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岁月（三十八）

其实那个时候我对小学二年级班上的派别没有任何分辨能力，也就是分辨不出哪一边是好的，哪一边是坏的；哪一边是革命的，哪一边是反革命的。比如机关单位的孩子，根正苗红才可能生长在机关单位；街上或山坡上居民的孩子，同样的根正苗红，因为他们的那个阶层应该就是无产阶级，按道理他们的根也正苗也红，不过是机关革命干部领导他们干革命而已。

在东门，这种划分不算太明显，因为在东门街上我们或多或少、或近或远都有几个亲戚，自家的亲戚理所当然不会是坏人。

但到了金江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机关单位多，除了革委，还有军分区和武装部（东门只有武装部，虽然我不知道军分区和武装部的具体区别，只是不太明白为什么都是人民的解放军，他们为什么还要分开两个大院住）；还有沿街大大小小的院子，这些院子都有一栋像模像样的办公楼，以及办公楼后面的住宅楼，这就是机关单位，里面住的都是革命干部，专门领导街上无产阶级干革命的人。金江周边山坳里还有几个大工厂，有专门生产各类子弹的人民厂，还有棉纺厂、设备厂、新华印刷厂、汽车大修厂、通机厂、砖瓦厂等等，这些工厂的子弟也有不少在金一小上学，他们也算一个类别（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真正领导大家干革命的是工人阶级）自成一体。街上人和山坡人就跟多了，实在没有办法细说。

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和东平去到山坡上他们家时，忽然觉得他们其实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两样，山坡上的那些大孩子也不像山坡下机关大院里流传的山坡仔会把擅自上山坡的孩子痛殴传闻，他们都很友善，也很热情。

东平家在坡顶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来的第二排房子的最边上的一间，至于从坡脚下数上去是第几排我就不记得了。要去他家就要经过其他十几家的门口，那时候放学后，大家都会聚在自己家的那排房子前玩耍一通。所以东平带我去他家的时候，就会和他家那排十几家的孩子打照面，这时候我发现在山坡上，东平并不孤单，很多孩子都在跟他说话，他也不停的告诉他们我是他班上的好朋友，于是他们都和我打了招呼。更让我诧异的是班上另两个山坡仔这时也过来和东平说话，这让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在班上不和东平说话，或许这就是左右摇摆选择站队的行径了，假使他们在班上和东平说话，那他们必定在班上也会被孤立。

我不知道该鄙视他们还是同情他们，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行径是对是错，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也纠结着吗？倘若班上的机关大院一派的同学来找我，让我和东平断交加入他们，我又该如何选择？

在东平家门口，可以俯瞰金江全貌，对面是火车站后面的电视塔山（因为不知道山的名字，就因为山顶上有一座电视信号发射铁塔，我们就习惯叫它电视塔山），山脚下就是著名的金江火车站，接连云贵高原的一座主要的铁路枢纽，就是从成都、昆明、贵阳来的火车都要在金江车站停留中转，火车进站出站时都要鸣笛，那号声不分昼夜的响彻山谷，因为过往的火车一趟一趟的不分昼夜。我和东平以及另外两个同学就坐在东平家的门槛上看着往来穿梭的一列列火车，有蒸汽机火车头拉的，有内燃机火车头拉的，遇到有绿皮列车过来时（那个年代我们能见到都是绿皮火车），东平能说出这一趟是从哪里开来的，那一趟又是要开到哪里去的；虽然不知道他说的对或不对，光是说得出那些地名就已经让我打心底里佩服他了。

火车站再过来就是碧绿的龙江河，蜿蜒而过的龙江河不是很宽，我在想这条河怎么会在六十年代摧毁那么多个家庭夺去那么多人的生命，让东平他们不得不搬到山坡上来住。这要是在解放前旧社会，还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悲惨，因为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就是不顾街上人的死活，在东门是这样，在金江又何尝不是这样。

龙江河的走向是自西而东流下来，往西就是往贵州方向，我们那时都不知道龙江河的源头是在云贵高原，我们还不知道有云贵高原。东平说龙江河的水可能是从天上来，我则猜想龙江河是龙王吐的水，不然的话怎么就叫龙江河了呢？

我们开心的争论不休，一直争论到太阳偏西快要落山。那个周六的下午，阳光很灿烂，太阳偏西的时候，天空泛起金光来，照在金江喀斯特群峰上，把我们的脸也照得通红的样子，简直是美爆了。

龙江河南岸的这边就是我们的区域了，往东看是汽车总站，是父亲上班的地方；往西看，是我们的轻工局住的楼房，然后是军分区、地区革命委员会，还有东方红大道两边的机关单位，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天，我差一点就忘掉了回家的时间，似乎觉得自己应该留在山坡上。然而，这毕竟不是我生长的地方，不是我的家。但我记得，是东平送我下的山坡，因为他也认为，如果我单独一个人碰见其他的山坡仔，是真的会被欺负，说不好还会被揍得鼻青脸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