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在全省农村推行“责任田”，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主持起草省委文件《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时，特意在文件里突出写明刘庆兰的重要作用。文件的开头这样写道：“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文件列出三条理由，其首要一条就是：“宿县一位老农的建议。”
一个老农民的建议写进了省委文件，成为推行一项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是罕见的。从这里也可看到这位“宿县老农”的实践对安徽实行“责任田”起到了多么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位“宿县老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刘庆兰是一个农民，也是一个敢做敢为的血性汉子。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他已年近花甲，却毅然决然自行离开农业社，独自一人上了一座荒山，开垦荒地，自食其力。
褚栏是宿县最北边境的一个公社，沿着皖苏两省边界有一列东西走向的低矮山丘，其中有一座叫虎山，海拔只有150多米，刘庆兰所在的小王庄就在虎山脚下。虎山上乱石荒草丛中有一片片的零星的“鸡窝土”，土层很薄，又没有水源。而就在这样的荒山上，刘老汉靠开荒种地养活了自己。“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兴起与紧接着的大饥荒到来时，全国出现了粮食危机，而刘庆兰却能拿出粮食下山缴给集体。这样的事实传开来，如同寒冬里响起一声惊雷，先在本社本县后在江淮大地上形成强大的冲击。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受到的冲击尤大，同时也促使他痛下决心，在全省农村实行“责任田”。
由于“责任田”只实行了一年就被禁止，对“责任田”由开始时的高度赞扬，很快变为严厉批判，刘庆兰的命运也随之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所以无论当地坊间的传闻，还是档案资料的记载，都对他有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说法。
埇桥区档案馆存有关刘庆兰的历史资料共有三件。最早一件是1961年春天曾希圣听到刘庆兰情况汇报后，让有关部门写出来的；第二份是在曾希圣高调评价刘庆兰之后，宿县县委于1961年5月写出来的。这两份材料都强调刘庆兰上虎山开荒，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份材料是在省委决定纠正“责任田”做法后，1962年10月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写出来的，说刘庆兰在虎山上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是个“不务正业，不行正道，品质不好的人。”
不同政治形势下的三份调查报告对同一件事的说法互不相同。要弄清史实就要先做辨清真伪的工作。2012年春天，笔者来到了刘庆兰的家乡，实地考察了当年刘家父子开荒的虎山，采访了当年陪同其父在虎山上开荒的刘家次子刘志立等人，对刘庆兰其人其事有了进一步了解。
刘庆兰出生于当地农家。他勤劳能干，发家致富的梦想火热，除种地外，还经营磨芝麻香油等副业。在有些人看来，他不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乡亲们只知道他年轻时曾在旧军队里当了几年兵，但回村几十年就一直种地为生，只是社会阅历比一般人广。
离开集体，私自上山开荒，自食其力，这是刘庆兰传奇故事的核心内容。刘庆兰从旧社会走来，年过半百时迎来新中国的阳光，心头升起勤劳致富的希望。至于对新出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像多数农民一样心存疑虑，这也是很正常的。
他为什么要离开集体上山开荒？
说到他离开集体，上山开荒的原因，村里老人们说，从根子上说，是他发家致富心切。土改后他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对土地特别亲，总感到地不够种。他看到虎山上有一片荒地，就想去开出来种庄稼。对正在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时刘庆兰并没有反对的表现，只是没有入社的积极性，因为他不知道合作社能否帮助自己实现发家的梦想。1954年冬天他才随着“大流”加入了初级社。但是很快他就发觉合作社无法实现自己致富的梦想。当年他就上山开出那几片荒地，种上庄稼。但这时刘庆兰还没有下决心离开合作社去“单干”，开那几小片荒地只是他干完社里的活之后的业余劳作。集体经济让他完全失望，下决心离开，是在两年后的高级社时期。
1956年，冯楼村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的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完全归公了。刘庆兰被群众运动裹挟进了高级社，但是实现了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扩大了规模之后，合作社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出来：他自己亲手喂养的膘肥体壮的牲畜，交给合作社后日见瘦弱；许多农户把积攒的肥料拼命往自留地里拉，社里的庄稼淹没在草丛里却没人去锄，收到场上的粮食有人往自己家里偷。刘庆兰提意见建议不被接受，干部们反说他“多管闲事”。他深感失望，逐渐看清了这样的“大呼隆”不是种庄稼的正道。他更感到自己入了高级社，失去了土地，赤手空拳，一无所有，有力气没处使。他不甘心就这样淹死在这一汪浑水里。于是，横下心来，另寻出路，决然离开家庭及高级社，独自一人上了虎山开荒去了。
