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共匪国
错生贼地，憎恶共匪，感叹流年，且赏南天
-- 零星片断的时光倒流
1966年“文革”前的小学生活基本还有些正常人类形态，虽然学校里有各类功课作业，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不少，白家庄小学还雇有专门在课余时间指导孩子们玩耍的“课外辅导员”，记得有个姓王的辅导员，也就20来岁的男青年我们叫他王老师，经常领着我们去少年宫公园作游戏等等，顺口溜“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等就是跟他学的。
那时我们男孩子课余一大爱好是看“小人书”，即一本本约A4纸张三分之一大小的多为黑白图画的故事，封面一般是彩色绘图略示书内主题，里面每页上方为图画，下面横着写有故事内容：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水浒西游记岳飞传东周列国志（红楼梦孩子们很少看大概也看不懂），加上各类知识性的， 外国故事等等。小人书可以租：宿舍院子里游走商贩及东大桥关东店一带商业区域都有出租小人书的摊子，由摊主将一木制框板倾斜支在街边路畔，框板上各格子里放有各类名称主题的小人书，出租多少钱（大概几分）可以拿去在旁边看或回家看（大概有押金）过两天还回来，购买则一般在书店，我家里记得一直积攒了起码上百本，可惜“文革”时被我们自己当做“四旧”在60号楼后面的空地上（当时还没有那个亭子）给烧了。男孩子最爱看的当然是三国水浒这类攻城掠地建功立业的古代故事，以致对其中许多片断都倒背如流， 每次我去家住西单的表姑家表哥“小太三”（福州话不知具体何意）便 要考我“背三国”，诸如“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赵子云长坂坡单骑救阿斗”，“桃园结义”，“空城计”，“火烧新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等等，现在想起来都可以随手写下去没完没了收不住， “岳飞传”里某些情节也可背诵，如枪挑小梁王，黄天荡，小商河杨再兴，王佐断臂，“水浒”里面的林冲雪夜上梁山，武松打虎，三大祝家庄等等。那时除了学校作业外（也很简单远不如当下那种疯狂补习拼命），男孩子们大部分时间在看各类小人书，还互相借阅，心中为远近英雄豪杰赞叹悲伤。我当时最大的成人后愿望是当刘备那样的好皇帝， 当然做个关云长赵云岳飞那样的武将也不错， 曹操司马懿金兀术一概是万恶敌人。“文革”前的小学孩子没有后来那般的政治疯狂极端，加之纺织部宿舍里家长以工程技术人员为多，因此对共产党的洗脑灌输尚少具体认知。有一次我对着收音机（那时家庭无电视）里新闻播音随便发牢骚说什么破共产党真讨厌（八九岁的孩子还不太懂日夜反复听到的这“共产党”为何方妖怪神圣），被旁边一起玩的同住六区的女同学“恽红”告到我妈那里，被妈妈教育了一番说是不可乱说，但在我心中也未留下深刻影响。
小人书看多了，有些绘画兴趣的孩子便也随手涂抹些人物生畜，尤其是在顺手拈来的课本上。我们黄老师班上住80中学旁边“白楼”的男孩杨林似乎特能画这些小人，几个男孩子经常在课堂上偷偷往课本上画并加注释，画毕注毕便在课桌下面私相传递欣赏品评，内容有古代武将谋士的，也有近代逐如日本兵什么的（大概是受了广播宣传及学校教育认为日本兵算恶人之一），热门旁白与注释多为“报告，他们正在山下强奸！”等等，其实小学孩子还没有正常性意识不懂“强奸”的意义（当然明白不是好事）。
