置，有一條蠶蟲正在啃食蠕進，一角寫着「蠶食中國，痛心」。

1937年8月13日﹐國軍87師﹑88師和36師向日軍發起進攻﹐打響了抗日戰爭第一場重要戰役「淞滬會戰」。這是中國軍隊第一次主動出擊﹐雙方共投入約100萬軍隊﹐在江灣、虹口﹑閘北各處展開激戰﹐中國全面抗戰由此開始。

「八一三」事變爆發當日﹐章榮初正在家鄉菱湖參加三弟章榮珊的婚禮﹐聽到消息﹐星夜趕回上海。8月14日﹐章榮初冒着砲火﹐只身趕到位于楊樹浦的上海紡織印染廠﹐給一千五百多工人發遣散費﹐讓工人儘早逃難﹐四散而去。(詳見《檔案春秋》2012年第八期筆者「毋忘八一三」)

章榮初帶領全家幾十口人﹐和幾家從上海來避難到菱湖的朋友﹐共百余人﹐在浙北山區輾轉躲避戰火一個多月﹐一路上受盡土匪強盜和地方惡霸的敲詐勒索。11月11日，上海守軍最後撤出南市，華界全部淪陷﹐因當時日本尚未和歐美宣戰﹐不能進入租界﹐租界成為一片焦土戰區中的「孤島」。

章榮初的上海紡織印染廠在楊樹浦華德路(今長陽路榮豐花園)﹐他在《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記敘﹕

「八一三」之後﹐整個廠全部被日本侵略軍佔領﹐倉庫裡所有原料和成品被這些強盜一把火燒了﹐此後好幾年得不到消息。

當時每想到上海印染廠自1928年創辦以來﹐兩次被英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所打垮﹐這次又被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略所佔領﹐半生心血付諸東流﹐真是義憤填膺﹐憂心如焚﹐內心的痛苦無法形容。

 

二  孤島時期  如履薄冰

章榮初的上海紡織印染廠已被日軍佔領﹐幸虧在「八一三」前夕﹐章榮初剛買下一萬五千紗錠的紡織機器﹐放在匯山碼頭倉庫﹐還來不及運輸﹐戰爭就爆發了。戰事稍息﹐章榮初就設法把這批機器運到租界﹐1938年着手組建榮豐紗廠﹐這是他事業的顛峰﹐他和總經理韓志明約法三章﹐承諾絕不干涉經營管理和人事聘用﹐工廠在韓志明管理下發展得很好。

有一日廠長來告訴章榮初﹐廠裡有個秘密抗日組織﹐負責人是一個叫余紀一的工人﹐這兩天要帶幾個人離廠參加新四軍﹐韓總經理猶豫不決﹐廠長請章榮初把此事報告日本巡捕房﹐他說﹕「等日本人查到﹐我們就完了。」章榮初對廠長說﹕「如果我去報告日本人﹐那我就是漢奸﹐你張隻眼閉隻眼﹐隨他們去你不要管﹐有事我承當。」過了幾天﹐果然有幾個工人辭工走了。                            

但余纪一(1911-2010)其實不是一個普通的工人。他1931年在上海参加中共，經常來往于上海和家鄉皖南﹐在上海期間，以榮豐紗廠工人為掩護，1939年6月他奉命離開上海﹐去淮南根據地任新四軍第二師聯絡部長。解放後组建浙江省委統戰部，歷任浙江省統戰部長、政協副主席、人大副主任等職。文革後復職統戰部長、政協副主席。2010年以百歲高壽謝世。

    1939年 5月6日﹐汪精衛逃離重慶到上海。9月5日汪精衛在愚園路「汪公館」召集汪偽國民黨六届一中全會﹐成立國民黨偽中央。12月30日汪精衛在香港發表「艷電」﹐與國民黨﹑國民政府決裂。12月31日，汪精衛、周佛海等人在《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日汪密約)簽字。

當時章榮初的家在離「汪公館」不遠的愚園路1352弄聯安坊﹐他的企業中央印染廠就在馬路對面的1341號。

1939年我住在愚園路聯安坊﹐九﹑十月間某一天早晨﹐忽然有一個穿普通西裝的日本人到我家裡來找我。他說﹕「我是極司非而路憲兵隊的﹐憲兵隊要你去一趟。」我聽了嚇得臉都白了﹐心想這次大禍臨頭了。「極司斐而路76號」特工總部﹐是抗戰時期令上海人心驚肉跳的特務機構﹐家裡人都驚慌失措﹐他說﹕「你不要怕﹐問幾句話就讓你回來。」

由漢奸李士群﹑丁默邨設立的「極司斐而路76號」特工總部﹐是抗戰時期令上海人心驚肉跳的特務機構。

我只好跟他到極司斐而路憲兵隊﹐在一個房間內坐下﹐從早晨八點等到十點半﹐這個憲兵與另一個日本人進來了﹐這個日本人問我﹕「你叫章榮初嗎﹖中央印染廠是你開的嗎﹖」我說是的。兩個日本人嘰哩咕嚕講了幾句日本話﹐然後帶我去的日本人就陪我回家了。此後一連幾天﹐他幾乎天天來﹐見我客廳裡掛的我父親遺像還像模像樣鞠個躬﹐我實在不懂他玩什麼花槍﹐終于有天他對我說﹕「法租界有一個某某醫生你認識嗎﹖」我說不認識。他又說﹕「你是不是可以幫我們一個忙﹖你請他出診﹐到你家裡來看病﹐我有事情要問問他。」到這時候﹐我方始知道他是要利用我。

