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有记忆开始，我铭心刻骨的记得的事就是-离别。我庆幸自己只赶上十年文革浩劫的尾巴，即使是尾巴，也因此失去十年与父母共处的幸福童年与少年时光。
七零年代初，父母亲被迫搬离XX大学到陕北的山沟里，而我将要被送往京城之外Z县的XX 大学分校托儿所。刚过五岁的我并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窄小不堪的一室一小厅（小过道而已）到处是打好包的行李和横七竖八包扎的旧家具。只记得爸妈每日沉着脸，灰头土脸地整理行装。分离 – 对这个年纪的我意味着什么，我不太可能很清楚，我所能感受的分离仅仅限于在托儿所里的全托，而每周仍有虽短暂但很温馨的星期日的团聚；如果我当时知道这意味着一连半年甚至更长，无法与自己的父母姐姐相聚，我肯定哭天喊地死也不会让母亲抱我乘上去Z县的火车；如果我知道这意味着之后十年寄居祖父母家，2-3年才能看到我亲爱的母亲，我肯定搂着厅里那个旧餐桌的腿，没人可以使我迈出这家的一步。
似乎去Z县的火车一拐弯就到了- 兴许我在车上睡着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并没有哭，也许是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惊愕，也许并不知道将要面临什么，我一路很温顺，并没太多的离别的伤心。只记得母亲一路铁青的脸没有笑容。直到我大了之后，母亲告诉我，那时的我得了急性肺炎刚刚痊愈，而领导甚至不允许我父母将我寄养在我祖父母家，只因他们是划清界线的那一类。母亲很无奈地铁着心将我送走的。
我对Z 县分校托儿所的记忆，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房子，一个挨一个置放的小床，一个大取暖的煤炉和高入房顶的烟囱。所有大中小班的孩子似乎都在这个房子里，阿姨们永远坐在房子远远那个角落里嗑瓜子，聊天，织毛衣，很少有抬头的时候。
不记得吃过什么，甚至连以前在京城全托时记忆最深的每日必吃的黄瓜炒鸡蛋的印象都没有。洗澡的印象最深，因为只有一个大池子，每个孩子排着队轮流跳进去，我想最后那个自然是洗个“泥汤”出来吧，而洗浴也不知多久才有一次。
因为是在农村，大小便都在户外，晚上也不例外。晚上上床前最明智是上好厕所再睡，可五岁的我还没有这样的远见。有一天晚上刚睡下，就觉得想要大解。抬头看看远处的阿姨们，实在没勇气叫- 说不定她们会劈头盖脸骂一顿。看来只好忍到天亮吧。可是越想忍越忍不住，都快拉到裤子里了。看看离我小床不远的大门，急中生智的我心生一计，谁也没叫，悄悄翻下小床，蹑手蹑脚地出了门外。屋外一片漆黑，刚刚脱了小裤子，几只不知哪来的农家狗凶狠的吠叫起来，丧胆的我拉了一裤子屎，匆忙提裤子奔回房里。心里象揣了几只小兔一样嘣嘣乱跳，生怕阿姨们发现。
从那一日起，我就盼着洗澡的日子快点来，因为只有这一天我们才会换衣服。裤子里的屎已经变干巴了，我依然没有等到洗澡的那一天，而脏了的裤衩就一直这样穿着，没有任何人过问，我更没有勇气请阿姨换。这样盼星星盼月亮地终于有一天盼来了洗澡，站在队里的我演练着一遍又一遍如何逃脱阿姨视线，“只要我脱裤子的时候，赶紧把裤衩脱了，折起来，不让阿姨们看到拉在裤子里的屎，我就不会挨骂了。”趁乱我终于将结着屎嘎巴的裤衩换掉了，而阿姨们居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使我提心吊胆不知几个星期的脏裤衩，就这样随着一堆孩子们的脏衣服被运走了。我心里沉重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