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有情
有情人爱怀旧
《八十年代中学生》那一组照片， 近两年不断有人分享，不断映入我的眼帘。每次看，除了觉得亲切，就是可惜当年没有在校园里面留下自己的照片。当时没有条件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可是，成长中 的我们，谁又能想到，国家、城市、校园，一切的一切，在静悄悄的变化中，有一天会变得让我们恍如隔世呢。最让我们想不到的还有，有一天，怀旧会成为我们联 络自己和岁月的方式。
升中学时东城区的“漏题重考”让我错失上早已知道的景山学校的机会。那是七十年代末，当时住南锣鼓巷，父母知道这边隔壁院子有个李老师就是171 的，后来又知道那边隔壁院子有个小青同学也是171的，自然她们都知道那个红旗中学（171原名）是好学校，于是，我开始了很了不起的三年的和平里的生 活。
小学的时候很少坐公共汽车的我，需要自己排队买月票，需要每天穿过长长的、著名的中戏所在的东棉花胡同，过了马路去坐车了。104、108路汽车是 贯穿南北的主要干线。当时的车很挤，我经常是钻到司机旁边的台阶上，就挤不到了。最难过的是冬天，家里也不很暖和，公车上也没有暖气，冻手冻脚不是新鲜事。那时北京的冬天，真的还是很冷的，干冷。
那时的学校大门，不是开在大街上的。下了公车，过了马路，是民族出版社的大楼，一直沿着小道往里面走几百米，右手边才是学校的栅栏门。出学校大门那里，有一小块空地，就是照片上那几个男孩子围着一辆自行车扎堆的地方。
我在以和平里二小和九小的孩子占很大比例的171中学算是个新面孔。那时的北京，和平里再往北就算是城乡结合部了，而和平里那一带尽是大部委机关和 部队机构所在地，比如煤炭部、林业部、中央乐团等等。那里的环境确实不同于我住过的东皇城根和南锣鼓巷，那是一种时新与传统、开发的外围与闭锁的中心的一 种对比，虽说只是不到十公里开外，但是建筑、人们的精神面貌，甚至小孩子的气质都有了些许不同。皇城根和胡同里的孩子悠闲野性，和平里的孩子显得有些内控 力和更多集体感。
我的小学、初中、高中班主任，都是名副其实的北京市的名师。陈老师是我在171的班主任，我初中毕业到五中去上高中以后，陈老师还一直是原来那个班 的班主任，一直送他们考上大学，据说这是唯一一个陈老师带了六年的班。陈老师几十年从教生涯，寒来暑往送多少学生毕了业，见证了多少孩子的成长成熟，在我 隔洋网络上问候她老人家的时候，她还能记得我，还把我当孩子一样称呼。师生感情，是一件没有理由不生根开花的事情。
我从小到大的班主任大多是语文老师。尽管走向社会的知识技术、人生路上的种种能力是多方面的，但是，打下严谨坚实的掌握自己民族语言能力的基础，是 其他更专更深层活动的根基。这种能力的传承，是让学生受益一辈子的。陈老师为了这些学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全身心奉献的。这既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普遍的师德风气，也可以说是陈老师的独特的一种虔诚。她非常干练的形象、清晰的声音、敏锐关怀的目光，让我至今难忘。
教英语的刘老师也是一位让我后来念念不忘的老师。我们小学时候学过一点英语，想起当时的情形有些悲凉。小学四五年级加了英语课。我们的老师，是个据说文革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人。他长得高高大大，有些苏联瓦西里的气质。我们总是上课说话，老师却碍于一 些原因不敢严厉管我们，似乎他也无心无力去挽救什么。有一次他默默走到窗边，慢慢地说出“不要说话”这几个字。他似乎在对窗说，也在对自己说，而真正应该听话的我们却不听他说。现在我似乎知道了，他对于窗外的天空也是感到哀伤的。到了中学，英语课是一门正式的主课了。刘老师并不是我们初中开始学英语的启蒙 老师，她是教我们时间最长的，直到初中毕业。我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我也业余学习了英语教学的专业，现在看来，刘老师很多教学方法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难得 的。 我自认的英语语法的扎实，口语语感的培养，都是从刘老师那里打下的基础。刘老师有些不苟言笑，有时也不吝啬批评，但是，她对教学非常专注，语调舒缓温柔。 每一篇课文，刘老师都要求学生会背诵。并且要求学生一个一个去她那里背诵，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于非母语环境下练说话很有效，这付出的时间非常值得。有的课文 是情景对话，刘老师就让三人一组，当个节目那样演练。还有个每日值班制度，学生轮流每天上课开始时报自己名字，报日期，报天气等等。
我们对于学校和所有老师都有深深的感情和由衷的怀念之情，由于我后来上的文科班，我的大学专业、工作环境，加上生活的充实是以文化为主的，后来又有出国闯荡的语言需求，所以，我特别感激语文和英语老师对我的立足社会社区的能力基础性的培养。
我现在能够在海外挑起一个老乡社团的总负责，也能够参与到校友社团的组织建设中，而我上学时候却丝毫没有什么组织能力。我曾经被老师指派当生物课代 表，生物实验课之前老师让我给同学们分组，课代表不就是干这种协助老师的事么，可该去实验室了我都没有落实好分组的事，气得老师说“这么点事情都干不 好”。。。
