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大桥中纺部宿舍1960年代回忆（四）

北京东大桥中纺部宿舍1960年代回忆（四）

---- 零星片断的时光倒流

上接“北京东大桥中纺部宿舍1960年代回忆（三）"

1960年代的北京，像其它城市一样，实行凭票供应生活必需品。粮食，糖，油，肉，布料等等几乎所有重要生活物品都有购买限制（也有无限购的比如厕纸牙膏）：一般是凭籍政府发放的各种票证，即粮票，油票，布票，等等，也有按所谓“户口本”及与其相应的“副食本”每户按月定量供应。这户口本对中共御下城市民众的控制至今，内列每户全体成员包括一名“户主”，只要长期居住该户即须在内 ---- 其实这北京市的“户口”即户籍还是极抢手珍品为多少居于北京市外民众苦苦企盼求之不得，概因中共以行政力量将巨大社会生活福利基建教育医疗等资源集中于北京及少数重要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形成这几个大城市生活水平远高于全国其它地方，究其根源，应是共产党统治者对本身及近臣的物质生活享受视为头等大事，所以一切资源安排以众多高级共党干部聚居处为优先。更残酷的是这户口还有“城市”与“农村”区别：后者比之前者享受生活资源要差很多而且终生不可转变成前者。在连身份证都未实行过的澳洲把这种现代奴隶制度讲给邻居长居者听，他们都感觉像天方夜谭。

那所谓“副食本”，除扉页填写家庭住址姓氏外，基本为一空白印有许多小格子与“户口本”大小相仿的薄本子（约A4印刷纸的三分之一面积），好像还每年更新一次。每次持此本去副食店购买当月诸如猪肉豆腐等配给商品时，由售货员在本子上注明某月的某物已购，大概还盖上一该商店印章写明日期，于是再想买该物须待下月， 或下下月如该物为双月供应的话。当时如豆腐猪肉等似乎多为如此供应，而食油粮食布匹等则以“票”的形式发到各户：这票还要按时自己去诸如粮店之类地方持“户口本”领取。主食面与米皆须以“粮票”购买，每人按成年及幼儿按月配有粮票若干，似乎成年人30斤（斤为半公斤）儿童不记得低到多少， 195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这粮食定量曾被减少过。北京大概以地处北方，（小麦制成的）面的供应多过大米，中纺部宿舍内南方出身的家庭如我家往往希望多买些米就需与习惯于吃面食的北方家庭“以面换米”，具体操作已忘记大概是以面票换米票或在“粮本”上作文章：当时各户还发一“粮（食）本”与“副食本”类似（真够麻烦的！），每次赴“粮店”购买米面切面等主食时携此“粮本”，由那里职员盖章签写日期等等。甚至有段时间还发过“肥皂票”即买洗涤用肥皂也， “猪肉票”似乎也短期发放过。而且这类票据往往还只限北京市内甚至本居住区域使用，因此又另发一更珍贵者称“全国粮票”即可在任何省市地区购买食品的粮票：那时这“全国粮票”可是绝对珍品多少人为之倾倒欲死，常有以多少现金兑换一两（50克）全国粮票的。当时似乎购买糕点类也需在付现金同时付粮票。 这种糊弄瞎搞的配给制度大概慢慢到约80年代末才逐渐废除，当然户口制度仍然沿用至今，以控制众奴随意居住搅扰政权统一的资源分配 ---当下最明显的是医疗教育养老生死这些类。

中纺部宿舍的粮店肉店副食店水产店杂货店集中在宿舍大门进去后直走向北约二/三百米的左侧，似乎这商铺区今日仍在只是规模扩充了些。 记得当年那里是南面为粮店，杂货铺百货及副食店，北面为菜店水产店卖鱼的，肉店位置经院里同学确认则与鱼店同房顶只是处于东半部。当时“合作社”一带商业区域略图：

另在60宿舍的东边还有一杂货/百货店我们称之为“白家庄合作社”的，进宿舍门直走到的那一带主商店区一般简称“合作社”：这“合作社”叫法大概与共党早期将以前私人经营之商店“公私合营”巧取豪夺为“国有”过程有关：60年代一切商店皆为“政府”经营。