我裝得很鎮靜地問他﹕「為什麼要我請他到這裡來﹐你自己不可以到他家裡去嗎﹖」他說﹕「去是可以去的﹐你能夠請你來﹐讓我少跑一趟了。」那時候日本人的勢力還不能進入租界﹐沒有辦法去租界抓人。他要利用我把醫生騙到我家裡來﹐才可以下手。我聽了他這樣講﹐心裡又急又怕。

我說﹕「讓我考慮一下﹐我今天有重要事情馬上要動身到杭州去﹐明天回來﹐你後天來商量一下再決定好嗎﹖」他說好的﹐就走了。

他走了以後﹐我想這醫生一定是抗日志士，日本人要我幹這賣國害人的勾當﹐我怎能被他利用呢﹖但是在敵人控制之下﹐又有什麼辦法呢﹖再一想日本人勢力既然還達不到租界內﹐那麼三十六計走為上﹐決定馬上搬走。於是我立即坐汽車到天津路榮豐紗廠辦事處﹐馬上派人去找房子﹐倘若一時找不到房子﹐就是住客棧也要搬出來﹐決不能再住在聯安坊了。

同時叫家裡人先作準備﹐不要張揚﹐下一天﹐就在環龍路(現南昌路)襄陽路東面﹐找到一所沿馬路的三層樓大洋房。就在這一天用自己的汽車﹐再借了幾部汽車﹐先把所有家裡人統統搬出去﹐然後在夜裡用榮豐紗廠與中央廠的卡車﹐把整個家全部辦到環龍路﹐一天一夜全部搬空。

搬完後的下一天﹐這個憲兵又到聯安坊﹐看見人去樓空﹐馬上走到對面中央印染廠﹐問他們章先生哪裡去了﹖他們說不知道﹐這個憲兵非常惱火地說﹕「叫你們老闆馬上到憲兵隊來﹐不來我們要來捉了﹗」廠裡回答他說﹕「章先生到香港去了﹐可能要幾個月﹐也可能要一兩年才回來。」日本人只好走了﹐此後我再不敢到中央廠去。

章榮初為躲避日寇﹐1939年10月搬離淪陷區愚園路﹐在搬家找房子時﹐法租界愛麥虞限路74號美僑俱樂部正在興建﹐1940年底﹐由於戰事緊逼﹐完工後美領館將房子出售。1941年章榮初以四百根大條(4000兩黃金) 買下了愛麥虞限路74號——即今日紹興路54號。

三  日寇橫行  如此「共榮」

當時章榮初的兩個主要企業，上海紡織印染廠處在閘北淪陷區，流動資產包括原料成品等340萬元，被日軍掠走。榮豐紗廠則在租界。

上海紡織印染廠在1937年八一三抗戰後﹐被日本軍佔領了四年之久﹐在這期間我始終沒有進廠去看過一次﹐音訊全無。

1941年二﹑三月間﹐忽然接到日商裕豐紗廠來電話叫我馬上去一次。我去了，與該廠總經理菱田逸次談﹐他態度非常生硬﹐命令式地對我說﹕「你這家上海紡織印染廠﹐我們是受軍部委託在經營﹐現在決定把你廠作價三百萬買下來﹐我們雙方訂一張買賣協議書﹐你把廠裡的道契(當時地契叫道契)以及你公司董事會的全權委託書拿來交割。」

我聽了菱田逸次這麼講﹐心裡盤算﹐現在整個工廠都被日本軍部佔領﹐一切都是他們囊中之物﹐收回是沒有希望的﹐強制收買我也不敢不答允。但此後卻沒了下文﹐聽說是日軍軍部不批准﹐後來才知道﹐日本人對中國工商業有一個全盤吞併的計劃。

抗戰前上海紡織業中﹐由三井﹑三菱﹑住友三大集團控制的日資幾佔一半。其中最大的日資紗廠是「內外棉紡織株式會社」﹐裕豐紗廠僅次於內外棉﹐1914年由三井洋行屬下的「大阪東洋紡織株式會社」在楊樹浦路2866號建立﹐1935年獨立定名為「裕豐紡織株式會社」。該廠的「仙桃牌」棉紗和「龍頭細布」，是當年上海馳名的產品。和大部份日資企業一樣﹐裕豐也是日本侵華的死硬支持者﹐1943年日本實行「獻鐵運動」，上海日資紗廠毀50萬紗錠機器，捐給軍方鑄武器。裕豐將所有舊設備作為「戰備廢鐵」捐給軍部。

解放後裕豐紗廠改為上海國棉十七廠﹐文革中出過一個「造反英雄」王洪文。近年﹐原址得到保護﹐改為「上海國際時尚中心」，多少保留了些許昔日風采。

到1941年七八月的某一天﹐我接到日本「興亞院」的通知﹐叫我去開會﹐說是為了解除「軍事管理」﹐發還兩廠。那時候我思想上很大波動﹐去還是不去﹐我去也怕﹐不去也怕﹐最後我想能夠發還工廠總是好的﹐況且在他們手掌中﹐不去也不行﹐還是去了。

