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岁月（五十三）

长长的一个暑假在农村度过，放了一个假期的牛，感觉很开心，这个时候想起父亲因读书的事教训我时曾经说过“如果不好好读书就回农村跟你那些哥哥放牛去”的话，尽管那时还没有“城市套路深，不如回农村”这一说法，但对于我来讲，回农村放牛没什么大不了的。首先，不用做作业不用考试，不用担心迟到早退，不用怕老师家访，因为村里压根就没有学校；其次，早上可以到竹林捉竹笋虫、到河边钓鱼摸虾，下午可以骑在牛背上看天空白云朵朵、可以瞎编七十二洞妖魔鬼怪的故事，然后到河边洗澡游泳、在渡船上跳入河中；这样的日子那确实是很开心。就像我那两个哥哥，读完高中不是一样的要回到农村插队落户？所以回农村并不见得是一种惩罚。

从村里回到县城也是很自然的是，似乎没有什么刻意的安排。

就是有一天舅老爷开着县革委车队的那辆嘎斯车从融水县回来过渡时，在船上对着河里的我喊道：“走，上车跟我回东门。”

于是我就上岸穿好衣服，上了舅舅的嘎斯车。

当然，舅舅还是把车停在村边，在奶奶的伙房里吃了两碗新米粥，叔叔们也陪着舅舅吃着新米粥。要离开老家，我又莫名的兴奋起来，和离开龙岸外婆家一样，看着阿宁舅哥那种不舍的眼光，仿佛走出村口自己就有了更优越得生活，满足感就在心中暗暗滋生；十六哥也是有那种不舍的眼光，而我依然是优越感满足感爆棚，丝毫不在意他的不舍。至于我的老奶奶，因为子孙多，我和二哥离开，她也没什么不舍的。

回到东门，发现在农村的这段日子，城里的小伙伴们有了不少的变化，主要是他们谈论的话题让我颇为惊愕，什么双抢李向阳啦，什么西边的太阳老洪啦......等等，我竟然接不上话来，到了傍晚，父亲回到招待所，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给二哥说：“今晚有铁道游击队电影的招待票，你们两弟兄去看吧。”

原来，在我回村放牛的这段日子里，县城电影院放了好多的新电影，不再是《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地道战》、《地雷战》、《卖花姑娘》、《闪闪的红星》那些老片，一部接着一部的放《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上甘岭》、《智取华山》这些打得很猛的电影。父亲他们的工作组每天都有招待票，就是那种不用花钱的电影票，那几天，几乎天天和二哥去看电影。

自从二哥他们去农村插队之后，看电影都得要票了，因为守门的不再是红卫兵，最后一批守电影院大门的红卫兵志恒哥他们也于1976年去农村了，打那以后，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死后，红卫兵也跟着消失了，电影院守门口的换成了不认识的人，他们还时不时的打着手电筒在电影院里面查票，严格得很，还挺凶，感觉人人都欠他家米似的。话还得说回来，那年头，逃票是常有得事，看电影有逃票的，坐火车有逃票的，坐汽车有逃票的，后来在金江去游泳池游泳也有逃票的，去柳州南宁逛公园也有翻墙逃票的。有时候还很佩服这些凶神恶煞的守门员、验票员，他们总是能一眼认出谁逃票。

不久，知道了我所恶补的这些新电影其实是1977年以前被禁止放映的老电影，也就是1966年以前拍摄的电影，很多影片二哥他们小时候也看过，只是后来被万恶的“四人帮”定为大毒草，美其名防止毒害革命接班人而被禁止放映。无论这些老电影是打日本鬼的，还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都成了毒草，四人帮确实太坏了。

暑假结束，回金江一小开学注册的时候，我的暑假作业是没有完成的，班主任覃老师鼓起一双大眼狠狠的教训了我一番，还威胁说不给我注册。我理直气壮的说我在农村白天放牛晚上没有电灯，所以做不了作业。尽管理由相当的充分，但覃老师还是罚我回家把暑假作业补完，三天后来学校领书上课时交上来。