常到东西两“合作社”购物过程包括“打酱油醋油”，即那时的酱油/醋/食用油类在商店内无瓶装，皆以大瓦缸木桶形式存于商店内，顾客去时自带家中酱油/醋/油瓶子，瓶口置一阻挡塞或瓶盖，至柜台前曰欲买几两半斤等，面无表情的售货员（除非他/她与顾客熟悉那一般有些笑容甚至攀谈）从柜台后或缸旁提出一木制小提罐即垂直木头棍下方联一圆筒型木罐，伸入大酱油或醋缸或食用油桶内舀出半罐一罐或数罐，倾倒入已插上商店漏斗的顾客瓶子：那大缸或油桶似乎还上遮巨型木盖表示卫生。至我1985年离开中国似乎“酱油醋油”都是这样“散卖”，如今估计早已全被整瓶装购销代替。那时大米包括粗粒的“鸡米”（音如此不知何字何意）与更好的“小站稻”和普通米，面粉包括麦子面与玉米面，也通通需要提着布袋子到空间充满湿漉漉粮食粉尘呛味的“粮店”持本子购买，这散装买卖持续到1985年下旬我离开中国时仍然如此。那时的大米无论质量好坏皆内含沙石甚多，所以每次煮米饭前洗完米后，我妈都要叫我们走到窗口明亮处从米锅里挑拣出石头以免硌到牙齿。而所谓“小站稻”米号称是天津袁世凯练兵地小站种植的稻米，质量优良米程油脂状口感相当好且很少可以买到。面粉中的所谓“富强粉”则为上乘，色洁白蒸出馒头细软可口，但如今大概要被认为不甚健康因去掉过多麸皮麦糠成分了。玉米面（棒子面）往往用来做窝头或煮玉米粥喝， 也有发面后蒸所谓“丝糕”的：丝糕表面还常插几粒红枣一起蒸熟。我妈妈发面使用自己留存的“面肥”即前几日留下的含酵母菌的面种子，在一大圆盆内将新面粉混上揉碎的“面肥”加水揉成大面团，用一她自己缝制的棉布包裹包封起来放到温暖处等待多少小时，揭开看盆内面团已增大内部多丝状表示酵母菌已生长壮大，于是可用来作馒头等。 若如此发的面呈过多黄色则表示酸性太强要拌些碱面水以中和：许多时候我妈妈要先揪一小团发好的面揉成小馒头状放入蒸锅试验一下，看蒸出的小馒头酸碱合适否然后决定大批馒头开蒸。

那时家庭一概无热水供应，其实大院楼房里家家有冷自来水管道龙头已属上乘，其它平房及不少简陋楼房还要多家人共用一公共冷水龙头还往往在露天处，且厕所也要公共使用还常在住宿院子外边。 当然少数共党高级干部住在抢夺霸占而来的高级四合院内则冷热水马桶厕所俱全还有勤务员警卫员伺候， 包括自家单独热水锅炉房， 比如后来我在北京八中上学时正对校门的西单按院胡同姚文元家，据说文革前那里是薄熙来爸爸薄一波家， 更早据说为某王府， 占据了一两条胡同。北京的自来水素来便含极多钙质，我记忆里家中烧开水的钢种水壶底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沉淀厚厚一层白色钙我妈叫水垢估计是什么碳酸盐，于是我妈便让我们用些硬质物比如改锥类凿撬一阵让水壶底部干净也体重轻些， 用来蒸馒头的蒸锅底钙沉淀一样甚厚。这问题直到2015年都似乎未改进多少：我在西郊会城门那里楼房住宅内烧的开水不用沉淀都看得见漂浮的细小白色颗粒，喝到嘴里有感觉， 开水杯子放一会儿底部便一层白钙粒沉积。

没有热水在北方天气便无法洗澡，所以洗澡要到公共澡堂，当时一是南边的呼家楼商业区，一是北边三里屯的“服务楼”都有公共澡堂，男宾那里每次去大人还常要修脚或搓背。澡堂子里弥漫着热水与人身的汗味加某种大概消毒液混合味道，买票进去后由一大嗓门吆喝者宣布几位之类，里面的服务员便趋前分配床位，每人一床，上铺白色布单，置大毛巾小毛巾若干，床头有一可上锁直通地面的衣帽柜， 脱下的鞋子大概也放里面。记不清拖鞋事宜，总之是更衣后赤条条或裹着大毛巾行至浴池屋子，那里面一般数个水温不同的澡池子，热气蒸腾能见度极差，类似北京现在雾霾盛景。浴池房内沿墙根置有淋浴用喷头，人入热池浸泡后往往临走在淋浴下擦肥皂冲洗干净再回床位， 肥皂可自带大概也有免费低质黄色的供应。小孩子有时还配有较浅的儿童池，水温也低些。有些成年人特热衷于泡剧热大池，下去烫得浑身大汗皮肤发红再移至稍低温池继续泡。池子间隙空旷处常置木或搪瓷制板凳，用来搓澡或休息。若请澡堂师傅搓背是否加钱已记不得，反正小孩子也不用。池子房里往往大家赤条条大声聊天，回到床位上也有和服务员聊的。洗完热澡后往往体力消耗大肚子饿，但我父亲多数也没有购买食品估计家里钱紧，我虽口馋心中渴望但也不敢提出。床铺间里一般有些茶水供应，男人们大概也有抽烟。记得那时还树立过几位修脚或搓背的工人师傅典型，大意是原本认为工种低下但典型们则认真苦干造福民众等等，好像还有女典型修脚的。这修脚治疗鸡眼或灰指甲之类现在看来用现代水杨酸类西药可以治愈，我在中国患的鸡眼便在到澳洲后如此治愈，但那时并不知道。

