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钟声
历史回响
原载 | 《亚洲周刊》
来源 | 社科学术圈
导读
抄袭造假、虚假引进、学术乱伦、买卖论文等学术腐败在中国学界盛行，监督约束机制在权力和市场的扭曲下失效，大学没有自由的精神，学者没有独立的思想，反而沉沦堕落，丧失基本的学术道德和伦理，导致学者不重学术重权术，大学不重教学重创收。尽管中国学术经费上升，但由于根本体制不变，成效并不显着。必须防止学术竞争力继续削弱，以免动摇中国发展根基。
中国的国家竞争力正被猖獗的学术腐败快速腐蚀。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以求真为灵魂的学术研究与创新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学术竞争力也成为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因此，当韩国的黄禹锡涉嫌造假时，韩国当局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严肃的调查处理，而与此同时发生在中国的学术造假事件──上海交通大学“汉芯一号”造假事件却被中国低调处理。一如既往，中国公众对此没有更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也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激愤，因为学术腐败早已像癌细胞一样，渗透到中国学术界各个器官甚至大脑神经，不但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创新能力，而且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发展根基。
2005年底，有人在网上举报，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等人涉嫌造假，指出“汉芯一号”芯片是陈进从国外购买带回，雇请民工打磨掉MOTO标志后，再烙上“汉芯”标志，然后作为重大科技成果申报，骗取中国政府1亿1000万元人民币（约137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到帐6000多万元）。芯片研发是中国科研关注重点，造假举报震动了上海交大和科技部。几个月的调查之后，上海交大在2015年5月12日证实陈进严重造假，并决定撤销陈进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有关部委也开始追缴相关经费。
相对于“黄禹锡事件”而言，如此处理不过是轻轻带过，但对造假成风的中国来说，却足以敷衍公众。无论是上海交大乃至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还是该项目的监定专家，没有人出来向公众道歉，更没有人在其中汲取教训，追问一下：为什么民工打磨出来的东西可以从上海交大一直骗到国家部委？为什么从学校到科技部的多次监定不能发现问题？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学术体制从上到下早已被弄虚作假、权钱交易、关系评审等腐化行为蛀空，重权术而轻学术，而监督约束机制在权力和市场的扭曲下早已失效，因而无论在社会科学界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学术腐败俯拾皆是：
2002年1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王铭铭的《想像的异邦》一书，被查实抄袭；2003年1月，南京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与学生合着论文被爆剽窃；2004年1月，北京大学英文系副教授黄宗英的《艾略特──不灭的诗魂》被证实74%抄袭，黄宗英被院方解聘；2005年12月，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兴荣的《中国传媒业呼唤权威型经理人》被指严重抄袭，胡兴荣主动请辞并公开道歉；2006年3月10日，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被证实个人履历作假，学术成果材料存在严重不实，把姓名拼音缩写相同的人的论文作为自己的成绩；6月，上海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杨杰因申报评奖材料中将他人论文列入自己的成果清单，被取消教授资格，并终止聘用合同；等等。
学术评审要公正客观
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丘成桐对亚洲周刊说：“美国学术界看重公平的原则，学术评审的标准是绝对公正客观的，因此学术成果能精益求精。为什么哈佛、普林斯顿、史丹福大学能有一流的学术成就？因为他们的学术环境自由、竞争公平、有能力就有庞大的资源支撑，这样公正的环境才能吸引世界各地的尖子，成为了世界的学术中心。相反中国院士为了不损害既有的利益，以人治方式进行评审，那永远不会有好的学术成就。”
近年来丘成桐不断批评中国学术界，指出了中国学术的命脉所在。没有学术自由，没有独立精神和公平竞争，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学术和领先的科技。已去世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当年说：“我以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主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大学不仅是学术科研的中心，也是学术精神的承载地。民国时期的北大，秉承蔡元培“兼容并蓄”的办学思想，开创了一个学术自由、思想活跃的辉煌时期。
中国曾有世界一流大学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世界一流的大学，那就是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转迁云南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那里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以及其他一大批一流学者如殷海光等。在抗战的艰苦时期，中国知识界顶住外界压力，选择了集体迁移的方式，无非是为中国的长远发展保留火种。