小学低年级孩子间还没有明显划分“男女界限”，大家不分性别在一起玩得热闹，常玩内容有“打包”，即用一一般请家里妈妈大人缝制的方布袋子内填沙子或棉絮之类，孩子们分两拨一拨扔一拨接或躲，接到为胜，打中身体也为胜；“跳房子”，即在地面（水泥或称洋灰地面为佳）上用粉笔画些四方格子然后单腿蹦来蹦去以某种蹦跳路线或方式为胜；“跳绳”：有单人跳与多人跳，后者由两人隔三四米对站摇动一长绳其余人排队轮流冲入摇动的绳子中部同时反复跳起让来回摇动的绳子从脚下掠过；“滚铁环”：此为男孩子玩具，用一端顶宽平的铁棍推动一圆形铁圈跑动保持铁环不倒越久越成功； 等等。
六十年代家庭皆无电视，起初大概匪域也无电视广播，各家的时髦娱乐新闻接收工具为无线电收音机。起初是电子管（真空管）放大的，后来逐渐进化到 晶体管放大的。电子管/晶体管用得越多的收音机则灵敏度越高性能越好且往往音频质量也好。 好些的收音机还可以接收短波电台，这不仅有外省市的，还有“海外”即中国大陆外面地区国家的电台播音 --- 因为只有以较短波段（频率较高）发送广播内容才可传播较远。我家里有一台1940年代的美国制多灯（多电子管）收音机，高度宽度与现在50~60英寸的LCD屏幕类似，木头外框，淡褐色漆，正面是许多圆孔遮挡的喇叭屏蔽，下方是玻璃屏幕内有发光背景的指针外刻所调谐至电台频率，十分气派，是我父亲1950年回中国时在日本港或什么地方用美元跟美国水兵买的，当时属高级货，灵敏度音质都很好，可以收到最远南非的英文广播，澳洲广播电台，美国之音，BBC等都不在话下，这台收音机最后什么年代被淘汰我已记不清，但上述不少电台我后来长大后都偷偷用它的短波波段调到过。
我父亲大概因为在海外与以前自己都捣鼓过收音机且自己会组装，所以不少院里或单位的邻居同事往往收音机坏了便会拿来请他修理，有时星期天会碰到好几个人同时来，甚至记得有一次几个人抱着收音机排队排到我家60楼二楼门外的情景。受父亲影响，我也从小喜欢安装矿石收音机，后来也装过电子管晶体管等等。矿石收音机是用一块从60宿舍东边锅炉房外面堆放的煤堆里拣来的铜块（往往嵌在煤块上），再加一根铁丝，二者做成整流器，另需线圈电容形成频率调谐器，天线则以长铁丝接在家中铁暖气片上即可。另外我们还用长铁丝接在空铁皮罐头壳上从窗户外面拉到邻居老侯家， 两边各一个这样的装置即可当作“电话”来相互谈话 --- 当然音质很差。
当时的无线电广播有一些专门为少年儿童设置的节目，为孩子们喜爱的包括孙敬修的讲故事，小喇叭，等等；针对低年级儿童的电台童音广播“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然后是“吱扭”一声的开门声，...最后“...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类内容孩子们大概每日必听，就像后来成年奴才们每晚虔诚痴呆洗耳恭听“新闻联播”废话一样。大人们的新闻小学生肯定没兴趣，当然也不太懂。共产党政府胡闹折腾的各类政治运动威胁恫吓等等我们并不明白，大概家长们也有意为孩子作了屏蔽遮挡，我只记的一位父亲部里院里的同事以前我们叫“王叔叔”的经常来往，某时开始突然被妈妈说不要叫了也不再来往了，因为是“反革命”，那时对这称呼虽然有毛骨悚然感，也不是太懂。但我家福州长辈亲戚里被文革前历次运动迫害的已属不少，大姨父，大舅等为“右派”，“历史反革命”等等长期被下放关押，父母亲都不愿当我们面多谈，只是含混曲折提到。
