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志坚：评方励之先生
1987年的时候，我对中共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非常反感，就像反感1983年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和紧随其后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一样。（我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竟然因为留长发和在寝室贴了一张提香的裸女画像，而受到学校“严重警告”的处分）。如此，我对当时自由主义的三位主要代表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都是非常的佩服。于刘宾雁，我知道他是接近于他所写《第二种忠诚》思想的人物，所以有些微词。于王若望，我当时总还是对他有些不够深入了解。唯有于方励之，我之前听过他的演讲录音带，了解他在科大时对学生的影响以及和87学潮的关系，因此我对他更是心仪已久，敬佩有加的。
正因为如此，在风起云涌的1989年，5月17日，由我率领的四、五十人，正是制作和扛着一面“倒邓拥方--湖南各界请愿团”（“倒邓拥方”即“打倒邓小平，拥护方励之”）的大旗进京的。我一门心思的想着能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方励之。可没意料到的是，我们下了北京火车站，一路高呼着“打倒邓小平！拥护方励之！”，可是还没等我们走到天安门广场，就遇到好几拨北京的学生，说我们的口号有些偏激，建议我们取消。我们有些不得已，一商量，也就取消了我们的口号。最后，也就是到我们砸毛像的5月23日为止，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不仅没见到我们一心想拥护的方励之，反而被我们一心想打倒的邓小平给彻底打倒了。
1989年5月的北京，确实是万众瞩目，举世聚焦。当时，像我们一样的人是希望方励之先生能够站出来的。或许，更多的人是希望赵紫阳能够站出来的。我们甚至在5月21日上过纪念碑，建议“北高联”自组政府。可是，期盼者一直在期盼，被期盼者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方先生呢，是宁愿选择钻进美国大使馆做缩头乌龟，也不愿上天安门做可能被杀头的领袖！赵先生呢，到最后倒是被人逼出来了，他竟老着脸皮的劝学生们投降和放弃，其意就是，自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就这样，等到六四凌晨一声枪响，天安门学生竟作鸟兽散！我一直奇怪的是，一直没有人对这一无比耻辱的行为，感到羞愧难当！更有甚者，这一行为后来竟被美其名曰“胜利大撤退”，而一些所谓的学生“领袖”，竟为此而邀名请功！
方励之是1989年的中共头号通缉犯，可惜的是，在随后的“方励之避难”事件中，唱主角的是邓小平，配角是布什，方却是成了任人摆布和利用的木偶。邓小平不愧是一个关键时刻敢杀人、能杀人，也敢出丑的家伙，他处理此事的手法，可谓真正做到了是，“既当了婊子”——把方励之礼送与布什政府，“又立了牌坊”——实质性地改善了他当时很想改善而又很难改善的中美关系，而从全世界的一片制裁声中缓过气来。我还记得1990年的夏天和难友们聊天，湖南岳阳被判十年的樊立新就说：“到底我们的头是谁啊？方励之吗？为什么我们要坐大牢，人家却躺在大使馆睡大觉，还要被送到美国去啊？”
2009年4月吧，我还在曼谷申请政治避难，从《北京之春》杂志上读到方励之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民主何时能实现？ ——纪念‘五四’九十年 》。此文写得实在是立论高远而且妙不可言，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的感受：首先是瞠目结舌，接着是哈哈大笑，最后是通体舒泰。有感而发，本来我是很想写一篇《方励之先生的乐观和悲观》的文字的，可拖到现在，也没写成，大概以后也不会写了，权以此文代替好了。方先生在他的妙文中，写了他在1989年4月25日的一次演讲中的一个预言。他写道：“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五四运动1919年算起，需要284年。从1989年算起，仍需214年。 ”然后，他又写道：“讲后，立刻有友人评道∶“老方，你这个估计，只是个一级近似吧。”我答∶“当然，一级近似可能也不到，算零级吧，所以误差都不能写。”
评方励之先生，就不能不评“六四”。“六四”虽然过去27年了，可有些话于我却是如鲠在喉，不能不说。1989年，我总算是九死一生，被判无期。现在看来，似乎判的很重，而在当时严酷的环境下，无异于是从阎王殿中捡回了一条小命。出狱后，看到太多民运人士的“六四”评价，却是让我唏嘘不已。有些评价几近于颠倒黑白，让我无法苟同，甚至让我因此而绝望于中国民运的前途。虽然人微言轻的我，深知无论过去现在，都无法改变中国民运的发展大势。但抱着对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忠诚和热爱，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也不怕引起多大误会，有些话还是不得不说。