「興亞院」是日本近衛內閣在1938年9月成立的﹐作為日本侵略者管治中國占領區的總機關﹐替代軍部的統治﹐直屬日本內閣﹐推行所謂「東亞新秩序」。「興亞院」沒收淪陷區華人大企業﹐合併中小企業﹐將資源集中供應侵華日軍。「興亞院」的調查機構﹐為軍部提供情報。1942年11月日本把中國淪陷區組成所謂「大東亞省」，與「興亞院」合併。

我到了那裡﹐看見人很多﹐都是被佔領的工廠的老闆﹐共有一百七十幾家。

當時會場裡有一個簡單的講臺﹐下面有很多桌子﹐每隻桌子預先貼好某某廠的名字﹐還放着筆墨印泥等等。

每個工廠去一人﹐我就在貼有「上海紡織印染廠」條子的桌前坐下。開會的時候一個日本人在上面嘰哩咕嚕講了一大套﹐原來所謂解除軍管﹐發還工廠﹐並不是真的把工廠發還給原業主﹐而是由興亞院指定與一家日本廠「合作」﹐他講完﹐會場裡的工作人員向每隻桌子分發一份文件﹐就是所謂「合作協議書」﹐全部是印好的日文﹐看不懂內容﹐後來知道是我以工廠的固定資產作為投資﹐他們負責流動資金﹐名義上各佔股份一半﹐但經濟權﹑營業權都歸日本廠家掌握。

我上海紡織印染廠的合作對象是裕豐紗廠﹐經理就是菱田逸次﹐我方面不能派一人﹐任何事都不能過問﹐這所謂「合作」﹐完全是一句空話。

我見旁邊的永安紗廠總經理郭順帶了翻譯﹐簽了字蓋了章﹐我也就用毛筆簽了字。

我問菱田是否可以去廠裡看一看﹐他說﹕「可以﹐不過你要先打電話到裕豐聯係。」後來我幾次要去﹐他們都說「過幾天﹐過幾天。」拖到半年之後﹐方始同意我去﹐由一個穿西服的日本人陪同走了一圈﹐不管我問什麼﹐他都回答「不知道」﹐我看到廠裡原物料很少很少﹐以前很多機器設備﹐也少了大半。看完之後﹐連坐也不叫我坐﹐就帶我到大門口送我走﹐我很心酸，我自己的廠，現在我變成了外人。

在名為「合作」﹐實際連過問都不准問﹐廠裡也沒有如協議書規定的把每年報告書送來﹐因此我完全被隔離了。

上海紡織印染廠自1928年建立﹐到1937年淪陷敵手﹐資產一半毀於戰火。1937年八一三到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四年「孤島」時期﹐是抗戰最艱苦的歲月﹐日本為了戰爭的需要﹐把上海淪陷區的經濟緊緊地綁在了日軍的戰車上。

1941年1月6日﹐汪偽政權在日本一億日元支持下成立偽「中央儲備銀行」﹐周佛海﹑錢大櫆為正﹑副總裁﹐並設日本顧問室。「中央儲備銀行」總行成立後兩周﹐上海分行在外灘15號原中央銀行原址開始營業﹐該行主要業務均在上海辦理﹐錢大櫆兼上海分行經理﹐副經理汪仲陶﹑邵樹華。

我的榮豐紗廠規模較大﹐兵荒馬亂時代﹐頭寸一直很緊﹐幣值天天貶值﹐能夠借到錢﹐就是賺錢。1941年春天﹐我經金城銀行經理殷紀常介紹認識了中央儲備銀行副總裁錢大櫆﹐殷紀常說﹐錢大櫆的女人「三奶」人稱黑牡丹﹐是錢大櫆在大連當交通銀行經理時勾搭上的妓女﹐錢對她百依百從。

一天下午我帶了一百聽「茄力克」香煙﹐幾件很漂亮的女式衣料去錢家﹐這房子以前金城銀行經理周作民的住宅﹐現在已被錢大櫆佔用。錢大櫆和「三奶」一定要我留下吃夜飯﹐後來客人越來越多﹐開夜飯時有三桌客人﹐女的都打扮得妖形怪狀。吃了夜飯﹐錢叫我到另一個房間裡去吃鴉片煙﹐不一會﹐這位「三奶」也進來了﹐坐在錢大櫆煙榻旁邊﹐對我說﹕「章先生﹐你要做一千萬押款嗎﹖」我說是的﹐請三奶幫忙﹐錢插嘴說﹕「一千萬數目太大﹐一二百萬也許可以商量。」錢大櫆講好之後就到外面一間去了。三奶就靠在煙榻上﹐對我說﹕「章先生﹐你叫我幫忙﹐你怎樣謝我﹖」