刘志立怎么也上了山？在采访中刘志立这样对我们说：“我原来在蚌埠一家制革厂当工人，因染上肺结核病被辞退了。高级社时回村当了个会计，不下田干重活。1958年“大跃进”中我被派往水利工地，白天黑夜干挖土抬土等重活，肺结核病迅速恶化，身体很快垮了，从工地回来后就卧病在床。当时社员吃大食堂，有人说：队里不能养这样的闲人，要是再不下湖干活，大食堂就不给他饭吃。好心的干部指点我：上山跟你大大（即父亲）去吧，也省了俺队干部的一份心思。我无路可走，就这样被‘逼上梁山’。”
但虎山不是世外桃源。刘庆兰刚上山就有人说他是对抗合作化，上山“单干”去了！要求把他弄下山来。但合作社的干部并不太看重这件事，就推说他已年过60岁，不算社员了，合作社管不了他。“大跃进”、公社化一起，农村形势更“左”，刘庆兰开荒也有了收获，有些人眼红起来闹得更凶了，说大小队干部受了刘家的好处，包庇纵容他。但社队干部们还是没有强制他下山，只是提出让他给队里交点粮食，堵住众人的嘴。刘庆兰欣然接受，交了粮食继续在山上“单干”。正是有了当地社队的宽容，才有了刘庆兰在虎山上的这番传奇般经历。
虎山上的奇迹
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在这样的荒山上开荒种地，自食其力，日子必定是非常艰辛的。刘志立向我们讲述了当年父子俩的艰苦经历。
刘志立说，我上山时父亲夜间还住在山下家里，天天早出晚归，中午饭带着馍馍和一壶凉水在山上吃，日子过得又累又苦。我上山后我们就决心在山上搭个住处，安营扎寨。我们就地取材，用石块石板叠墙，再从山下拉了些秫秸和麦秸，盖起了两间小窝棚，就在山上安下了家。山上没水，就每天下山去挑，挑一趟来去要跑上六里山路。下雨天就用盆子接雨水吃，下雪天就铲雪化水吃用。我们还把一盘小石磨拉上山，下雨天不能下地，就抱磨棍一转一转地推，还养着一大群鸡，养了几只羊。
刘志立说，那十几亩地，全是一抓钩一抓钩地刨出来的。开垦荒地主要是用冬季的农闲时间。冬天里天短夜长，有月亮的夜间也干。山上风大天寒，手冻肿了，脚冻裂了，也不停工。头两年，刘庆兰凭自己的一双手养活了自己。1958年父子协力，开荒地达到十亩，收获自食有余，并能拿出一些粮食交给生产队。刘志立的肺结核病也因在山上空气清新，劳逸适度，又有饱饭吃，一两年后不治自愈，身体日益强壮。
1961年5月中共宿县县委的调查材料详细记录了1958年后，刘庆兰父子在山上垦荒的收获情况及向集体上交粮物的具体数字。刘家父子在荒山上取得这样好的收成，真可谓是一个奇迹！当然，这项奇迹的意义远远不只是收获这些粮食。不管刘庆兰父子是否意识得到，其实他们在虎山上的做法正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雏形。这种生产经营方式与后来安徽全省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责任田”大体相同。所以不少学者都说宿县虎山是安徽“责任田”的滥觞之地；“宿县老农”刘庆兰是“责任田”的开创者。
一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大竞赛
刘庆兰父子的艰苦劳作及创造终于引起全社会的关注。1960年深秋时节，褚栏公社党委副书记周立德等来到公社北部边境检查秋收秋种，上了虎山。过去，他曾听说有人反映过刘庆兰在山上“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今天实地一看，刘庆兰父子在荒山上用自己的双手开垦出十多亩地，每块地都种得精细，各种庄稼都管理得很好。对比一下山下的生产队，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周立德把在虎山上的见闻报告了在公社驻点的省委纠正“五风”的工作组组长、省水利厅厅长孙韵和。孙韵和上了虎山拜访刘庆兰。刘家父子的辛劳让孙韵和深受感动。之后，他又将此情况报告了在宿县地区调研的安徽省副省长张祚荫。几天后，张祚荫专程上了虎山，看了刘庆兰开出的地，种的庄稼，喂的猪和鸡，一番深谈后连声称赞。刘庆兰也敞开心扉向张副省长进言：种地务庄稼本来就只能一家一户干，不能像现在这样大呼隆！
1961年2月初，曾希圣辞去所兼山东省委常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从济南回安徽。在回合肥的火车上，张祚荫着重地向他讲了宿县老农刘庆兰的故事。曾希圣听的心上腾起波澜。近年来，从安徽到山东，再从山东回到安徽，他看到农村农业问题十分严重，日思夜想如何走出危局。今天，宿县这位老农的行动给他的思想、感情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活生生的现实说明，只要人有主动性、积极性，哪怕是在荒山上，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也能从土中刨出粮食！这是一个经营体制问题！刘庆兰的实践让曾希圣对现行农村农业经营体制弊端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增添了他越过红线去实行包产到户的勇气。于是，1961年的春天，安徽“责任田”横空出世。
结局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1962年秋冬间，安徽“责任田”加快“改正”的步伐，刘庆兰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当地公社下令刘家父子下山归入集体。刘庆兰坚持不下山，他说，我已是一个老人，当不了社员，干不了活。我开的地，栽下的树，全交给生产队！就让我在山上看着这些田地树木吧！公社还算宽容，收了他开的地和种植的树木，但没有逼他立即下山。可“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庆兰父子被卷入批判斗争的漩涡。但不管如何批斗，刘庆兰依然坚持不下山。他对儿子说：“我死也要死在这虎山上。我要看个水落石出，我就不信叫众人挨饿的‘大呼隆’法子能长久！”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位倔强的老人活到了这一天，终于看到了“水落石出”：1981年春天，当地实行“包干到户”，“责任田”真的又回来了！
就在这年秋后，刘庆兰患了重病，但仍坚持住在山上，弥留之际才被抬下山。在山下自家老屋里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享年83岁。根据刘庆兰的意愿，刘家把他葬在虎山之旁。
虎山肃穆无语，却脉脉有情。它见证了刘庆兰晚年的这番传奇般的经历，见证了人世间这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皖北晨报）
缩小
默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