家里做菜时，当时食用油多为菜籽油，花生油较少，芝麻油（俗称香油）更缺乏，有时会有乡下农民偷偷到各家轻轻敲门，询问主妇是否愿购他们偷偷从农村自留地种芝麻炸出来的“香油”？记得我妈妈就这么买过。这些农民也是冒着风险这样来兜售，因为那属于“投机倒把”行为，在城里与乡下被抓住都要被制裁包括坐牢。1975年我到北京顺义农村插队时听农民讲，59~62年大灾荒时农民还曾冒着被“武装民兵”抓到的危险把猪肉缠在裤腰带里进城去偷偷销售。

食用油除植物油外，还有猪油：一般从购得的肥猪肉中用刀挑切出全肥部分放置热煎锅内熬制出黄色液状油倒入碗或瓶子内充作炒菜油等，凝固后此油往往呈乳白色。如此榨猪油剩下的焦黄渣子我们叫“猪油渣”，可单独食用或夹在热馒头里当时感觉很好吃。至于黄油则我在中国30年只偶然尝过一次也忘了场合，当时感觉甚好，如今则感觉过油恶心。

每逢秋末冬初，这合作社一带必发售“大白菜”及红薯：一般凭副食本或粮本按户限量供应，往往要排很长队伍才可买到，买时由售货员在一放地面可推着走动的铁制磅秤上称过并在你家副食本或粮本上记录----大概未发行“菜本”，二者皆为过冬珍品。大白菜常以板车自行车类运至自家楼下，随后动员一家全员逐棵抗至楼上， 置于室内或门口楼道走廊晾晒因要整个冬季慢慢用为全家蔬菜， 于是室内或楼道长时间弥漫着湿漉漉的生白菜味道有时伴以腐酸味。红薯（又叫白薯）颇受我们欢迎因为烤或煮了都有香甜的味道，若煮熟后晒成白薯干还可长期充作甜味零食。一般冬季除大白菜外极少任何其它绿色蔬菜，我记得我妈妈还和我们一起在秋天试图将生茄子切成薄片晾干以抵消大白菜的单调。

家禽肉多为鸡肉：鸡有宰好的和活鸡，记忆里朝阳门内菜市场常有活鸡卖，要买回家里自己宰杀拔毛放血等等颇麻烦但被认为新鲜。从自己宰杀的活鸡放出的鸡血也可煮熟后作菜。另有一段时间约68/69年内，坊间盛传注射活鸡血可治病强身等等，于是不少人包括我妈妈等家庭妇女深信不疑要跑到朝阳医院去排队等待打鸡血，记得还看到楼下高冀妹妹高华和我妈妈一起在朝阳医院北门那里排鸡血队。这时髦估计红火了一阵便黯淡下去了， 大概没死人便算不错。近年流行的禽流感那时还未有所闻， 但据说瘟鸡即因瘟病而死的鸡不可食用。

到合作社买“（冰）糖葫芦”作零食是我多次得到零花钱后的主要活动，文革前我奶奶从福州来北京时常给我零钱去买，因为那时她49年前持有的股票还被发放些“定息”所以有自己经济生活能力直至“文革”则一切停止。糖葫芦现在似乎被吹嘘成什么北京风味一类，那时不过粗放零嘴，将北方山区多产的山楂果子以木签串插七八个沾入烧热的红糖汁内再退出，则热糖在果子上形成透明凝固，当时儿童没少吃。有时还有将芋头或山药切成片块如法炮制的但价格要贵。记忆中合作社还曾销售“冰激凌”散装还是小盒装已忘，但那属高级消费品只极偶然才吃到，一般是在家长带领下。最感觉好吃的是一次我妈妈给我在东四牌楼买的“洋羹”大概是杨梅制造的软甜糕让我一生回味，似乎在国内就吃过那一回，只是近年从悉尼华人杂货铺才又买过还是南韩产的。夏天时“冰棍”（冰棒）常买到，多由小贩推车或带在自行车后方两边各一袋/箱内到院内外叫卖，声调抑扬顿挫常引起儿童模仿。我们60楼后面一个外号叫“冰棍儿”的男孩家便经营此类（不知是全时还是副业？），当时孩子们一顺口溜或歇后语即为“冰棍儿败火----拉稀不找我”， 有食者伤肚责任自负意思。冰棍味道有“小豆儿”（浅棕色且确有豆子痕迹），“红果”（淡红山楂味），“奶油”（白色牛奶味），“巧克力”（深棕）诸类，前二类3分钱一根，后二种5分，冰激凌记得好几毛吃一下。还有一种廉价孩子零食称“果丹皮”，大约为山楂制成的软膏类味道酸甜据说开胃助消化，相当便宜。糕点极其昂贵，记得合作社卖的有综色的鸡蛋糕，桃酥，方块型表面印字入口极干的绿豆糕，和带糖馅的圆饼式酥皮点心， 一般都是有家长时极偶然才买。糖果有水果糖， 多圆形，味淡且包装纸粗劣但价廉；奶油糖，尤其是上海产的“大白兔”牌，很好吃但价高，似乎现在品牌还在。