我们的校园可不算小，当时的主楼教学楼是四层，还有一个楼估计是一些行政部门，也或许就是空着的也未可知。在主楼旁边更深处是一排平房，其中有一间 是化学实验室，至今我还能想起那烧瓶和火焰的样子。在考试临近的时候，老师允许我们搬椅子下楼找清静的地方温书，我和一两个小伙伴就爱在平房附近一起学 习。
学校的操场也很不小哦，有个主操场，是全校做广播操的地方。四层的楼，课间操下楼是个问题，当时感觉挺挤的，现在看那是个安全隐患，可我们就那么过 来了。还有一个操场稍小一点，这两个操场都有篮球场。孩子们课间休息或者下了学，很爱在篮球架那里扎堆，有的坐在石台阶上，有的伏在铁架子上，或聊天或温 习功课。《八十年代中学生》那组照片，有一张就是那个图景。那个穿格子裙子的女孩，分明就是我自己的复制。 有一年最流行那种格子的裙子，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斜裙”，是跟横平竖直的格子裙子相对说的，显示一种新颖和时髦。还有那两个女孩玩双杠，也是我们当时消 磨时光的游戏的真实写照。灵活的女孩子们，在双杠上面跑上跑下，一圈一圈追逐，既锻炼身体又娱乐竞技，整个过程充满了欢笑和刺激。
171的 音乐教室是在双杠旁边的一间平房大教室。小学和中学都是有音乐课的，说起来这应该都是好时光，可是因为不是考试的科目，而且学乐理本身比较枯燥，学生并不 重视，这个有些遗憾。现在的孩子的美育课程的机会应该是多起来了，希望孩子们在学习和歌唱中找到快乐，找到心灵美感，而不是追逐一种名义上的“才艺”或者 “优秀”。
那组中学生的照片，有一张给人印象颇深刻，就是安定门外护城河劳动的画面。这样的劳动场面我们也经历过，同一地点，比图片上注明的时间早几年。纱 巾、套袖、 棉袄罩衣，甚至只留下背影的那个姑娘穿的那种军绿，都是那时普通、标准、或者时髦的装束。我们两两一起抬过土筐，我还推过小推车。中学生们给工地建设做出了多大贡献不知道，但我们的态度是认真的，整个活动过程也是积极活波的。这是我们后来多少年都留恋回味的中学生活的一部分。除了这次劳动，我们还去过地坛公园挖蛹。蛹就是苍蝇的幼虫，把蛹从地下挖出来，就能减少苍蝇的产生。不知道这个理论和做法是不是合理，但这是学校的一项活动，对于孩子来讲，也是一次离 开学校的开心的机会。地坛公园附近的地坛体育场，还是我们学校开运动会的地方。后来直到工作了，文化部的运动会还是在那里开的。北京地坛、先农坛两大体育 场，联系了多少人的快乐生活记忆。
文革后头两届大学生开启了一个时代，他们至今有个符号式的集体名称：77、78级。而我们78级初中生也朦胧地踏进了一个新理想主义时代的帆船。教 育得到重视，走入正规；文艺开始复苏，老的经典翻出来亮了人们的眼，新的创作高潮如红日喷薄而出；时尚审美开始静悄悄地出现；“思想”成了“思潮”。。。 刚刚青春萌动的初中生们，接受的都是积极的、开放的、眼界宽阔的知识浪潮。这批孩子很幸运地享受着孩子应有的被教育、被照顾的权利，过着孩子应该有的上课 学习下课活动、玩耍的生活，而同时他们心里也开始有了一些志向，知道有更高层的教育、更广阔的天地在前面，而那广阔的天地，是眼前努力的学习能够换来的。 他们仍然喜欢在集体中徜徉，但也开始了一些属于小资般的自我认知。汲取知识、享受成长的自豪感、充分接受大自然的无限春光与秋色、渐渐懂得文学和艺术的熏 陶能够给予人们精神的养料，这一切，是这一代中学生的生活旋律。
80年 的《新星音乐会》以及紧接着的《新声新秀音乐会》开始了我们的追星经历，电视台电台播放的经典老电影里面的经典插曲也开阔了我们的眼界。那时，好多中学生都有个本子，用来抄写歌谱。我就有两个这样的本子，上面是《军港之夜》、《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划船曲》等等时髦又优秀的作品。苏小明成为新的歌坛最亮点；东方歌舞团三支花朱明瑛、远征、郑绪岚带来能歌能舞的异国情调；李谷一从湖南花鼓戏一路唱到中央乐团，几乎演唱了那几年一半的电影插曲，她的《乡 恋》新的表现风格如春风扑面，令人驻足；与我们几乎同龄的程琳的《小螺号》、《采榆钱》后来伴随我几十载百听不厌，上了大学还在同学面前《春水弯弯》抒情 一把。。。和平里公交总站那里开始有摆小摊的卖小日历画片，比如香港夏梦那一代美女影星的，还有刘晓庆等影坛新秀的；小摊上也卖折叠歌谱。那时我不会知道，编辑这些折叠歌篇的人之一就是我后来的同事前辈。
初中毕业了，后来报考五中主要是因为离家近很多，不用坐车，当然也想挑战一下自己，所以就冒着传说中的“考不上五中171也不会要我”的危险报了五中。于是，后来的三年，是细管胡同，是教室自己生炉子，是文科班的札记串读，是预备走入大学的殿堂。。。
《八十年代中学生》摄影的作者任曙林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在那时，在校园，已然萌发，并且决定了”。”八十年代中学生，理想主义渐去渐远的背影。。。
《八十年代中学生》组图参见http://hlj.ifeng.com/culture/detail_2015_03/13/3653106_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