尽管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科教兴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但是目前看来，中国距离这些目标越来越远，因为在现行的专权体制和扭曲的市场机制下，大学没有自由的精神，学者没有独立的思想，反而沉沦堕落，丧失基本的学术道德和伦理，抄袭造假成风。
2005年8月至10月，丘成桐曾因为在中国媒体上点名批评北京大学学风日下、虚假引进人才，以及点名批评北大数学系教授田刚而引发了一场声势颇为浩大的“丘田之争”。丘成桐批评北京大学向国家要巨资聘请海外人才，而引进回来的教授却极少能完成工作时量，极少给学生上课，也没有显着的学术贡献，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丘批评田刚同时在多所国内外大学兼职，未达合约工作量，却拿数百万年薪，并指责田刚有学术剽窃的嫌疑。
随着与丘成桐的交锋升级，作为中国大学象徵和旗帜的北京大学的每一个举措和发言，都受到媒体和公众的瞩目。北大数学院教授丁伟岳、项武义等公开答辩，回应丘的批评，同时指责丘是出于“名利争斗”与曾经的学生田刚为难，指责丘破坏了北京大学的声誉。双方来来回回激辩一年多，但北京大学始终回避丘成桐说的“引进教授拿钱但是不做事”，以及北大学术垄断、“学霸”的指责。网络上的民意也一边倒地支持丘成桐，相信丘成桐的网友超过85%，而支持北京大学的却还不到5%。
年年以最高的高考录取分数招取中国最好的学生的北京大学，拥有几乎最强的师资、最优厚学术资源以及“第一学府”的美誉，也令自己成了人们关注的“出头鸟”。2002年北大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2003年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都引发了全国学术制度的一系列批判讨论。此次丘成桐直接激烈的点名批评，在媒体公开后，反响可想而知。而与网上的民意不同的是，亚洲周刊访问了中国大陆几所重点大学的教授，以及来自北京大学的在读研究人员，得到的回应颇有些不以为然。上海交通大学一位博士生导师说：“中国学术环境怎么样，学术腐败也好，作假也好，功利也好，这些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体制问题，不是哪一个大学单独的问题。”
北京大学电子系研究生刘琨告诉亚洲周刊，北大校内学生对这件事情感觉“很冤”：“北大一定会有问题，但每个大学都有问题，这是中国的大环境。把大环境的问题让北大一个去承担，很冤。”刚从北大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的施雨岑说：“说学术腐败，我告诉你，如果北大黑，黑得像煤的话，那其他大学一定连炭都不如！”
丘成桐教授不断地用激烈言辞评论学术界，与其说他针对某个大学，不如说他所想警醒的根本，是深入到全中国每个科研院所、每个大学的学术腐败。而中国的学术腐败，如同任何一种腐败形式一样，其根源，离不开两个字：权，钱。丘成桐更直言不讳：“在中国，他们搞的根本不是学术，而是权术！”
院士制度遭到质疑
所有被访的教授都毫不讳言地承认，中国学术界存在一个权力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两层权力，一层是行政权力，第二层是由此产生的人际影响力。前者的主体是院士。“院士”在中国学术界，是个皇帝般的字眼。作为法定的“最高学术权威”，他们掌握着绝大多数学术资源的分配，包括科研经费、研究基金的发放、学术奖项的评审等等。中国传媒大学一位教授说：“院士的荣誉是终身的，而且没有监督，任人唯亲是一定的。谁与院士关系好，谁的项目就能批下来而获得经费。这也是为什么北京的高校总是比地方院校拥有多得多的科研经费。”
做学术要讲权力和人情
这位教授所说到的，就是院士的行政权力进而带来的人际影响力，这层无形的权力通过各个校长、院长、所长、会长扩散，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由于政治中心、学术中心的特殊地位，北京也成为这个权力系统的中心。上海交大一位博士生导师向亚洲周刊讲述了与北京高校争夺经费和项目的不易，“做学术也要讲人情，实力不是唯一的标准。如果实力差不多，那就看个人关系了。北京的资源多，提拔亲信也就多。每年教育部拨款的科研经费，北大清华一定是拿了大头，其他学校加起来也就只能吃点剩饭。缺少经费，科研项目就少，科研能力就弱，下一年争取经费就更难。这是恶性循环啊，想要跳出来，捷径就是人际关系”。
这个庞大而直接的权力系统，具备产生腐败最根本的条件：缺乏监督。院士是终身荣誉，并没有监督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去验证院士们的决定。那么，既然做学术离不开资源，取得资源离不开权力系统的点头，正如丘成桐所言，学术，往往就简化，或者复杂化成了权术。
中国的学术生态正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著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现在培养的十多万基本上不合格和学风不佳的博士，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由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所以，我预计二十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还要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要拉大。
学术上也有派系斗争
始终不愿公开姓名的上海交大教授说：“在中国，政治斗争、派系斗争是很可怕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我们知道。我只想安安静静做学问，不想被卷进这些斗争，也不想得罪人。”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学的逐年改革，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基本都以合同制与学校签约。而每年教师们也必须通过一些考核，才能与学校续签合同。对教师的考核通常包括在规定时间内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完成的教学任务如何、每年完成多少个课题项目等等。这些考核项目也直接与工资挂鈎。