“文革”前的电影对孩子有巨大吸引力，那时我们多是走到东大桥商业街那里的“新声电影院” 等处买票观看 --- 那一带似乎有好几个电影院，好像是一两角钱一张票， 买票是在电影院门前的专用售票窗口，窗户旁边和上方往往贴着当天或未来的电影内容时间等等。许多时候我是和弟弟及邻居老侯（林生）小侯（京生）等走着去那里看，内容多为共党宣传品但孩子们注重的显然是故事情节诸如抓特务，打仗等等，记得片名包括“永不消逝的电波 ”，“天山上的来客”，“小兵张嗄”之类。我们家后面那排楼下一楼住的男孩王向环（好像比我小一岁）特别喜欢看电影据说每场新电影都未拉下， 看完便会给我们宣讲描述。 天不太冷时晚上孩子们会聚集在院里的石头凳子乒乓球台上（现在已不存在）聊天吹牛，其中多以各类新旧电影为主题。一次印象深刻的彩色电影是我们被父亲带到长安街上的纺织部办公楼里观看的“小布头奇遇记”，当时认为非常开心好玩，看后还特意找到连环画来读。那时除小人书外彩色连环画即较大开本的画报故事我们也看不少，记得一个叫“没头脑和不高兴”讲一个爱丢三拉四和一个喜欢生气的朋友的故事让我特喜欢， 起先是我妈妈读给我们听后来才学会自己看字。另有一故事（大概也有小人书）叫“宝葫芦”讲的是孩子若得到一宝葫芦则可心想事成，于是下中国象棋时心中想到“吃车” （念Ju一声）那棋子真的出现在嘴里咽到肚子里了！那时岁数小思维幼稚对这些故事坚信不疑甚至有些感觉害怕。另外一些顺口溜也让我感觉不解，比如“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动物们”里面的“动物们”被我误解为动物家里的门（因不懂复数“们”的意义），很长时间内无法理解为什么老虎要吃动物家的门？有些故事是我妈妈读给我们听后自己又去仔细看的，比如没头脑不高兴那个，我还记得我妈妈经常讲来告诫我们不要像那两个朋友一样。
除了电影院，当时在宿舍院子里（似乎是灰楼一带什么地方）空地上有时傍晚有由大概是纺织部组织的露天电影放映：在地上竖一对杆子挂起一大块有黑色围框的长方形白布作影射屏幕，院子里大人小孩自带板凳或站在屏幕正面不远处，放映组的电影放映机也在同一方位，一般放些时髦影片，有这些免费电影时孩子们往往会早早搬凳子去占领有利位置。
那时的小学同学要经常去附近同学家“上小组”，即班主任把一些居住较近的孩子分成作功课的小组让他们在一起做家庭作业，组内成员往往有学习成绩好差的搭配，孩子们互相帮助讨论。我家常常来诸如陈明邹经修等等院里的孩子，也有过女孩子记得有住在白楼那边的丁桂芳，做完功课后大家还会在一起玩很久，和丁桂芳在我家门外走廊里水泥地上画格子玩跳游戏的景象我都记得，后来长大了男女同学不来往了我还有些遗憾，几年前同学聚会听说丁桂芳（说是成年后改名丁媛并到军队当文艺兵等）早已因病去世颇让我感叹。
黄雪梅老师班里大约有50左右小学生，当时各班学生个数大致如此，其中有个叫张胜利的男孩，家住80中西北中纺部宿舍东南的白楼一带，外号“土猴”，具体意义已不可考，不排除其身带土不洁之意。 张胜利父亲据说为一不识字之“老工人”--- 这在当时属高级社会政治阶层，但对儿子管教甚严，据说是凡考试得5分即买肉炖之任土猴独享，凡考0~2分或在学校调皮捣蛋被老师批评等则浑身脱光吊起来痛打，且悬吊处左右放一暖水瓶内置热水防止土猴挣扎扭动 ---细节估计有夸张成分。不过张胜利在班里不太听话且考试成绩5分少2分多也是事实，当时班里学生“干部”们还曾被老师派去“走访”他家长即告其父母该孩在学校如何等显然无甚光彩消息。另一常被学生干部走访男孩叫岳铁生，此孩似乎在白家庄小学时不太听话即当时被称作比较“闹”，记得升入80中学后我也变得比较表现不好一次碰到已不与我同班的岳，他有些幸灾乐祸亦或英雄所见略同地说，“听说你也比较闹哇”？当时孩子们在学校的不听话具体罪状包括上课说话， 作业不完成，逃学，迟到，打假，骂人， 与老师顶嘴，等等。
