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1976年对于我来说很多事情都是十分难忘的,下雪、过年、离开、热闹、迷茫等等,所有经历对于我,自认为可以用有幸经历了难忘的1976年来描述。
大雪过后没几天,山顶上的积雪还没融化完就过年了。这一年过年的印象也是特别的深,主要是大哥从工厂回来,二哥也从农村回来,小妹也可以自己蹦跶了,然后我们一起跟着外婆回到龙岸垌地栋村去过年三十。
76年,地栋村还是没有电灯,年夜饭桌上点上了三盏煤油灯,堂屋的八仙桌也点有一盏,整个堂屋比以往都亮堂。这一年年夜饭的四个鸡把腿都没有我和阿宁表哥的了,都属于小妹和另外三个表弟,但我是第一次觉得扣肉原来那么好吃,肥糯的五花肉在此刻让我想起忆苦思甜的时候那个长工表哥在控诉万恶的地主时的一条罪状就是,每天收工吃饭的时候,地主只给他吃瘦肉,而地主和地主婆自己吃肥肉。只有吃了扣肉才明白原来这种带着肥肉的五花腩才是最好吃的猪肉。
那年过年家里特别的热闹,年夜饭足足开了两大桌,外公在评论着扣肉的尺寸,意思是大扣肉要有两指厚才能算大扣肉;而茨菇肉里的茨菇还不错,是莲花村莲花糖的茨菇;他还狠狠的表扬了小舅娘做的烟菜包,主要是里面的虾米放的分量足,比外婆舍得放料;其余的鸡鸭鱼肉都属于常规的硬菜,不值得评判。
也是那年过年,我第一次真正理解红包的含义,因为年夜饭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和阿宁表哥、大舅姐二舅姐被外公叫到跟前,一人给了一个红纸包,舅姐她们欢天喜地的跑到门槛那里坐下来拆纸包。我也欢天喜地的跑到门槛那里坐在舅姐身边拆红包,里面有一张纸币,上面有一个开着拖拉机的圆脸阿姨,看着很飒爽的样子。突然大舅姐就不乐意了,她跑到外公面前叫嚷起来:"为什么他的是一块,我才得五毛?"外公脸色一沉说:"他过年才回来,你天天都得在家吃饭,还不知足?"
这时我才注意到,大舅姐手上的那张纸币是纺织工人的,二舅姐手上的是武汉长江大桥,阿宁表哥的也是纺织工人。我问大舅姐这有什么不同,她愤愤地说当然不同,一块钱比五毛钱买得的东西多得多了。我一阵狂喜,这就意味着我可以用手上的一块钱买很多的电光炮。过年放鞭炮,那可是最开心的一件事。那时候我们都会把一包鞭炮拆散了一颗颗的放,在田垌里插在软软的烂泥上放、在牛路上插在牛粪上放、在水沟边插在靠近水面上放......总之,谁的口袋里的鞭炮多,谁就是头龙。这一块钱对我来说那绝对是巨款,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收到的第一个红包,1976年,多么美好的1976年,钱的重要性算是从那时起进入到我的生活。
由此想到杨白劳因为没钱只能给喜儿买一根红头绳而买不起一包鞭炮,所以大表姐的五毛钱大概也是只够买两根红头绳,稍稍比喜儿强;杨白劳因为没钱还欠黄世仁的债,才会被黄世仁逼死;所以说,有钱真的很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很多事。
我很开心的跑去跟大哥二哥说外公给了我很多钱,他们都露出很夸张的表情,我想他们一定是很羡慕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