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曰集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今年11月3日是父亲的九十大寿。父亲一直身体尚好，是应该能再多活几年的。不曾想到，今年夏季，在随全家从美国回故乡武汉探亲期间，父亲不幸病故。在慈父九十大寿之际，回忆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决定将父亲这一辈子的奋斗人生整理成文，寄托对慈父的深深怀念和敬佩。
事情还得从祖父这个家谈起。上世纪初，从安徽休宁迁居武汉的祖父娶了祖母这个武汉姑娘之后，全家老小的生计就靠祖父在外做帐房先生(会计)来维持，生活很清苦。尽管如此，祖父仍设法供儿子们读书。父亲出生于1925年，是五个兄弟中的排行老三。为了养家，大伯和二伯很早就去外地谋生。大伯英俊儒雅，几经周折，最后在国民党所属的铁路上当了一名职员。二伯高大魁梧，气宇轩昂。进入黄浦军校就读后，成了一名文职教员。
与大伯和二伯相比，父亲一直坚守在武汉。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父亲小学毕业后就去上师范。后来以武汉全市第一的优异考核成绩进入武汉税务局当了一名职员，收入不菲。祖父失业后，一个大家庭，包括大伯及二伯二家留在汉口的妻儿的生活，全靠父亲的收入来维持。进入税务局工作的同时，父亲还就读于一所财务夜校，取得了大专学历。在夜校学习期间，父亲接触到了革命进步人士，成为了共产党外围革命组织的成员。那时，武汉还没解放，搞革命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家中情况有很大改变。大伯曾被提升为铁路站长，不久后又因内战而失业回到武汉沒有工作。二伯见战局紧张，特地回武汉将妻儿接往广州。那时，五叔只有十多岁，为了减轻家中负担，祖父便将五叔托付给二伯。谁知这次二伯一家和五叔前往广州，竟成了与祖父祖母的永别。此后几十年，二伯全家和五叔杳无音讯。大家只是猜测他们撒离去台湾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成为一名武汉税务局的国家干部，提升为市税务局会计科科长。当时，武汉市是直辖市，父亲经常去北京开会。在解放初期，很多领导干部文化水平有限。相比之下，父亲工作踏实肯干，业务能力强，又有大专学历和水平，还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是很得领导赏识的。然而父亲以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却历经坎坷。
由于父亲有一个曾在国民党手下当过官的大哥和被认为逃离台湾的二哥和五弟，这些社会关系，就象一道巨大的阴影始终笼罩着父亲的事业。升职的报批屡次都被驳了回来，理由很简单，父亲属于"审核使用"型干部。而且，组织上认为父亲立场不坚定。
那时，父亲的处境很困难。当时老家庭未分家，父亲和祖父祖母及大伯一家都住一处，由于大伯因历史问题没有工作家境很差。为此，组织部特地找父亲谈话，让父亲与大伯划清界线。父亲只得与大伯分家，将祖父祖母接出来与父亲单住，私下父亲通过祖母每月都会给大伯家生活费。
那时，大伯的大儿子正在读大学，由于大伯经济条件差，学费和生活费主要由我父亲私下帮助承担。谁知，事情传扬出去让父亲单位知道了。另外，大伯家的孩子经常来我家看望祖母。结果，组织上认为父亲与大伯家是假分家。另一方面，祖父祖母和大伯却认为父亲不近人情。一边是亲情，一边是组织，父亲真是左右为难，有苦说不出。
父亲在市局科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5年。1954年，一位市局局长的夫人看中了父亲这个市局科长的职位，于是父亲就被调往了一个区级机构。从1954起，在以后的28年里，父亲先后在区委财贸部任科长，区商业局任局长，中学校长。1982年父亲回到税务系统，任区税务局局长，直至1990年离休。
虽然长期以来不被重用，父亲始终勤勤恳恳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做人，任劳任怨，善待同事和下级，从不以权谋私利。由于父亲为人忠厚深得下属的尊敬，文革期间父亲竟逃过了屡次劫数，幸免了其他领导干部所遭遇的''走资派"批斗和挨打。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区商业局任局长达11年之久，下属员工有数千人，父亲知道大多数基层员工的名字。每次我和父亲上街购物，商店的职工都会热情的与父亲打招呼，父亲都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那年头，物质紧缺，买东西都靠关系。父亲从不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已和家庭开后门。那时我是家中的采购主力。有时商店的员工认出我，有意给我一些照顾，父亲知道了，总会严格批评我。
早年父亲的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82年，父亲离开区商业局时，几位与父亲工作多年的下属特地带着礼品到我家来为父亲送行。这些人在父亲任职期间从不上门却在父亲卸任时来看望父亲，充分体现了父亲在群众心中的份量。2010年，我与父亲回国期间，邂逅一位白发老翁，父亲竟能一眼认出对方是其商业局下属食品公司的前经理。
1985年，一封由香港碾转而来的书信打破了我们生话的平静。那是来自二伯的寻亲信。从信中得知，二伯及五叔二家在台湾甚好。那时，祖父祖母及大伯都已去世。父亲五兄弟在大陆的只有父亲和四叔。在二伯的安排下，父母和四叔四婶终于在1986年与二伯和二婶在香港见面。那时候，港台关系已不再是人生污点。笼罩在父亲头上的负面影响终于到了打破的时候了。
历史好象给父亲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就在1985年，父亲退居二线，改职为调研员，调研员是那个年代为预退的领导干部安排的过渡职位。这意味着父亲的政治生涯已到了终点。这种迟到的港台社会关系负面影响的解除，已与事无补。时隔38年的兄弟重逢，父亲用了一生的事业作代价。谁能真正理解父亲这么多年来为此承受的巨大精神折磨。
从1949年到1990年离休的四十一年期间，父亲的职位和工资都未曾提升。作为一个老革命和老共产党员，父亲没有和组织讲任何条件，没有计较个人得失。他默默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从2002年父母移居美国，直至今年六月的十一年中，父亲心系祖国，非常关心国内政治局势。凡是中央两会有电视转播，父亲必定是从头听到尾。
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革命前辈的伟大风范，一个真正的孺子牛。我为有这样一位好父亲而自豪。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干部，这个热血汉子曾经在武汉市这块热土上，为国家撑起过一片天。历史不会忘记您，时代不会忘记您。爸爸，您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但您是时代的忠良。女儿感谢您为国家所作的伟大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