文革开始后约一年左右时间学校瘫痪我们闲在家中死玩，当然也包括时而带着凑热闹的兴奋去随大流看武斗，抄家，挤在80中礼堂里看红卫兵学生辩论，还有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后乘汽车环绕北京城：我那次随大家涌到白家庄80中东边路口在人山人海之外也挤不进去，据说毛的车也是瞬间而过，众奴才哭天喊地磕头泣血尚未来得及贡献忠诚主子便已绝尘而去，我们这些人群后面的小家伙其实都沮丧而归未睹皇帝尊荣。

文革中“红卫兵”们的“大串联”我因为岁数小完全不行，也不配当红卫兵，但60号楼里够岁数的几位比如老周，新庚，大庚，楼上阎树青哥哥阎板子（外号），隔壁沈峰，四楼大胖二胖，隔壁老侯的两位姐姐等似乎也不热衷，至少我不记得有本楼大孩子们情绪激动的串联探险故事流传，而这新庚家，侯家，大二胖及阎家应都是“革命干部”孩子完全有入“红卫兵”资格大干革命，但印象里他们并不激进，未闻如何舍身奋斗为保卫伟大领袖毛身体哪个部位狂躁不已。一个原因估计是居家及家长身陷对革命无动于衷的旧知识分子（如我父母及楼里多数家长）或反动资本家分子（如沈峰家，范与华家）数量优势被精神污染不少，或曰资产阶级影响亦可。记忆里我父亲谈及几位附近的行政干部往往说他们“好人”，意即无张扬放肆欺辱部下的共党通常作派。但据院子里真去“大串联”回来的大孩儿们所述，火车上疯狂拥挤将人弄成罐头压缩饼干，数日夜无法排泄吃喝，炼狱一般实在没什么激动的。我家的福州同姓氏姐姐们倒来过两个，一个是我堂姐，一人而来当时是什么师范学校学生，另一远房表姐，更为漂亮，还带了几个女同学来，一起住在我家我和弟弟睡的房间里中间临时搭起的床铺上，由于她老说“E Lou"约福州话中的“是”或“好”而让我们印象深刻。这漂亮表姐还带了个大学沈姓的男朋友来， 当然男朋友没住我家因已经没有地方了，记得他们还带我们哥俩去工人体育场观看杂技表演里面有骑摩托车穿越火圈等惊险项目。福州来的学生显然都是为游玩逛城，完全没有革命战斗豪情大概也不归属什么战斗组织，衣袖上只象征性地戴了红卫兵臂章， 言谈话语皆生活琐碎亲戚家常， 加上街头市面传闻消息等等。

纺织部宿舍的孩子们之间打架斗殴的不多，我知道的很少。 我虽然爱搞些恶作剧，给人起外号等等，但绝不是打架斗殴的料， 最坏的一次是把宿舍东边锅炉房前什么仓库里地上放的瓷马桶给砸破了，后来又装没事人似的去听那里工人在抱怨，旁边的老周等人明知是我也未揭发。我记忆中唯一的准打假是在白家庄小学和同班的男孩邹京修， 那时他个子还很矮，大概因为打扫卫生中的什么事情争吵起来处于脸对脸呛呛的地步，但很快便被旁边的女孩梅淑云给拉开了。再一次是在楼道里与隔壁邻居男孩王晓因为什么象征性地互相抡拳头打在厚厚的棉衣上也没有再恶化下去。在家里我和弟弟倒是经常打架，有时还打到楼道里楼下，相互仍石头，住一楼大我三岁的老周往往懂事地来劝架，说你们哥俩互相骂什么“你妈逼”？

