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丐帮

乞丐者，向人讨食吃的人也。旧社会穷人在天灾人祸或失去土地后，在身无立锥之地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只有靠乞讨为生沦为乞丐了。乞丐的历史可以说是遥远了，大概说有阶级以来就产生了，具体的年代无法考证。你看唐代的贵公子郑元和由于长期与青楼妓女李亚仙厮混，花光了银钱，后来身无分文，落到了打莲花落儿乞讨的地步，也就是沦为乞丐了。后来郑元和高中状元，与李亚仙结合，一床锦被遮盖了昔日的风流韵事。京剧《豆汁计》里的金玉奴的父亲金松也是个乞丐，不过他的身份比乞丐高，他是个要饭花子的头儿。这样的家庭也许不愁吃与穿，甚至有钱，但地位低贱，门风差，一般人是看不起的。

在旧社会老百姓为了混口饭吃，都得好歹有个“事儿”做，三百六十行都是人干的。只要你好好干，不走歪道，一般说来都混得下去。老北京的乞丐，是把求乞当成一种职业的，这种职业饭，也不是谁想进谁就能进，得有人介绍，先得“拜杆儿”，也就是花子头儿手里的那个凭仗——“杆儿”，进了门后，还得划定乞讨的区域和路线，也就是“势力范围”，不能侵犯其他乞丐的利益。所以只有进了门，才算捧住了饭碗，不入道乱乞讨，乞丐是不允许的。

    乞丐这个职业，也和当年的当铺以苛酷著名一样，当年乞丐也有“刁民难惹”的名声。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寿喜的红事，丐头便率先跑去“祝贺”，若是门房、帐房倘不理睬，甚至驱赶叱骂，那么过不了多少，在丐头指挥下，众乞丐便会轮番跑去骚扰，花样百出，直至门外来宾与门内主人不堪忍受，让门房、帐房散钱施舍他们，他们方会慢慢收兵，偃旗息鼓。不然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乞丐有“软乞”、“硬乞”、“花乞”、“惨乞”求乞方式，有如京剧分生、旦、净、末、丑一样，各种行乞当中又有许多不同的求乞花样。

燕郊“软乞”，所为老幼妇女乞丐，以哀求啼哭喊叫达到目的针对不同的对象，口中数来宝似地说着；“太太给我两个钱，太太长寿万万年。”“乌龟上门来，老板大发财。”“大爷大施恩，抱子又抱孙。”“王掌柜的大发财，金银元宝一齐来。”“那边要来这边要，掌柜的吃饭我来到，掌柜的，大发财，掌柜的吃饭我正来，大掌柜的发财我沾光，大掌柜的吃肉我喝汤……”“哎，掌柜的您别生气，早给一个早早去！”“要小钱的迈大步，眼前来到棺材铺，您的棺材真叫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装上死人跑不了，装上活人受不了！”

“软乞”又分“坐乞”和“叫街”两种

   “叫街”在游动中有时也收起哭相显出凶相来，喊出：“不给财，我不来，你剩下残钱买棺材！”“你不给，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异类的让人丧气的话。“坐乞”自然是坐在路边手里拿着破碗或破瓢，上下颠抖着，口中喊着：“老爷，太太可怜可怜吧！”偶尔有人扔下俩制钱在地上，赶忙趴在地上磕个响头。

“硬乞”的多为青壮年汉子，嘴上不一定有多大大功夫，主要靠动作、行为取得效果。一般又把他们的求乞方式叫“做街”。如手持两把长刀或两块整砖，不断拍击裸露的胸膛，使胸部红肿见血，甚至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还有口中衔着几根特大号的钢长钉，手持砖头一块，当众把长钉拍入头部一个肉疙瘩中，以砖头击砸，钉缝中鲜血迸出，惨不忍睹。再如用一条带铁钩的铁链子，将铁钩剜入锁骨之中，拖着铁链行走，铁链尾端还缀着一个大铁球，在地上滚动着哗啦啦乱响……

燕郊“花乞”则是用一些最原始的杂技手段,如舞”莲花落”(手持一根竹竿,每节挖几个眼孔,眼孔内贯几个制钱,边舞边乞)。“打玉鼓”是手持一个竹筒，一边绷着猪尿脬，以手弹拍出变化的节奏。“点凤头”是在行乞者印堂中插一根粗针，针尖顶住一只粗碗，一边摆动一边求乞。此外，还有耍青蛇、拿大顶等等方式。

燕郊“惨乞”则是指残废乞丐的求乞。大致有“看照壁”（下肢残缺，用块烂布系着膝盖，护着臂部，坐在地上移动）。“翻太岁”（手足全残，在烂泥中乱滚）。“解粮草”（残废乞丐倒卧小木车中，两乞丐伴前挽后）。“驮石头”（男丐背负残废女丐过街过市）……等等。