小学时各班主任老师还对每个孩子有一要传递给家长的本子，里面一般由老师写上孩子最近表现成绩等等，由孩子带回家请家长看并写家长意见后再带回学校给老师，算是有点效果的家长老师通讯。当然似乎每学期末还有家长会议，由班主任老师主持。
除了用自行车驮着出租小人书的游走商贩，那时宿舍院子里还会出现走家串户修磨菜刀剪刀的贩子，标志性地喊着“磨剪子嘞，...戕菜刀”---这种工贩往往不是北京本地口音，且那“戕菜刀”的“戕”字也不知何意，这只是其发音。他们的技艺是把家庭的剪刀菜刀重新磨锋利 --- 2015年秋我回北京居然还听见这类贩子吆喝生意，嗓音与几十年前类似。另一类常见的商贩干的是“爆米花”，即把你提供的生玉米粒或稻米粒放入一热铁桶状锅内热爆熟成开花状态以便直接放入口中作点心零食（操作的终点产生一声”砰“的巨响），好像使用商贩自己携带玉米粒也可， 总之是孩子们喜欢的零食：这爆米花时下澳洲商场里也有，原理大概类似，不过加了些糖料类。再有常出现在宿舍院中的是“掏大粪”的：起先是用骡马拉车，估计是郊区农民，后来也有专门的卡车。院子里有些粪坑的出口井盖，应该是通向收集各楼住户厕所排出物的地下粪池，掏粪者打开井盖后，卡车是用车上后方一粗管子通入粪坑以车上水泵类机械自动抽取，骡马车的农民则以手持粪勺一勺勺的捞入车上木箱中，二者都使恶味四散远近捂鼻，当然手动的更甚， 但这已经比那些平房胡同住宅地带的人背粪桶掏粪强不少了 。那时一时髦的当局宣传便是共匪“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掏粪工时传祥，后来文革中此地位悬殊之二人同样死于非命。
六十宿舍各楼下门旁的公共垃圾箱有宿舍里专门的垃圾工人定期来清除，此人似乎是位住在红楼或灰楼区间某平房（中纺部宿舍里有少量平房）内一总戴着帽子遮着脸不与人打招呼的中年汉，好像是骑着一辆后面有拖斗车的自行车来清垃圾，后来文革时听妈妈说他自杀了我还十分震惊：不知是否共党篡政时侥幸残存的前政权遗留人员可惜也未躲藏太久。60宿舍的公共垃圾箱水泥建造，前方有一倾斜小口允许住户将少量垃圾倒入，垃圾工则从左侧面的门打开清理， 二楼以上各家主要是从楼梯中间那个有铁门的通道向下倒垃圾，近年我回去看到那里已经被用水泥封死了。这种装置在当时已属先进，至少垃圾箱不满时垃圾不甚外露，异味不算凶猛，后来我在北京其它宿舍区住过的垃圾箱往往露天大敞肮脏废物随风飘荡恶味蒸腾，月经纸手纸不明物四散飞扬，实在恶心。近年据说提倡“垃圾容器化”即开始提供西方社会早已普及的桶状可移动分类投放的垃圾箱，但居民恶习未尽经常把垃圾扔得里外散乱脏物横溢臭气依然，不知什么年月这个统治者整日臭吹“大国崛起”的地块上才能像人类样子处理好生活垃圾。