孩子们相互间不甚恶性殴斗，应该与家长们都在相近部门工作，且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成分比例大相互间比较文明礼貌有关系。像我父母与孙伯伯夫妇一直以“先生”“太太”相称，对岁数大的同事一概以某老尊之， 对行政干部多称其职务。60号楼里的绝大部分住户家长为技术人员或49年以前的纺织业工商人士，有限的几家行政干部也与邻居相处良好，比如我父母与隔壁侯家：老侯小侯爸爸侯希如是纺织部化纤学院的党委副书记，行政12级，据说战争年代曾是共产党军队中一位副连长，家里还有一付从军时的望远镜常被孩子们弄来玩。侯爸爸对大家很热情也喜欢孩子，与几户邻居都招呼来往，我父母则称其侯书记。楼下杨新庚爸爸也与侯爸爸同样级别职位，以及楼上的阎家，四楼二胖家的赵爷爷（据说是“老红军”），这几家行政干部与楼里技术人员邻居相处愉快，没有发生过邻里争吵，孩子们更是玩成一团，相互极少战斗，应该说我们60号楼里的邻里关系远好过我在海外看到的华人间关系。 记忆里还有一些大人聚在一起下象棋的场面，里面包括住东边60几楼后来因癌症去世的上海人工程师“朱培本”（音）， 记得他一是这名字的谐音（类似“赔本儿”即输钱），另一原因是后来我母亲在安陆五七干校去世，72年我们回京后好像还有人将朱工程师的遗孀介绍给我父亲续弦，最后也未成。孩子间的平静相处大概也受了家长间的影响， 我都没有本楼哪家发高声大吵大闹的回忆，比之当今动辄在飞机场旅游点撒泼犯浑的崛起中国真假土豪文明甚矣。院子里熟悉的孩子真发生过伤人流血的，只听说前面50几楼长我一岁的男孩宋新民某次在什么地方与人打架，屁股“被扎了一刀”。宋的父亲是纺织部里一位处长，我父亲他们称其宋处长。再有便是60号楼后面那排楼顶东头那楼门的男孩贾建新外号贾胖子，大概大我三四岁，听说他常手抡板带即皮带与人殴斗，且是红卫兵什么的，但我与他无接触，也没真目睹其战斗威武。最近逝世的中国导演何群是白家庄小学同年级同学与我不同班， 相互只知道但未怎么说话，他当时长得个子高眼眶稍凹陷且嘴唇带点斜故绰号歪嘴儿，据说其母亲为俄国人， 家里还有一妹。我记忆里他家住纺织部宿舍东南边那一带的白楼里，常见他上下学穿过我们60宿舍地带。何在小学内属于“闹”分子即不甚听老师话，现在有人回忆说他爱打架等等，我并不知晓。当时男孩里极度感觉受侮辱的是相互叫对方父母名字，为此双方可以吵起来，若被人家这样叫了会非常生气。

女孩子我接触较少，唯一被我们传说在文革中变成“婆子”即当时鄙称“女流氓”的，是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过的女孩恽红，有不少传言关于她被男孩“拍”即骚扰处男女朋友， 我也从未见过。

孩子们缺少恶斗，家长们在纺织部里似乎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即使是文革最疯狂的时刻，纺织部也没像长安街上隔壁的煤炭部那样刚几天便把正部长殴打致死， 当然可能也有恶性事件我不知道。纺织部的各个部长也被拉到批判会上斗争，但恶性肢体伤害的没有听说，去世的副部长都是不堪压力侮辱自杀的。我父亲所在局里也有几个刚分配去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号称要“造反”，大字报是贴了不少，动手似乎没有，父亲谈起诸如住隔壁楼栋里在局里造反的年轻女大学毕业生朱彩珍等等都是笑笑认为他们孩子气。纺织部几个老被揪去斗争或陪斗的副部长中我父亲最佩服的是据说排位最后的（第九位副部长据说行政九级）焦善民（后来当过民政部长），说他每次批斗会都是军大衣一裹，轻车熟路地台上按级别队尾一站，神态自若，自行低头不用人按（那时批斗会一般要先将被斗者脑袋朝前按下去表示威风或侮辱），一结束便扭头下台，开会办公一般，估计这种场合平生已经历多次早认平常。