我說﹐三奶你講吧。她說﹕「我怎麼可以講呢﹐多做點﹐少做點﹐要看你自己的。」這句話我懂﹐你送她好處多點﹐押款也可以多做點﹐送得少做得也少點。我考慮一下對她說﹐送你五厘吧。就是一千萬押款送她五十萬﹐她笑嘻嘻地說﹕「那我叫三爺替你做四百萬押款吧。」我實在啼笑皆非﹐這樣開門見山地要錢﹐我倒沒有見過﹐難道不怕難為情嗎﹖講好後﹐我走到外面一間﹐後來我臨走時錢大櫆對我說﹕「三奶答允你做四百萬﹐那麼你明天來做吧。」

到下一天﹐我把押品文書準備好﹐到儲備銀行去辦押款手續﹐先到錢大櫆那裡去拿了一張經他同意的字條﹐到樓下業務處辦手續。哪裡知道又有一道要錢的關口﹐有個副經理叫邵樹華﹐很客氣地對我說﹐為了辦手續﹐我們要把你的押品(棉花倉庫棧單)去檢查一下﹐還要估估價﹐今天是來不及的﹐至少要等一個禮拜。我一聽之下﹐心裡恐慌起來了﹐這批棉花貨款只付了小部分﹐其餘要等這筆四百萬押款做好後再去付﹐怎麼可以等一個禮拜呢。我與邵樹華商量﹐請他幫幫忙﹐我說今天就要派用場﹐邵說既然你這樣要緊﹐讓我們再商量商量﹐明顯得很﹐這是他伸手要錢。我不得不暗暗對他說﹕「請你幫幫忙﹐我有數的。」他說﹕「有數是怎麼樣﹖」我說送你五萬元﹐他說這筆交易是錢副總裁交下來的﹐否則的話﹐我們要一成﹐後來我只好給了十萬元了事﹐當天把押款做好了。

這位「三奶」，本名黄慕蘭，原是人稱「黑牡丹」的大连名妓，錢大櫆在交通銀行大連分行任經理時勾搭上﹐錢與日本關東軍往還密切，日本人把他推薦給周佛海﹐掌控偽中央儲備銀行。

三奶隨錢大櫆到上海，招搖過市﹐錢家的揮霍和三奶的囂張，上海灘人所共知，人神共憤。

錢大櫆家裡生活的奢侈浪費真是一言難盡﹐每頓夜飯至少三桌﹐每桌小菜盆盆碟碟至少有二十多樣﹐這個三奶常常說小菜不好﹐大發脾氣﹐只要三奶今天說一聲哪個小菜好﹐即使是一隻醬瓜﹐明天至少有十個人送醬瓜來。

「呂宋王」魚翅﹐他家裡至少有二百隻存貨。

有次錢大櫆領我去看他的古董間﹐一個大房間堆得實實足足﹐雜亂無章﹐看好出來﹐三奶又領我去看她的香水間﹐大大小小的銀器櫥有十多隻﹐裡面放滿各式各樣的香水﹐三奶指給我看﹐說這一瓶值幾百元﹐那瓶要一千多元。這些東西都是拍馬屁的人送來的禮物﹐他們自己是一個錢也不化的。

有次我走進門﹐看見錢大櫆很不高興地在那裡看信﹐後來知道是他的前妻朱氏寫來的﹐內容是要求他經濟上一些幫助﹐我錢勸應該幫助她一點﹐我說你今天的力量﹐儘可以給她一筆較多的錢﹐讓她生活安定。哪裡知道這幾句話被三奶知道了﹐對我大不滿意。起初我還不知道﹐後來見她總是一張不高興的面孔對待我﹐方始知道是為了我這幾句話﹐從那時起﹐我就一段時間不去了﹐有時錢打電話來﹐我也不去。據說後來錢對前妻非但一文不給﹐還破口大罵。

抗戰勝利後錢大櫆被判死刑，三奶流落街頭，解放初毒癮發作而死。

四  上海淪陷  虎口余生

1941年12月6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孤島」時期結束﹐日軍進駐租界﹐「孤島」時期結束。

1942年春天某日﹐日本巡捕房經濟科一個叫小林的日本人打電話給我﹐通知我明天九點以前到捕房去﹐我不知道什麼事。                                             

到下一天九點前﹐我膽顫心驚不得不去。這個小林在一間刑訊房裡審問我﹐四面都擺着刑具，對我很兇但沒有動刑。後來小林走了﹐過了一會，進來一個中國人與我談﹐他開口就說，小林要十萬元﹐馬上放你走。我當然只好答應﹐他把我放了出來﹐下午我馬上送去十萬元。

下一天我又接到經濟科科長名叫福田來電話﹐要叫我馬上到捕房裡去﹐我很耽心又出什麼問題了﹐不敢不去。我到了捕房﹐這個福田就在他辦公室對我問話﹐他的辦公室很大，有許多人在那裡辦公﹐他大聲大氣地對我說﹕「你昨天送他們十萬元是什麼意思﹖你想買通我們嗎？」我想這十萬元不是我送的﹐而是他們向我要的﹐但又不敢直說﹐我只能說﹕「因為他們對我很客氣﹐所以我謝謝他們。」福田說﹕「告訴你，我們日本人是不要錢的。」同時在銀箱裡拿出一包鈔票﹐就是我昨天給他們的十萬元﹐放在檯子上﹐對我說﹕「今天叫你來﹐沒有別的事情﹐就是還你十萬元。」