记得院子里常来有一类收购废品的商贩，典型是男人骑一三轮平板车，以与磨剪子菜刀者类似的腔调吆喝着“收废品，旧报纸，酒瓶”等等，音调长拖且有拐弯强调的意思，显然也是北京市外面居民。我家最常去倾销的是旧报纸，即家里订阅的政府版什么报如今都记忆不起名字，大概匪共所谓“人民/光明日报”之类或还有北京晚报等，常常是很大一摞搬弄下去拖到那三轮车前面，其实也就兑回很少钱币，为家里清理空间垃圾的意味更多些。有时我父亲去参加各类工业展览会后拿回来的彩色广告技术杂志搁置九了也会拿出去卖且那收废品的还十分欢迎。其余酒瓶等等我家似乎很少。最近十几年我回北京看到此类收废品的已经升级到驾驶卡车三五人一帮地结伙经营了，衣着仍然褴褛肮脏，那卡车往往色调昏暗稍散味道，停留在住宅小区边沿等地将大批的硬纸壳废金属类物件堆耸搬弄，譬如这个：
，与以前不同的还有现在常见妇女夹杂在收废品工作人员中间。
北京的夏季有不少暴雨倾盆的时节，记得经常在宿舍的院子里形成一片汪洋---大概是下水系统无法迅速排水---甚至可以划着漂浮的木头当船玩：这时候孩子们会淌着到膝盖深的水走来走去，体验水乡的快乐。到冬天也会有积雪，堆雪人，打雪仗则是冬雪的游戏。没有雨雪的时候，男孩子的足球运动盛行：当时在60宿舍与灰楼/新大楼之间那片地方已经不再种菜和庄稼了，变成一片空地，于是便作了足球场，记得男孩们无论年龄大小都挤在一起集体踢足球。我们60楼栋一楼的大庚新更哥俩踢得特好：80年代当我听到文革前已去西安军政大学读书又突然早逝的大庚的消息，曾感到特别震惊，因为戴眼镜的大庚曾经是个那么健康强壮的大男孩子。乒乓球也是一普遍运动，小学里便有开展，我还曾未自己未能入选学校球队悲伤过一阵。纺织部宿舍院子里后来修建有一些水泥的球台，各家孩子可以自带置于中部的球网及球拍玩耍。
60年代的孩子大概没有抱怨过空气中雾霾类呼吸不适的，但那时从中纺部宿舍往东部不远到达“农业展览馆”/“六里屯”一带便已经是农田郊外了，市区的街道住宅商业到达80中东边的几条街便是边沿。“文革”刚刚开始时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徒步走到“农业展览馆”后边荒地那里捉“鸡玛”即树上鸣叫的蝉，跟几位估计是那里驻扎部队（那里有军营）的大兵闲聊听他们说烧死某小动物就像烧死“刘少奇”一样才感觉似乎世道要有点乱了？
那时院里男孩子经常接触的昆虫类是蚂蚱（蝗虫），鸡玛（蝉），天牛，老干（蜻蜓），洋拉子（某类飞蝶的幼虫有些酸性触皮肤会过敏红肿），蛐蛐（蟋蟀）以及地上低洼处积水或河沟里的青蛙及它们的蝌蚪。捉蚂蚱一般要去草丛里，比如80中学的操场边沿和60宿舍围墙外边，徒手捉住会蹦跳飞起的蚂蚱不容易，眼尖地探测目标后必须浑身抖擞猛扑上去连滚带爬， 若扑空还需连续追捕一般蹿出去好几十米。捕捉成年鸡玛（蝉）一般需要“粘”之，即用一长竹竿顶端涂以胶状物悄悄伸向树干高处长鸣不迭的蝉的翅膀，轻轻一按使其欲飞不得迅速退杆用手捉住。粘住的鸡玛被我们带回家里放在纱窗上，我父亲种在花盆里的一个常青小树我们称“橡皮树”的也常被用来栖息我们的鸡玛俘虏，有时俘虏们还精神起来在那小树上吸汁鸣叫。 后来不知谁有传闻说是鸡玛的背上那块黑色硬块下的肉可以吃，有几次我们真收集了一堆屠宰了请我妈妈在炒菜锅里烩炒成菜吃了：味道一般般，但的确是某种肉味。捉鸡玛用的胶水那时还属珍贵，往往偷用家中面粉弄湿在水里搓揉搞成“面筋 ”稍干后才可使用，现在回想为什么不用诸如胶水类便宜用品？也可能那时胶水亦属贵重物品吧？蝉的幼虫散落草地树根附近洞穴待成熟时于黑夜至拂晓拱土出洞爬上树干：刚出土洞的幼蝉身体呈透明状翅膀湿润柔软无法飞翔，我们常常摸黑在傍晚或临晨趁它们未爬到高处时捕捉之：好像也搜罗过一堆烹过味道已经忘记。那时候我对捕蝉抓虫充满了热情常常在梦里白日幻想着生擒之，捉到就像大获全胜一样喜不自禁，成年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儿童情绪。还有一种鸣叫声起伏断续的小型蝉我们称“匐殿儿”（具体字不确）的较少捉到，因其敏感易惊，不像那种大个头鸣叫持续的容易被发现且较呆板：即使将长竹竿悄悄伸近身旁往往还在唱歌。有时为了捕蝉还要爬到高高的树上，这很危险能没有摔下来应属侥幸。