约1967年下旬 白家庄小学又召唤孩子们回去“复课闹革命”即到学校折腾，我们回去后开始进入五年级或六年级，班主任换成了中年妇女郑老师。随后在小学的日子里基本是折腾“大批判”，学习“毛主席语录”，批判会，什么会等等，到处张贴某类宣传或批判大字报什么报。此时班里还来了个新男同学叫罗明，号称会画画，于是整日就见他在学校墙头板报上登高爬下画老毛头像或是什么走资派被镇压批斗的漫画类或“工农兵形象”。这走资派漫画我们其实当时看了不少，都是各类“红卫兵”战斗队等等到处发送传阅的小册子，记得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等的丑态漫画，注释内容包括说刘少奇在天津贪污金鞋拔子， 彭真给国民党写投降自白书，邓小平出身大地主且经常弃队逃亡等等，漫画都画得不错，把个过去张狂放肆的共产党各高官们样子描绘得惟妙惟肖，同时还配有许多打油诗诸如“邓修（邓小平）出身大地主，剥削甜头偿得足， 养尊处优吃喝玩，威风凛凛把人唬，这样家庭实难得，邓修立志续家谱”等等读来朗朗上口。当然罗明同学只是画画，多年后听说他真的变成艺术家头批长发颇有气质。当时小学生被组织成“红小兵”以与中学大学的红卫兵相呼应，臂章也相应为小一号的好像是三角形的红色布或塑料绑在衣袖上。那时我似乎还是班里的什么干部，有一次还与邻班的侯京生（也是我家邻居）在学校里跟哪位教师讨论如何闹革命问题，我还煞有介事地学大人口吻对也是个什么“干部”的侯京生说（某事）你们拟个标题我来写批判稿贴出去，口气蛮大自以为是什么人物，估计旁边的中年教师心中嗤笑只是没有表现出来。那时孩子的头脑被共产党社会的毒化至深几乎到了荒唐地步，当然成年人同样。社会上一阵阵流行的诸如见面背诵毛泽东老贼“语录”等法西斯礼节， 在孩子们看来有时髦兴奋感，我就见过在合作社排队买酱油每人先趋前曰“毛主席万岁”我要二两对方回“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给你5分找头之类。当时我们班里还来了位新的女同学叫“安国妆”，家住80中东北角什么宿舍楼里好像在赵瑞新家往北，面容欢乐常带笑嫣，她那时玩这种见面Hail Hitler 般把戏特自然顺溜， 有次大家到她家去玩还是干什么她开门上楼等全副仪礼玩了一路。毛泽东动国库印制且狂捞“稿费”的 “语录”小红书及“毛选四卷”家家户户必购数套，报章电台还日夜吹嘘全部印数已可排列至月球再回来几圈有余。我们小孩比如与隔壁老侯小侯在家中玩耍无聊时也有装模作样拿那小红语录“学习”几下因当时已无其它书籍，但摆弄做作扭捏极不自然好似什么毒品必须吞咽一般。

“复课闹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排练表演各种效忠皇帝毛泽东的节目，包括跳“忠字舞”，即扭曲身躯手舞足蹈口中唱诵毛某如何雄伟光辉恩重如山奴等如何崇拜等等，神经病状态，连家庭妇女及机关干部也被要求如此蹦跳献丑。那经常由几个小学生上台表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目则类似可笑荒诞，常有孩子背着背着毛氏台词便出了错， 底下一片大笑， 白小似乎没有将演艺出错升级至迫害的悲剧。文革时的音乐广播声响一律以诵毛为主，辅以咒骂刘少奇邓小平等毛的对头曰“走资派”，然后是“帝修反”及“地富反坏右”类敌人如何该死灭亡。伟大毛之外为伟大林即当时王储林彪，毛万岁则林“身体健康”且“永远健康”，不知为何不用简单些的“千岁”？再次等伟大之则笼统地称为“工农兵”，常见标语式画像上有男女三人穿工作服军服农家服手臂剧粗挽在一起挺胸抬头气势轩昂，我班里新同学会画画的罗明笔下也常见，都一样了也颇无聊。那时的歌曲包括什么东方红啊，井冈山啊，长征啊，天安门啊等等一概是共党毛如何伟大宇宙救星苍天神仙类， 还有一毛泽东手持雨伞身着布长衫走路的模样曰“毛主席去安源”以代替192X年其实去那里的刘少奇， 除了下巴那颗黑痣毛被画得青年英俊体态适当大概撩了不少少女情怀。同时还被歌颂表彰没完的是每隔一段便冒出来的什么“英雄人物”：这文革前即已开始比如雷锋，欧阳海，草原小姐妹，甚至更早期的什么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文革中则制造“英雄”频率明显加快，王杰，刘英俊，年四旺，蔡永祥， 门合，风起云涌目不暇接，这“门合”名字还引起我们孩子颇多欢笑因联想起把门关上的意思。记得文革前的收音机里有现代故事评书什么的讲述诸如“野火春风斗古城”， “欧阳海之歌”，“艳阳天”， “红岩”，“古城春色”，“草原小姐妹”等等，虽都倾斜式地歌颂政权共党但多少还有些故事情节，文革中则对那些大肆批判说是毒草，当然有关古代共党出现之前的岳飞传水浒之类更是四旧毒毒草。于是那一段时间凡音乐一概毛歌，故事小说文学消失了，仅存的大概有“万水千山”“长征组歌”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露骨绝顶之颂毛内容， 另有些将毛泽东的剽窃或真写的诗词谱的曲子，如《沁园春．雪》，“庐山仙人洞”等等。这些东西被日日夜夜反复轰炸于耳闹得你神情恍惚形成幻觉心中只好下意识地重复，因为周边世界没有其它声响。尤其是未成年的少年，本来心中大脑空旷思维正在生长成熟，跟随环境里唯一存在的胡言乱语吟唱哼哼是自然反应， 就像纳粹德国的孩子们都会唱歌颂希特勒的歌曲一样。我到现在时不时还耳朵里冒出这类玩艺音响。其实独裁政权土匪营寨灌输洗脑喽啰民众孩童套路都一样，便是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博士所言，“谎话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中共搞的比纳粹更疯狂更彻底更持久罢了，包括切断治下民众与外界信息联系，这当今便是封锁互联网及反复鼓噪民族自恋自大麦角疯幻想。