那三天我想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想着要是三天完不成暑假作业，我还能不能顺利升上三年级，还能不能领到课本，以覃老师那般凶样，估计十有八九她是不让我领到书、不让我进教室的了。这可怎么办才好，思考着万一上不了学是不是真的要回农村放牛，虽然说回农村放牛不是太可怕，但回了农村，可就再也不能看到那些打仗打得很猛的电影了，刚好回到金江还在军分区大礼堂看了《红日》，脑海里还翻滚着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口号，要是这样的电影不能再看到，那还是蛮痛苦。

没法子，还是写作业吧！真后悔前些天没找阿心阿壮两兄弟要作业本来抄，现在他们注册交完作业了，我只能独立完成，而且是在三天的时间里。

后来，我是胡乱写的作业，除了没有把毛主席万岁作为答案写出来，几乎都是乱答一气，就是只要作业本不是空白的就算完成了。三天后很忐忑的把作业交给覃老师，也不知道她那天是因为忙还是心情不好，接过我的作业本看也不看就扔进她的抽屉，然后叫我帮她提一捆课本去教室，直到后来我和其他同学一样领到了三年级的课本，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不用回农村了。

这一年，不但红卫兵消失了，连红小兵也没有了，红小兵改成了少先队，没有了菱形的红小兵臂章，取而代之的飘扬在胸前的鲜艳的红领巾。那时候评判一个小学生是否优秀，光成绩好还不算，还得看是不是能有参加少先队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一直没搞清楚少先队的全名到底是“无产阶级革命少年先锋队”还是“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但从队歌最后那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来理解，估计应该是“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要成为人们眼中的好孩子，每个同学都很努力的争取早日成为少先队队员，谁都不例外。

开学不久，某日父亲下班回来很兴奋的告诉母亲要恢复高考了，我当然不理解高考对我有什么影响，也不明白父母对高考有什么可值得兴奋的。只是接下来的那个星期，父亲不停的分别给大哥二哥写信，接下来的那个月大哥二哥也不断的有回信，父亲是不是跟母亲说：“嗯，老大感觉复习得不错，老二那边好像复习不进去。”“老大得两个师傅一个叫他报考清华，一个叫他报考复旦，搞得他举棋不定。”

大哥在维尼纶厂是锅炉工，两个师傅也在锅炉房，一个上海人，还有一个南宁来的。两个师傅都是正儿八经的老牌大学生，不是那种工农兵大学生，南宁来的那个师傅看过大哥的复习作业，认为大哥有能力考清华；上海那个师傅认为考清华不够保险，还是报考上海复旦，而且上海这座城市要比北京好得多。谁都不知道自己的水平到底有多高，填完志愿再参加考试无异于开盲盒，大哥对自己的信心稍有不足，填报了上海复旦。

我是不知道上海复旦和北京清华有什么不一样，也不知道大学是个什么样，但从父母的谈论中对两个哥哥的期待很不一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他们在谈论，在相互安慰，一直到年底。

和很多有子女在工厂在农村的家庭一样，我们的1977也是伴随着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结束，我没办法为这一场考试欢呼，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它的意义何在；也没办法对它有过多的描述，因为我不知道在此之前那没有高考的十年，人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每个家庭，都心甘情愿的把自己适龄孩子送到农村插队落户，无论是街道普通的城镇居民，还是军政大院里的干部子弟，父母们都是敲锣打鼓的欢送他们上山下乡。我有四次看到过哥哥姐姐们集体在县革委的球场台阶上和县革委的领导干部们合影留念，一年一次，这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也位列其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的青春的笑容，然后满怀激情的登上汽车，在锣鼓喧天中奔赴山中的农村。其中的两次就有我的两个哥哥，他们离开家的时候，伤感的不是他们，反而是我，因为他们一走我就不能和他们挤在一张床上睡觉了，不能听他们讲故事了。

况且，插队落户两年后，他们有机会得到工厂招工进厂当工人，有机会参军成为人民解放军，有机会得到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真正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还是极少数。那十年，谁又不是按部就班的过来，普通城镇居民的孩子和军政大院的干部孩子一样的机会，人人都接受这样的安排，所以没有焦虑，也看不到苦难。

高考又能怎样，只是可以成为1977年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可以有太多的解读，就看你怎么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