以北大为例，北京大学正教授的基本工资是5000元，但据大学内部人说，多数教授的每月收入有至少5万元。“现在大学老师的基本工资都不高，主要收入都来自发表论文，或者拿到项目的经济奖励。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奖金可以高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如果自己的课题申请到了科研经费，收入也会很可观。原则上，申请到的经费应该投入科研，但普遍现象是，教授跟国家申请的经费要比实际需要的多百分之十五左右，多下来的这部分可以补贴实验室，也可以当作自己的收入。但是，如果没有项目和论文，那么不但没有收入，严重的话连自己的实验室都养不活，甚至还会被降职。”
所谓“争项目”，也就是教授提到的“申请经费”，中山大学的一位陈姓研究生这样告诉亚洲周刊：“我的导师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申请项目，其实项目最终能不能做成对老师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到经费。有时，导师会把一个完整的实验系列拆分成很多块，为了申请到不同的项目，拿多几份经费。有时，会请某个名机构来这个项目挂职，叫做合作，但实际只是挂个名，越是挂职上有名气的人，拿到经费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有些利益交换，导师的人脉越广，挂靠名人的机会和拿到经费的可能性也越大。”
人们常批评学术界风气浮躁，心态功利，在丘成桐看来，正是由于这些利益的争夺造成的。“我曾经跟北京的几个教授建议过做庞加莱猜想，它有价值，值得付出学术努力。但他们一直不做，原因很简单，这是基础命题，费时、费力，而且赚不了什么钱。所以现在中国，教授都跑去做应用课题，基础科学无人问津。这对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有极坏的影响。”丘成桐说。
博士生炒博导鱿鱼
教授们正职争项目，副职赚外快，真正做学问的越来越少。“我读研究生以前不知道，原来做学问真的像做生意一样。我们跟老师做研究，但博士生导师每天做的事情也就是请客、吃饭，我们要做的也就是陪吃、陪酒。一个接一个的饭局，然后就有一个接一个的项目。”南京大学一位二年级的研究生透露，自己每月帮导师做项目，可以拿到一千来元的生活费。但有的导师利用所带的研究生做项目，却不顾基本的教学和科研。2004年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炒掉了导师王永成教授，因为他们不满为导师打工而荒废了自己的博士学业。
权力缺乏监督，经济利益至上，两相作用，学术腐败蔚然成风。最臭名昭着的腐败手段，要数学术作假。当研究经费缺乏，争取项目面对压力，许多学者在没有成果的时候只能靠编造成果，凑论文数量，保住自己的项目和职位。不少粗制滥造、拚凑甚至编造的论文因此得以发表；学术作假，因此有了土壤。
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公布了一个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当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真正的研究，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但是成果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没有多少人愿意十年寒窗熬出一个成果；也没有多少大学，给学者这样的空间去做学问。造假，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而且很显然，屡试不爽。
学术环境恶化，最受害的，是在大师讲台下接受教诲的学生们，而他们，恰恰是中国学术未来的希望。丘成桐说：“中国的大学教育距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在中国的大学我看到好多奇特的东西，一个导师竟然可以带三十个学生！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培训人才的机制。而且即使他们中的一些出来了，也没有公平的竞争机制给他们发展。你能见到好多人才，都是跑去美国，才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中国的学术生态正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著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现在培养的十多万基本上不合格和学风不佳的博士，他们有一个博士的桂冠，所以他们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由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怪圈。所以，我预计二十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还要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要拉大。”
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到香港深造的M（化名）告诉亚洲周刊：“我本科学习的是生物，四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断地做实验，泡实验室，杀小白鼠。我成绩很好，但可怕的是，很多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些实验，这样做、这个步骤是有什么意义，最后为什么要得出那些曲线（实验结果）。我们经常做不出老师要的结果，也不知道原因，最后就自己描一张线形相关图交给老师。本科四年，我们居然从来没有学过统计，也从没有老师告诉你要去做资料分析。”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说：“到港大后，我才发现，自己大学四年都是在做机器做的工作，不用设计，不用求证，只要根据老师的要求去摇试管、杀老鼠。”她的同学留在国内读了两年研究生，到现在依然是在帮导师干活，“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基本的原理都不懂”。