“天牛”是种头长两条长须背驮花白斑点黑色硬壳翅膀的树上甲虫，有成年人手指甲两三倍大，可飞翔，但往往落在树干等低矮处，可以伸手捉住。蜻蜓一般个头的就叫蜻蜓，黑头大个的才叫“老干”，捉法有用竹竿挥打，用胶粘，及用空孔密实的线织网兜拴在竹竿顶端扣捕，偶尔也可悄悄接近静止的蜻蜓徒手捕捉。 蛐蛐（蟋蟀）要在晚间循声翻动其唱歌的碎砖破瓦或墙角草丛，以手电筒强光照射定位后快手扣之：蛐蛐用来互相打斗，即斗蛐蛐，当然先要放在瓦罐玻璃瓶等封闭物内豢养数日，喂食青菜等（有点像时下共产党养五毛儿）。还有一种只有农村庄稼田里才有的“蝈蝈”类，大腿绿身嘶鸣甚响型状似大蚂蚱，一般只有商贩捕了到街市甚至宿舍区来叫卖我都未曾见过野外生存的。青蛙虽然夏日夜晚四下里鸣叫一片，我们却很少去捕捉，包括叫声低沉断续的蟾蜍我们称“癞蛤蟆”的，大概因为捕来也无法玩耍。但当时常有农民商贩叫卖青蛙作肉食，我妈妈经常买来烹炒，味道很香嫩，记得那时东四的东安市场，朝阳门内菜市场也都曾卖活青蛙作肉食， 有时买来活青蛙在家里厨房宰割时有逃蹿四下蹦跳躲藏的，需要我们跟着到处捉拿。青蛙烹炒前要将其整身绿色皮肤剥掉，颇为残忍。
另有些孩子们不屑捕捉的昆虫：地上爬行的暗色甲虫我们叫“屎克浪”，因据说多聚集粪便周围，树上纱窗上常见的“臭大姐”即一种颜色淡棕飞行的蛾虫，碾碎其身体有臭味，其它极小型圆圆的甲虫称“花大姐”，等等。那时我父母给我和弟弟一人买了一本较大开本的彩色知识图画书籍， 一本是关于动物，另一本是关于昆虫，每种都有细致的图画和解说，我们和来家里玩的小朋友经常翻看：孩子对彩色图画的兴趣远大于文字解说，年龄长了才会读一读文字。
当时流行的一套科技全书叫“十万个为什么”，似乎专门为儿童设计的，内容天文地理化学物理包罗万象，虽无大英百科那般全面但对孩子们来讲肯定卷帙浩繁难尽其穷，估计无人都读都懂，课余时读读到处吹牛下也的确长知识。社会科学方面能让小孩子记忆深刻的书籍几乎没有，或是那些共产党愚蠢宣传的垃圾让我无所记忆，最多有模糊的那一系列红色包皮的“红旗飘飘”类内容颇为残忍恐惧的玩艺也看不大懂，倒是我父放在家中书架上的一本达数百页厚的“豪门美国”我曾多次翻看，记得里面及封面的照片包括大约是华尔街的街景。
成年后回想起来，60年代前期儿童被疯狂明显地政治洗脑灌输虽然不如后来年月，但那些中国传统文学故事加上当局及学校所谓革命传统教育中的共产党杀人夺江山血腥历史， 一系列包装成英雄伟业的夺命杀人潜移默化地 侵蚀了幼稚的童心，好像人的生命只要一标以“敌人”便如此轻贱可随便砍伐杀戮，发生在对面阵营的死亡永远是举杯欢庆的盛宴，而为了己方的事业或理想一类牺牲献身也是随意为之只要赢得称赞功名则性命可轻易抛弃，这种中华传统与共党宣传造就了一代人对生命轻蔑随意的意识。同时学校社区文学艺术家庭师长等等也不注重比方善良仁慈这类人类公德的强调，礼貌文明诸如日常生活中的“请”，“谢”，“对不起” 礼让妇孺弱者等等缺乏普遍强调，因此儿童成年后 容易粗鲁甚至残暴，后来“文革”时年轻学生的野蛮暴行应该与此不无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