燕郊有两种情况，虽属要饭，但不属于乞丐行列。

 先看一小资料：

 夏孙桐《乙丑江亭修禊》诗；“……北眄黑窑台，中峙岧峣。贵人'乞丐装’，高踞啜新醪。”夏自注云；“清季，有宗室贵爵，数人相与，敝衣垢面，日聚黑窑台上，谓之乞丐装，临散，乃盥沐冠带，鲜衣怒马而去，时人怪愕，以为亡国之微。”

燕郊新夏孙桐的《江亭修禊》诗，作于1925年春。当时有清朝遗老七十余人，在陶然亭行“禊日”之礼，分韵赋诗，共作诗、词百余首，夏诗是其中之一，据夏诗所述，可知清宗室成员，也曾涉足窑台，他们中间有些人聚饮的方式也很特别，衣衫褴褛，蓬首垢面，形同叫花子。

这是那些脑满肠肥的贵人们装出叫花子的样子来的，不能说他们就是乞丐。

燕郊再有旧社会的农村乡下，遇上天灾，颗粒无收，过起了“贱年”。农村中有些走得动的老头儿老太太带上孩子到无灾害的地区去讨饭。这些要饭的是本本分分的庄稼人，以种地为根本，只因赶上没有吃的年头才背井离乡去要饭，待年头缓过来，还是要回家安心种地的。因此这纯粹是一种农村荒年穷苦农村临时性的一种谋生方式，与北京城内那种丐帮的职业性乞讨的生活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实际上这两种人不仅心态不同，往往在外在相貌上也有很大的区别的。因此这种农村中农民临时性的谋生方式也不能算作乞丐。
据史料记载，北京的丐帮大致形成的年代在清代后期。

 北京城内最下层的贫民大体上分布在两个区域：

    一是在内城的钟楼一带，所谓丐帮（乞丐集团），大体麇集于此，每天白天由此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推进，四处求乞，晚上在返回钟楼附近的“营盘”（门洞、街檐、穿堂、窝棚）。

燕一是在外城天桥一带。天桥的乞丐和内城的丐帮又有不同，他们的主体大多数在天桥卖艺的各式耍把戏的穷困艺人，他们不大流动，一般就居住在龙须沟、储子营一线往南的破杂院破屋中，也有一部分是在天桥北边的山涧口、穿堂院住火房子，因为那时冬天是乞丐们最难度过的。

火房子可以说是当时北京最低级最简陋的“店”了。火房子大多是在小胡同小岔子里，以僻静为主，门前并没有什么字样，只以柳条笊篱高挂为标记。这种地方肮脏污秽一般人是不屑一顾的。火房子没有单间，也没很多的房子，只有三间（也有一两间的）一通连的房子，进屋便是柜台，为泥砌土台抹掺灰泥而成。屋内是围着墙四周的又矮又小的土炕，有的连炕席也没有。正中是一个火池子，升着煤火。有的一面土炕用木板隔出睡位来，算是“包厢雅座”。住火房子的人没有被褥，火房子也不租赁棉被，而且住客有棉衣的都不多，所以屋里的火要旺，昼夜不灭。

燕郊火房子不赁被子，却有“鸡毛盖”，所谓“鸡毛盖”就是存放着大堆的又脏又臭的鸡鸭鹅毛，供人赁用，这就是平常所说的“铺着仨，盖着俩”。把鸡毛撒在炕上，住客蜷伏曲卧其中，所说的“仨”、“俩”，是说租三个钱，两个钱的。也有围着火池蹲卧取暖的，不到炕上睡去的。大概是连三个钱两个钱的鸡毛都租不起。那些无衣无被的，多半是“穿了裹皮袄，喝了烧刀子（白干酒），”围着火炉取暖，鸡毛轻容易着火，因此危险性很大。

燕郊住火房子的人当然大多数乞丐是常客，也时而杠房的杠夫。丧事中打执事的多半是无家可归的流民，日间各奔前程，混了各肚儿圆之后，稍有几文钱便不去露宿抱火锅（冬天以破小沙锅，内盛买吊炉烧饼的小灰，上放炭渣，用红煤球燃着，以笔管频吹，炭不熄灭，怀中抱以取暖，谓之“抱火锅”）、爬排子（从前北京各大商店皆有廊子或席排，乞丐住宿谓之“爬排子”）。

住火房子的乞丐最讲义气，偶遇阴天雨雪，不能出门，也能由有钱的出钱，约上全屋或一部分至近的人，吃抻抻拉拉（面条）、包包掐掐（饺子），三星五魁，酒足饭饱，手捧黑脸子（纸牌）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夏季豪雨，住火房子的乞丐大多是半裸体吃喝。冬日窗外晒日头，屋内裸身扪虱，意态也很潇洒。

燕郊新自全国解放以后，乞丐基本上绝迹了，政府给他们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自食其力，就不为生活所迫了，但天桥的丐帮毕竟是北京历史上留下来的陈迹，是一种特殊人的特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