我心裡想難道日本人真的不要錢嗎﹖他一面講一面拿了這鈔票對我說﹕「你跟我來。」一直走出捕房的大門﹐領我到隔壁江西路口的漢彌登大樓。上電梯到六樓﹐他拿出鑰匙開了房門﹐打電話叫了咖啡蛋糕﹐很客氣地請我吃﹐我不知他葫蘆裡賣什麼藥，只好敷衍他。

坐了一會他立起身來說﹕「我送你回去吧。」立起來的時候他拿了這包鈔票對我說﹕「這包鈔票怎麼辦﹖」我看出他的用意﹐對他說﹕「這十萬送給你吧。」他笑嘻嘻地說﹕「好﹐謝謝你。」

原來他說日本人不要錢是假的﹐假如在公開場合(他的辦公室)不說要還給我﹐那十萬元是大家要分的﹐現在這樣一來﹐他一個人獨吞了。我想原來日本人不是不要錢﹐而是又要面子又要錢。我還應他的要求﹐親筆寫了「公正廉明」四個字的橫幅﹐配了鏡框﹐送給他掛在辦公室裡做幌子。

自此以後﹐這個經濟科長福田﹐經常不請自來﹐常常到我家裡來﹐次次要請他吃飯喝酒還要送錢。那時候我有一百根大條(一千兩黃金)存在匯豐銀行﹐匯豐被日本軍管﹐所有存款都凍結了。我向福田探問有沒有辦法可以拿回來﹐他對我說﹐介紹一個朋友給我﹐叫太田﹐說這個太田與偽捕房首領「渡正監」非常要好﹐而渡正監同匯豐銀行軍管的大班私交很好﹐這件事情只有托渡正監﹐可以有辦法。渡正監是上海日本佔領軍的警察局局長﹐漢奸市長見了他也怕三分。

當年上海捕房 (特高處) 在今福州路185號即今上海公安局址。漢彌登大樓﹐即今江西中路170號福州大樓﹐今已列為歷史優秀建築。

日偽上海第一警察處(特高處)﹐處長由當時汪偽政府上海市長陳公博兼任﹐另設副處長两人﹐由中日两國人分任。實際上﹐陳公博等兩個漢奸只是擺樣子﹐實權完全掌控在日本警視總監渡正監手中。(日本警察最高級別為「正警監」)

渡正監，渡晃雅美(1897-1953)，其父是日本上議院(貴族院)議員渡正元晃元，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曾任日本駐華使館參贊，上海警視總監，他是日本侵略軍管治上海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後來這個太田約了渡正監到我家裡來﹐酒飯之後又邀他上樓去吸幾筒鴉片煙﹐他也喜歡這玩意兒﹐一點不推卻﹐靠在煙榻上說﹐他認識匯豐銀行軍管的大班﹐可以和他商量商量看。

不久太田給我回信﹐叫我帶一個翻譯﹐這個禮拜天早上十點到邁爾西愛路(現茂名南路)十八層樓最高一層去。到那裡渡正監已在了﹐這地方是匯豐銀行軍管的日本人寓所﹐談了一小時﹐都是敷衍話﹐沒有談到正文。最後渡送我出來時對我說﹐這件事情已經與匯豐大班說好了﹐叫我明天早晨九時到匯豐銀行去找一個日本人某某﹐可以把這一百根大條拿出來。下一天果然很順利把這一百根大條拿了回來﹐同時交回他們的收據。

這天下午太田又來看我﹐對我說渡正監要廿條黃金酬勞﹐還說其中十條﹐是匯豐軍管大班要的﹐但不要金子而要鈔票﹐我就按這一天的黃金價值作了鈔票給他們。

六  敵寇末路  大地重光

1941年章榮初遷入新居紹興路54號。該幢有二十幾個房間的大宅﹐有兩畝地的前花園和有泳池的後花園﹐由大客廳的迴旋大樓梯登上二樓﹐是可容納十多人的小客廳。

1941年我買下紹興路45號﹐有個很大的客廳可以擺十幾桌酒席﹐還有專門給樂隊的小舞台﹐杜月笙的管家萬墨林常向我借用來請客。他在我家裡很熟，經常借我家裡請客賭錢，不下十多次，所以我完全無所謂，誰知出了事。

1944年陽曆四月間某一天﹐萬墨林來電話說﹐某天晚上他想要借我家裡請幾位銀行家吃飯﹐我答允了他。

這一天旁晚﹐陸陸續續地來了好些人﹐但來的不是銀行家﹐而是吳開先﹑吳紹澍﹑萬墨林﹑朱學範等等有廿人左右，都是國民黨裡的人。這頓夜飯吃到十時許﹐又打沙蟹﹐還有兩桌麻將﹐一直到天亮才散。這一次吃飯是萬墨林利用我是一個資本家﹐使人家減少注意力﹐起先不講明白是恐怕我不答允﹐所以推說請銀行家。