没有思考的机会也许还是幸运的，至少，没有往歪路上思考。教授剽窃一件接着一件，几乎所有学校都有学术作假的丑闻。如此言传身教之下，学生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2005年9月的《中国青年研究》公布了一份对892名大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调查中，有82.74%的大学生承认有过作弊行为，包括夹带纸条、传递答案、替考、高科技舞弊等，甚至还有教授泄题。另外，2005年12月的《东方早报》称，有近六成大学生承认从网上抄袭论文，甚至有专业的网站买卖、代写“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六成大学生抄袭论文
所有接受访问的教授、学生，在谈到学术腐败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说体制。“学术腐败根深蒂固，是体制问题！”人们所说的体制问题，是由学术权力的顶端开始的。从院士开始，权威的选举、权力不受监督，评价体系的不透明，都是引发一连串学术腐败现象的开端。
丘成桐说：“院士的选举本身就不是公开的，院士选出后，他们的权力极大，又绝对缺乏监督。一个学者，从申请经费做项目，到项目完成参加评审，全都是由院士们掌控。腐败就是从这里滋生的。”上海交大的教授说：“怎么评价教授实力如何？怎么评价这个人有没有资格获得基金？怎么评价他能不能评上院士？怎么评价这个奖项该给哪位科学家？所有这些评价机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透明的。学术风气败坏，跟这个不透明的评价体系，关系太大了。”
学术败坏与大学精神的丧失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尽管有北洋军阀的颟顸和国民党的专制，但是北大依然“兼容并蓄”，但1949年后中国的大学很快地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反右”后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丧失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尽管如此，在政治高压时代，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还是凭理想和激情取得卓越的成就，如两弹一星、胰岛素、青蒿素、返回式卫星、杂交水稻及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的贡献。然而在经济开放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科研成就还比不上封闭年代。不要说像胰岛素这样可以获诺贝尔奖的成就没有，就是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都难以说上来。神舟飞船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神舟飞船的核心关键技术早在七十年代即已掌握，即能够准确、安全、定点地发射回收载重卫星。显然，由于人治传统和法治缺失，原本非常脆弱的中国学术生态在扭曲的市场机制下彻底崩溃，导致学术腐败日益严重，学术水准和科研能力日趋下降，尽管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科技研发和高校的投入，但是成果并不显着，中国学术竞争力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MD）每年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1998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还排名第十三位，但2003年急剧降到第29位，而且近年一直在这个附近徘徊。根据中科院的统计，2004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世界第9位，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仅排在世界第124位。2006年6月9日，美国《科学》杂志新闻聚焦，以《学术腐败丑闻动摇中国科学》为题，称学术腐败的日益增多将迫使中国的科技界领袖或者选择清理门户，或者使学界更加混乱。
政治权力压制学术争议
尽管中国学术架构已经腐朽不堪，但当局似乎没有扶危木于将倾的意思，「汉芯」造假处理到陈进便点到为止，更多的学术造假舞弊都被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遮掩支吾过去，因为当权话事者都得益于现行架构。更有甚者利用政治权力强行压制众人对学术丑闻的批评。去年丘成桐指出北大田刚涉嫌抄袭后，《南方周末》就此进行深度调查，丘向记者出示证据，田刚则避而不谈，最后北大给中×*宣*部施压，禁止报道刊出。北大教授丁伟岳公开承认，他们几次向中央上书，要求禁止丘成桐在中国媒体出现。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当年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碑文，至今仍立在清华园内，但无论是清华园内还是未名湖畔，都没有自由和独立可言，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失去了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的勇气，中国未来的光明又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