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岁月（四十一）

1976年的9月，我是真的学会了很多的革命词语，比如“继承遗志”、“指引方向”、“革命路线”、“卓越的”......那个“永垂不朽”则是在年初的时候弄清楚的，就是革命家、军事家、领袖等等死了就叫永垂不朽。而普通的革命战士、或者与反革命坏分子作斗争死了叫“牺牲”，像刘文学那种；街上的、或者山坡上的人，死了就是死了，像东平的爸爸那样，从他嘴了说出来的就是死了。

与此同时，我还学会了一个手工活，剪纸花。一天，母亲拿回了一卷白色的皱纹纸，很洁白的那种，教我把几张皱纹纸很规整的折叠成一指宽的纸条，在正中位置绑上一根白色的细棉绳，然后两头再剪成半圆，最后张开，就成了一朵小白花。那天晚上，帮着母亲折了好多好多的白花，说是要拿到办公室扎一个大花圈。

九月的那几天，每个人手臂上都缠上了黑纱，班上的每个同学的手臂上都缠上了一圈黑纱，金一小的每个同学的手臂上都缠上了黑纱，整个金江的人手臂上都缠上了黑纱，因为死的是毛主席，所有人都要很悲伤。那些天，班上有几个女同学真的是还哭的稀里哗啦，就像我家的小妹一样，当时我就相信她们对毛主席的感情比海深。

现在记不得是哪一天给毛主席开的追悼会，但前后的情景我还是很有印象的。

头一天下午学校就要我们出校园到工农兵广场排队找好自己的位子了，广场就在学校外，我们的位子其实就在我们的教室边上，因为第二天，我们学校全体学生、东方红大道沿街所有单位的革命干部、还有山坡上的人、附近工厂的工人、军分区的解放军都要来广场开大会，所以得预先排练一次。那真是人山人海的场面，气氛说不出是不是很压抑，我还不知道压抑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怎么好啰。 

到了真正开会那天，天气很晴朗，艳阳高照，九月的金江暑气还很浓，气温很高，我们的覃老师一早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盒仁丹，说是怕我们中暑，并交代感觉到不舒服时就含一颗，但不能含太多。我很喜欢仁丹的盒子，扁圆扁圆的，形状像后来科幻电影里的飞碟一样，面上有一个小开关，轻轻一推便露出一小孔，可以把一小粒仁丹倒出来，据说这是防中暑的神药。

我们每个人除了手臂上缠着黑纱，胸前还别了一朵小白花，就是用洁白的皱纹纸折成的那种小花，然后排好队走出学校，按头天排好的位子等候在广场上。

这时候，我抬头看到工农兵电影院前面的邮电局楼顶上架起了一顶高射机关枪，我们那时都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随时会派飞机来轰炸我们，妄想把我们带回到只能吃瘦肉的旧社会，我不知道蒋介石已经死了一年。可是看见高射机枪，我还是认为国民党的飞机会飞过我们的头顶，特别是在毛主席死的时候，这些反动派一定想来搞破坏。

我还时刻看着纪念碑后山的山顶上，我很确信要是国民党反动派胆敢派飞机来，那飞机一定是从这座山的山背后飞过来。也不知道台湾离金江有多远，更不知道台湾在那个方向，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定要解放台湾”，现在毛主席死了，那台湾还能不能解放？这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也不知道等了有多久，背靠着纪念碑的工农兵广场的大讲台上好像有人上去了，我才注意到讲台上方挂着一块长长的黑布，黑不上写有两行字“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广场四周的高音喇叭里传来熟悉的哀乐，然后默哀，然后听广播里传来一个生音，说什么我听不清楚，说实话是听不懂，因为传出来的普通话不像电影里的普通话，我听到旁边高年级的同学说那声音是从北京传来的。

在我前面的几个女生又哭了起来，让我意识到，这时候我也应该哭才对的，但是，我真的哭不出来，哪怕是很努力的要让自己的眼泪能落下几滴都没办法做到。而且我还很害怕别的同学知道我没哭得出来，那样显得我对毛主席没有一点感情，那样我就不说毛主席的好学生，那样就加入不了红小兵。于是，我尽量的把头低下来，耳朵里听着广播里听不懂的普通话，听着前后左右各式各样的哭声。

接着有个女生在我前面不远处突然晕倒了，不知道是伤心过度还是中暑了，赶紧的从口袋里摸出仁丹盒来，倒出一粒含在嘴里，那味道不是很好，没有预防脑膜炎的小糖丸甜，甚至比不上打蛔虫的宝塔糖好吃。看见工宣队的老师把晕倒的女孩抱进了三年级的教室，在开追悼会期间，我们金一小三年级和四年级的那排教室被用作急救室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特别是救助晕倒的革命群众，要知道，开毛主席的追悼会，肯定有很多得到翻身的幸福群众伤心过度的。

又不知过了多久，高音喇叭里那个听不懂的普通话结束了说话，就听到像电影里的普通话传来“全体默哀三分钟”，于是广场上突然鸦雀无声般的安静。接着又是“向毛主席三鞠躬”，再接着又响起了熟悉的哀乐。不记得那天火车站的火车是不是鸣长笛了，按道理是应该鸣号的，这在后来看电视的时候，电视上说追悼会上全国的火车、汽车、轮船都统一鸣号了的。

好吧，这就是我参加毛主席追悼会的全过程，最痛彻心扉的是，那天我无论怎么努力，就是哭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