其實這是國民黨地下組織的一次會議。

1937年八一三﹐抗戰全面開始﹐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大部份委員參與了汪精衛的所謂「和平運動」。蔣介石震怒，1939年8月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潛回上海﹐重建在上海的地下組織﹐成立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吳開先任書記長。1942年3月因叛徒告密﹐吳開先被捕﹐經潛伏在敵偽內部的唐生明將軍營救﹐返回重慶。1943年底吴開先再度負命到上海﹐與戴笠協調地下力量﹐於是就有了在章榮初家舉行的這次會議。出場人物中﹐吴開先和吳紹澍都是抗戰時期上海的重量級傳奇人物。

吴開先(1899-1990)﹐松江人﹐上海法政大学經濟科畢業，北伐時加入中共，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事變後成為國民黨CC系主要骨幹。先後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組織部長、社會局長。抗戰時任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書記長。

吳紹澍 (1906-1976)﹐吴開先的侄子﹐恆社社員。畢業于上海法政大學，早年加入中共﹐後轉投國民黨。1939年﹐國民黨中央派他回淪陷區上海﹐籌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和三青團上海支部﹐任第七戰區中將司令﹐領導抗日地下組織。抗戰勝利後﹐吳紹澍出任上海市副市長兼國民黨市黨部主任、三青團上海支部幹事長﹐自以為羽毛豐滿﹐與師父杜月笙反目成仇﹐不久又失寵于國民黨主流派。1949年他策動滬西﹑南市两個獨立旅起義。上海解放後﹐他協助軍管會辦理敵產接收工作。1950年到北京任交通部参事。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遭迫害﹐1976年6月在北京去世，文革後獲平反，骨灰安放八寶山。

到了陽曆六月間﹐徐采丞打電話告訴我說﹕「萬墨林和一批人被捉到憲兵隊去了﹐聽說這些人在你家裡吃過飯﹐所以也要來捉你﹐這幾天你還是避避開吧。」我當時聽了不當一回事﹐我想吃飯是萬墨林請客﹐不過借我地方罷了﹐與我沒有關係。                                               

不料就在下一天早晨八點左右﹐來了七個日本人到我家裡﹐把我捉到貝當路憲兵隊。

淪陷時期日寇在上海的憲兵隊總部在四川北路﹐兩個分部﹐滬南分隊在貝當路美童公學(今衡山路)﹐稱「貝公館」；滬西分隊就是原汪偽特工總隊傑司斐而路76號(今萬航路)。

憲兵把我押到二樓一個大房間，進去以後先問我﹐這一天請了多少客人﹖我說﹕「不詳細﹐大約將近二十人。」這個憲兵在紙上畫了兩個大圓圈﹐表示兩隻圓檯子﹐旁邊畫了許多小圓圈﹐表示坐的凳子﹐問我什麼人坐在什麼地方﹖天曉得﹐起先我只認得萬墨林、朱學範和吳開先﹐吳紹澍還是經萬墨林介紹後才知道的﹐其他的人連名字都不知道﹐叫我怎麼講得出呢﹖

問到十時許﹐叫我到樓上一間大房間裡去﹐一個日本憲兵坐在中間的一隻寫字檯椅子上﹐對面也有一隻椅子﹐這個日本人用手把電鈴按一按﹐寫字檯對面的椅子就會動起來﹐我知道這是電椅子了。一會兒來了三、四個日本人﹐拿來十幾塊夾板和許多繩子﹐把我拖到椅子上去﹐這時候我心裡又怕又恨﹐怕的是從前聽人家講過﹐坐過電椅子以後﹐人就要變成殘廢﹐恨的是日本人兇神惡煞，不顧你死活。當時他們幾個人把我硬拖上這個殺人武器電椅上去﹐我硬是不肯﹐剛被他們拖上去﹐正在這緊張時候﹐忽然門口來了一個日本人﹐把門半開地對裡面日本人說了幾句日本話﹐坐在寫字檯上的日本人對我說﹕「你不肯坐是嗎﹖那就換個花樣吧﹗」他們幾個把我的兩隻手綁起來﹐腳沒有綁﹐在這個房間裡四角立四個日本憲兵﹐把我這個人當皮球拋﹐先把我拖到一個角裡的日本人旁邊﹐這個日本人就用力把我一拋﹐當然不出幾步就跌倒了﹐他們哈哈大笑﹐又來把我拉到另一角裡﹐交給另一個日本人再拋﹐我跌了十廿次。後來又把我吊起來打﹐這樣到了下午大約兩點鐘的時候﹐日本人把我放下來，叫我坐下來對我說﹕「已經決定了﹐明天槍斃你。你寫一張遺囑吧﹗」我說﹕「橫豎要死了﹐寫什麼遺囑。」他舉起手來很重地打了我一記耳光﹐就把我關到牢房裡去。

走進牢房門﹐把褲帶﹑皮鞋帶﹑手錶等留在外面﹐再進牢門﹐這扇牢門只有下半段﹐要鑽進去的。鑽進去以後﹐外面守兵叫我睡在毛坑旁邊﹐從角落裡丟幾塊又破又臭的毯子給我。牢房裡面已經有一個人﹐後來知道他姓王 (王先青﹐上海救濟會總幹事)﹐也是曾到我家來吃飯的一人。他認識我﹐對我說﹕「章先生你也來了。」