我以为，27年来，评价“六四”有两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很少有人指出：八九民运虽然波澜壮阔，但其中最绚亮的莫过于民眾奋起抗暴！相反，倒是有人对抗暴民众视而不见，甚或污言相加。我相信，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只能是注定永远没有自由民主希望的民族。那些在枪响以后，不惜以自己血肉之躯反抗暴政的人，才是最优秀的中华儿女！从任何意义上而言，他们都是死得其所的。他们的死，让独裁者发抖，也让我们生者羞愧。第二个误区是，明明学生从来就没有激进，后来慢慢却被说成是学生激进了，或者至少是部分学生激进了。明明从四二二开始，学生们就是“跪着造反”，甚至从五二零戒严，一直到六三晚上，学生们都是在要不要撤离天安门广场而犹豫不决。什么“六四”运动中“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的说法，简直是在为暴政背书！可以说，正是当时民众和学生的软弱和犹豫，成全了在这场运动中已经名誉扫地的邓小平，要在全党全国重新“杀人立威”的想法。
方先生现在已经逝世了。我也知道，我对方先生的评价，未免有“苛求于古人”的味道。但1989年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一次空前绝后的绝妙机会，与之失之交臂，实在太让人扼腕叹息，伤心不已！不管怎样，中国的宪政民主，似乎注定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因为无论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内部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外部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共政权恐怕都能维持下去。这个时间甚至可能超过现在最保守的估计。
2016、3、28 于Indianapolis
只问一个问题：1989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要民主要打到共产党吗？
民主这个东西不能一蹴而就。要说打倒封建专制的整体，这在1911年就实现了。但是肃清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至今也没有结束，在台湾也没有结束，甚至是更没有结束。台湾的选举许多地方的桩脚不少是豪强或洗白了的黑道。民主还不及经过土地改革打倒地主豪强的大陆。就是在大陆也还有宗法势力的复辟，在乡间鱼肉乡里。当时毕竟有过一次相当彻底的土地改革。普遍而言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被铲除了一遍。在台湾则还没有。所为本土派就是本土的封建宗法势力为主，你以为是升斗小民为主啊。
中国在1989年主要的任务是改革，使用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中国的进步逐步发展经济和社会。而不是搞一次革命或反革命的巨变。1989年中国的额社会矛盾远远没有达到必须用绝食这种极端手段的地步。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经破天荒地第一次派出正式的代表，教委的主任，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与绝对抗议的学生代表对话。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学生毫不让步，甚至不肯与李铁映对话，这就是学生的不对了。当然责任不在几个学生而是那些躲在后面的鲍彤方励之严家其等等反动势力，他们又是外国势力的工具。
共产党当时的错误有两点：
第一内部分裂，李鹏与赵紫阳都想利用学生运动搞掉对方；
第二，不敢或不愿意揭露躲在学生背后的美国及其它境外势力。
第一点现在无需多说了。第二点倒是很少有人再提起。恐怕是无论方励之还是王丹等人都不愿意告诉大家他们跟外国人有密切的联系。其实共产党对这些事情不说了如指掌也是相当清楚。但是处于我所无法确定的原因，他们不愿意揭露这个真相。如果他们敢于揭露真相应当可以教育广大群众清醒过来从而大大减少在广场上的人数，也就是把少数闹事者孤立起来，也许用不着戒严了。但是政府选择了不揭露外国人，那就只能对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学生下手了。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