大约1968年什么时候，似乎蒯大富诸青年草莽小将在清华北大等地发威武斗对杀冲锋枪炮声正酣时被派了工宣队，即从工厂里选来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武斗中的大学以调停战斗双方，包括我邻居在机床厂当工人的王晓妈妈都被派去。某日皇帝毛泽东不知从哪里被什么小国善拍马溜须的元首（大概是老玩中国女人的那个西哈努克？）赠送几颗芒果，其实个头色泽比之澳洲芒果相差甚远， 毛龙颜一悦传令“转送”那些工宣队成员们，于是举国上下一片万岁磕头声猛喜迎圣上芒果，那圣果被批金挂银五彩结扎供在有机玻璃罩内敲锣打鼓众奴簇拥着抬向大学等地---那时未普及空调否则肯定安在玻璃罩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有芒果一物，当时从报纸上照片看又瘪又小以为就那么个干瘦果子，来澳洲后才知其实芒果如此丰满多汁香甜色艳，都怀疑那老毛被蒙的是假货。那时一番胡闹后据说最终圣果谁也没吃便一直供奉在被赠送终点最后大概风干自然消亡了。

后那毛皇帝大概发送芒果类“最高指示”上瘾，每隔数日便有不知哪根神经犯痒喷薄而出的昏胡圣旨下达，一概尊为“最新最高指示”，无论夜间几点都有无数躁奴从梦中欢蹦乱跳而来满街道敲锣打鼓将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且反复爆响震荡于那时普遍绑在树干电线杆高处的巨型扬声器（纺织部宿舍内杨树上不少），曰本轮最新最高指示已到等等伴以喧天战斗乐曲歌声，然后便有各楼门鱼贯而出欢喜奴才涌流汇聚一闹多时，我似乎很少那么激动大概小孩睡意盖过对皇上热爱， 但那喇叭吵闹至今记忆犹新， 具体内容却模糊大概当时也未明白到底那家伙说的是什么。多年后读李志绥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才明白此贼大概由于早年聚啸山林为匪时打家劫舍落下病根，做皇帝后仍昼伏夜起白天死睡半夜三更却要“办公”，将手下近臣太监招来升殿听奏，所以当时那最新最高圣旨总是黑夜来临，记忆里甚至有一夜闹两次的估计累苦了一帮衷心接旨奴才。

那几年夜间还有一闹为“五一”“十一”的放花即在天安门晚上大放烟花，庆祝“劳动节”与共匪“国庆”。这烟花放时我们在东大桥宿舍内勉强可看见一些，还要从面前没有楼房遮挡的角度。若要看的仔细须往西方向走一阵。吸引我们孩子往西放花方向走走更主要的是盛传那放出的烟花内有时带小降落伞，说是丝绸制造白色的十分诱人，大概只对孩子们来说有诱惑，于是常有人死盯着那散落的烟花寻找神秘降落伞的踪迹时刻准备奔冲抢夺，在漫天火药味道中我最终也未真正看到更未抢到这么诱人的降落伞。

在小学校内闹革命一新鲜内容是“忆苦思甜”，即聘请据说“旧社会”即1949年共党篡政前贫穷者来讲述当年如何苦难要声泪俱下痛哭流涕，下面孩子们则必须伴哭伴闹装也要装出如何痛苦模样来。我当时就假装想若我奶奶外婆突然去世我会怎样悲伤模样试图挤些眼泪好像也不成功。苦大仇深的台上表演完毕，常常要来顿“忆苦饭”，将原本喂猪的麦子麸壳蒸成窝头大小分给孩子们吞食，号称共党来临前穷人皆食此所以要吞咽感恩。 且不论是否卫生，那忆苦饭的确粗砺难咽， 这闹剧到70年代初我们到湖北安陆“五七干校”时在那里中学仍然时常继续。