在這個牢房的牆外﹐有許多狼狗叫得令人心驚肉跳。十幾分鐘後﹐送飯進來﹐用一個大的毛竹筒當飯碗﹐裡面粥不像粥﹐飯不像飯﹐一股酸氣味令人惡心﹐哪裡吃得下去呢﹖這位姓王的對我說﹕「你還是吃吧﹐這一頓以後要到明天十時再吃了﹐我第一天也不吃﹐第二天餓得要命。」我說﹕「寧可餓死也不吃。」

大約到四五點鐘左右﹐有一個日本人來叫我了﹐說﹕「吃飯去﹗」我跟他走出了牢監的總門﹐看見桌上有一碗蝦仁蛋炒飯﹐我問他們哪裡來的﹖他說﹕「你朋友送來的。」後來知道是徐采丞送來的﹐就把它吃了﹐吃了以後再進牢房。進去不到半小時﹐外面又來叫了﹐走出監牢總門﹐他們把拿去的褲帶等還給我了﹐我知道可以出去了。

到了外面﹐看見徐采丞同一個又高又大的日本人在一起﹐這個人中國話說得很好﹐徐介紹一下叫阪田大將。

徐采丞馬上送我到家裡﹐在徐采丞送我回家的路上﹐我問他這一次吳開先也被憲兵隊捉去了嗎﹖徐笑嘻嘻對我說吳是不會捉的。我聽了還是不懂﹐日本人為什麼不捉吳開先﹖到家裡約下午五時半。

聽說徐采丞為這件事情用去了三十根大條﹐後來他兒子結婚時﹐我就買了價值等於三十根大條的首飾送他﹐答謝他這個交情。

落筆至此﹐回想當日在日寇的鐵蹄蹂躪之下﹐我們中國人生死予奪﹐全操敵手﹐生命毫無保障﹐雖然由友人用鈔票營救脫險﹐但已飽受驚恐﹐至今思之﹐談虎色變﹐心有餘悸﹗

當時杜門有「內務萬墨林﹑外交徐采丞」之說﹐徐采丞原是《申報》董事長史量才的得力幹部﹐1932年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奮起抗戰﹐史量才﹑杜月笙組織上海地方協會﹐史杜分任正副會長﹐徐采丞的組織才幹深得杜讚賞﹐史量才被暗殺後﹐徐采丞接替黃炎培任地方協會秘書長﹐成為會長杜月笙最倚重的助手﹐從此列入杜氏門牆﹐成為杜月笙對外打交道的代表。

徐采丞深藏不露﹐處事稳重﹐有功不居﹐善于利用各方面關係﹐這是杜月笙最欣赏的個性。1937年11月杜月笙經香港轉赴重慶﹐指定徐采丞作為他在上海的正式代表﹐「恒社」一切事務﹐包括萬墨林在内﹐都聽他調遣。身為杜在上海的全權代表﹐徐參與了蔣﹑汪﹑日之間很多秘密事務。

我認識徐采丞是杜月笙介紹的﹐杜叫我向史量才的民生紗廠投資二萬五千元，而徐是民生紗廠總經理。徐采丞是杜門紅客﹐我到杜家去的時候﹐總是看到他在旁﹐他對我也很熱絡。徐采丞是杜月笙的智囊﹐杜月笙離開上海後﹐徐采丞成為杜在上海的全權代表，我有事都同徐采丞商量。

在敵偽後期﹐當時徐采丞組織了一家「民華公司」﹐把淪陷區的重要物資﹐如棉紗﹑棉布﹑紙張等運到重慶去﹐再把內地的重要物資如桐油﹑牛皮等運進淪陷區﹐賺頭極好。這筆賺頭是歸戴笠和杜月笙兩人所得的。

當時我弄不懂日本人為什麼肯把大量棉紗棉布運到重慶呢﹖後來徐采丞露過一句口風﹐說日本人希望通過戴笠和杜月笙要叫蔣介石求和﹐就是要蔣介石投降。所以在上海凡是日本人事情﹐徐采丞都兜得轉﹐日本人還允許他有一隻私人電台與重慶聯係﹐吳開先在上海是由徐采丞掩護的﹐因而日本人不會捉吳開先﹐還拉攏吳開先和阪田誠盛見過面。他們之間的勾勾搭搭﹐徐采丞從來不肯講的﹐只是偶爾露些話風而已﹐我對這類事情也怕牽連﹐所以也不多問。

當時日本佔領軍在上海的特務組織有八大系統 ：(一)日本大本營參謀部直系﹔(二)大本營陸軍部直系﹔(三)支那派遣軍直系﹔(四)陸軍省直系﹔(五) 大本營海軍司令部直系﹔(六)內閣情報局系統﹔(七)外務省情報局系統﹔(八)民間系統。

其中大本營陸軍部直系在上海的特務組織﹐主要有三個﹐最高特務機關是阪田誠盛大將負責的「田機關」(對外稱田公館)，其次是大場茂負責的「大場機關」(對外稱大公館)，還有森政一負責的「森機關」(對外稱森公館)。(資料來源﹕上海檔案館《侵華當局駐軍警特組織體系》)               

阪田誠盛是日本浪人，說一口流利漢語。1900年生于大阪和歌山縣，17歲到中國，入北京民國大學政治科，1928年畢業後進日軍參謀本部做特務在中國收集情報。九一八後進關東軍第一課當特務。1934年初東京「滿州鴉片供需會議」確定熱河省60萬畝土地由「興亞院」開闢為鴉片種植區，開設海洛英工廠，大規模生產毒品，毒害中國人，此罪惡勾當既由阪田誠盛負責。1935年他受關東軍特務長土肥原賢賞識，活動範圍由華北擴展到京滬。(農偉雄《日本對華毒品侵掠》,李恩涵《三十年代前後日本對華毒化政策》)

1938年12月，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下達「對華經濟謀略實施計劃」，代號「杉工作」，偽造中國貨幣，破壞中國經濟，在上海設立「杉機關」，由阪田負責，1939年初阪田以私人名義在上海註冊「誠達公司」，資本一億日元，實施對華經濟作戰。

阪田誠盛深知杜月笙在中國政治上的能量﹐及與蔣介石非一般的關係。抗戰前阪田就和徐采丞往還密切﹐上海淪陷後﹐徐采丞憑一張「田公館通行證」﹐在上海通行無阻。日本人為了拉攏杜月笙﹐進而說服蔣介石放棄抗日﹐允許徐采丞保留私人電台與重慶聯係。但蔣介石和杜月笙抗戰的堅決態度﹐令日本人的企圖始終無法得逞。

1951年杜月笙在香港臨終前﹐徐采丞與錢新之、吳開先、陸京土、顧嘉棠、金廷蓀六人，應杜之邀，作為遺囑執行人在杜月笙遺囑上副署。1954年徐采丞在香港銅鑼灣國泰酒店自殺身亡。

這時候棉花是日本軍部統制的﹐紗廠買不到原料﹐用電也是不供給的﹐只有一點照明用電和打水用電。工廠沒有原料﹐沒有電力﹐困難得不得了。

1944年夏天某日﹐棉花掮客陳慶棠來對我說﹕「有一批印度棉一百二十件﹐每件五百磅﹐但沒有樣子﹐不過可以保證很好的﹐送到廠裡再付錢﹐價錢非常便宜。」我就向他買了﹐下一天用六部五噸卡車一起運到廠裡﹐廠裡打電話與我說﹕「不是印棉而是美棉﹐是一寸卅二分之一長的美棉﹐可以紡32支。」我一聽很開心﹐過磅後就付了錢。

大約四五天後﹐陳慶棠急匆匆跑到我家裡來﹐心急慌忙地對我說﹕「出事了﹐出事了﹗」還叫我趕快離開家﹐我與他一起出來﹐一路上問他怎麼回事﹐他說﹕「這六卡車棉花是從虹口軍部偷出來的﹐卡車已經都捉到巡捕房裡去了﹐還有四個掮客和經手人也都捉進去了。現在要來捉我﹐捉了我就來捉你。」我聽到這消息大吃一驚﹐住在親戚家裡避風頭。兩三天後﹐陳慶棠笑嘻嘻來尋我﹐對我說﹕「問題解決了﹐虛驚一場。」

原來巡捕房接到告密﹐說有人在軍部偷出來六卡車棉花賣給某廠了﹐巡捕房馬上捉人﹐又派人到虹口軍部去查詢﹐問他們﹕「是否被人偷了六卡車棉花﹖」軍部人說﹕「沒有這回事。」捕房人又問﹕「某月某日有六卡車棉花出廠麼﹖」軍部說﹕「有的﹐這六卡車棉花是由虹口軍部運到東區軍部交與內外棉紗廠的。」還拿出一張東區軍部的收據。捕房的人又到東區軍部去查﹐他們說六卡車棉花的確收到的﹐已經交與內外棉紗廠﹐也有內外棉紗廠的收據﹐巡捕房回去就把人放了。

其實這件事情﹐是日軍虹口軍部與東區軍部互相勾結作弊﹐把棉花偷出來賣﹐我付的錢他們幾方面私底下分了﹐日本人說是紀律嚴明﹐其實也在千方百計撈錢﹐甚至盜竊自己軍部的倉庫。

1944年﹐抗戰已到最後階段。日寇的日子到頭了﹐什麼「武運長久」﹑「共榮共存」﹐走入絕境的日本人只顧自己撈錢。這是黎明前的黑暗﹐侵略者垂死的掙扎﹐最後的貪婪﹐再無法掩飾了。

6月6日﹐盟軍在諾曼底登陸﹐8月21日﹐美英中蘇四國簽署《中蘇美英四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籌建成立聯合國。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抗戰勝利了﹐作為一個中國人﹐吃過日本人許多苦頭﹐聽到勝利﹐真是欣喜欲狂。

中國人民的頑強抗戰令西方大國刮目相看﹐美國總統羅斯福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日本可以馬上佔領澳洲﹑印度……一直沖向中東。」英國首相丘吉爾說：「是中國阻止了我方在中東陣線的全面崩潰。」

抗戰給半睡半醒的古老中國猛擊一掌﹐迫使一盤散沙的東亞病夫團結起來對抗強敵﹐經歷堅苦卓絕的抗戰﹐終於贏得了百年來第一次勝利﹐洗雪了積久的民族恥辱﹐中國獅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