闹“忆苦饭”外还业余闹了很长时间“毛主席像章”热， 因当时大概看到老毛近臣太监如周恩来林彪等在各类图片新闻电影中皆左胸佩戴圆形毛像章，甚至那流亡大陆的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也在玩中国女人之余弄块毛章戴戴。像章一般内嵌毛招手或正面大笑精神焕发彩照， 于是有邀功表忠者将如此像章传入民间且鼓励自制，一时间街头巷尾人人变工匠个个造像章，用有机玻璃透明塑料罩在金属圆壳上，中间衬垫为毛泽东某种光辉照片笑容满面多身着绿色军服，金属壳背后嵌以别针，配此像章招摇于市倍感荣耀。有段时间大人们在纺织部上班时都在开工制作这类玩艺，大概那时正常生产科研也陷停顿，我父亲上班下班都忙于手制像章，在家里一长木椅子充当的工作台上锉磨砸拧，弄得屋里充满有机玻璃塑料的污染味道。自制的像章自家人佩戴有余，还散发出去送人作礼，后来还兴起“换毛主席像章”民间运动，也算一业余娱乐，即大家将自制或白来的像章相互交换犹如我们孩子交换香烟纸一般，各像章依大小质量材料色泽照片内容等有其价格，基价大概为某最小型简陋章往上常常个头越大越值钱据说有大如碗面的，还据说某爱毛战士即士兵为表衷心把像章别在胸前肉上的！不少百货或纪念品商店前端柜台内整整满满的都排列各类颜色大小的毛章日夜闪光，举国愚蠢如此这般。

在白家庄小学的最后一两年里，我们多次被组织去上街游行，内容主要是欢呼皇帝毛的某指示发表，或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某种胜利，或其它什么荒唐怪事。徒步游行路线一般是出小学大门后往南，经60宿舍与灰楼新大楼之间土路至朝阳医院北沿，西拐再绕朝阳医院东门前斜街，过农业部宿舍到东大桥路口，然后顺朝外大街一直往西，有时要徒步走很远甚至走到西南边的天安门那里。路上孩子们困顿疲乏，老师们倒是紧紧跟着，我还记得走旁边的同班女孩吴小棉（住院里新大楼的）在口中念念有词背诵老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而身体强壮的体育老师高均涛则在队前队尾跑来跑去颇让我们羡慕。那时还有其它人的什么游行队伍经常穿越我们60宿舍大门走向白家庄方向或从那里走来， 一路敲锣打鼓噪音震天。

到了1968年9月，我们这群62年入小学的家伙要升中学了，记得我妈妈还说"小学这层皮最难扒掉了你现在终于扒掉了”：我们白家庄小学的一概都升到了东南边不远的北京第80中学。说是升入中学，其实我们小学根本没有毕业因为1966~1968那段时间根本就没有读书写字上课，导致那时的小学生基础知识都很差，且全中国大陆一概如此，所以现在看比我大两岁的习近平当各国首脑面把“重商宽农”念成“宽衣”一点不奇怪， 因为他不明白古文“重商宽农”的意思， 只懂脱衣服这类简单动作。

80中我不生疏，在那大操场上抓蚂蚱挖鸡玛蛹粘蜻蜓鸡玛时常来，还曾在那里的石头兵乓球台上玩过，走着上学也就几百米远，它操场的西边则是那片阴森森的坟地，但当时感觉中学的几座楼房比白小雄伟多了。

进入80中后，我所被分到的班上还有些旧日白小的同班同学，如陈明，邹京修，梅淑云，吴再菲， 郝楠， 孟晓园等，也有白小原来不同班的，包括武建，侯京生，刘亚沙，蒋夏萍，王金明，还有新从东大桥平房“下三条”那边分来原来不在白小的如王立运，杨其，张宝生等等， 以及南边呼家楼一带“3501”厂的子弟如张双奎一类，另外就是家住六里屯一带农村区域的，韩宏元，刘镇芳，几个女孩和一个号称会点武术的男孩齐永生外号齐天大圣，身材瘦小， 但有次这孩子在80中校园里被据说大点的同学欺负，他突然自动躺倒地上要耍什么武术技巧踢腿发功反抗好像也没弄成。

附录1：院内同学蒋夏萍（现居福州）手绘中纺部宿舍合作社及宿舍大门一带位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