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发生“618事件”，学生对“揪出来”的“黑帮”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从北京大学兴起并迅速发展到全国。
已调查到的死亡名单：
1966年6月11日,历史系教授汪钱(竹字头)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
1966年7月28日,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自杀身亡。
1966年8月4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死”。当天晚上吴兴华死亡。
1966年8月24,英文教授俞大因(丝字旁+因)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1966年9月2日,中文系中共总支书记程贤策,被当作“黑帮份子”遭到“斗争”和侮辱以及毒打后服毒自杀身亡。
1966年10月9日,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羞辱后自杀身亡。
1968年4月19日,19岁的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学生温家驹,因进入北大图书馆翻阅期刊,被北京大学的主要“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的驻二体武斗连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
1968年4月20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员李原,被说成“中统特务”,被关押进北京大学办公楼。当晚即死在办公楼三楼的一间房子里。关押他的人说他是自杀的,但他身上伤痕累累,所以他的妻子从大连赶到北京见到尸体后,认为是被打死的。他的妻子一直写信上告,没有结果。
1968年6月24日,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自杀身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卢被审查“历史问题”(他在抗日时期曾参加军队当翻译),他在喝下“敌敌畏”后因为非常痛苦,又用刀砍伤自己的手臂。
1968年7月19日,化学系器材室职员林芳(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的妻子)自杀身亡。
1968年8月28日,生物系教授陈同度服毒自杀身亡。
1968年10月16日晚北京大学教务长崔雄昆,从“清理阶级队伍”的集中地(当时全校教师、干部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28楼出走,在北京大学红湖游泳池自杀身亡。
1968年10月16日,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上吊身亡。
1968年10月18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隔离审查”中自杀身亡。
1968年11月4日晚上,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吴伟能自杀。在“火线学习班”,他在1959年的言论被揭发。他说过“幸福公社不幸福”,关于他的父亲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幸福人民公社”没饭吃的事情。他投圆明园小湖自杀。第二天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
1968年11月11日,数学系教师陈永和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在学校被关押时,跳楼自杀身亡。
1968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副校长翦伯赞夫妇一起自杀于北京大学燕南园64号。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东方语言系教师汤家汉被“审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声称要通过汤家汉“炸开东语系黑堡垒”。汤家汉自杀身亡。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西语系德语专业干部徐月如自杀身亡。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西语系德语专业教师程远自杀身亡。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教师蒙复地自杀身亡。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数学系老师张景昭被关押在学校的时候,一天夜里死在厕所里。
1975年4月16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王重民上吊自杀身亡。
事件经过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标题叫做“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打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陆平、彭佩云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也就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
这张大字报指责他们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在广播大字报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那里的原来的领导。北京大学和全国的大学中学在此后全面停课。北京大学原来的整套领导干部一变成了“黑帮份子”,成为文革的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陆平、彭佩云被宣布撤职。
除了大字报“揭发”,校园里出现大量的“揪斗”干部和教师的场面:戴高帽子,往身上贴大字报,推人,打人,揪头发。
当时工作组把所有的干部和教师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然后对他们指定的打击对象作攻击。虽然所有的干部和教授都表示愿意检讨自己,“改正错误”,但是他们仍然遭到穷追不舍的“揭发”和“批判”。
在历史系,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教授汪(竹+钱)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要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了。有学生谴责汪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但是在当天夜里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他喝下敌敌畏后,毒性发作,非常痛苦,所以他在家里嚎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他的邻居听到可怕的声音。但是他反锁了门,死在家中。那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
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
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有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满是青紫伤痕,给他敷了药膏。
原来零散发生的暴力行为,在6月18日那一天发展成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暴力行动。那一天,程贤策的连襟胡寿文(他们的妻子是姐妹),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和中共总支副书记,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虽然工作组大力鼓励学生揭发批判“黑帮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并计划惩罚那些被划入“第四类”的人,要把他们送去“劳改”,但是对于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北京大学工作组写了“第九号简报”,反对“618事件”。1966年6月20日,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各地参照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刘少奇不是不要学生“斗”人,而是不要他们“乱斗”。
1966年7月25日和26日,接连两天,“中央文革小组”到北京大学召开全校群众大会,毛泽东的妻子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大会上讲话,内容之一,是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待“618事件”的做法,他们赞扬“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责备北京大学工作组是一个“障碍物”。他们宣布北大工作组是一个坏工作组。
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大事,是在7月26日的大会上,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在北京大学一万师生员工面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这是最早的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泽东五天后写的支持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小组的“红卫兵”的信中受到点名表扬。暴力行为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和提倡,全面兴起。
7月27日,聂元梓倡议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同时,也倡议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牛鬼蛇神劳改队”。“劳改队”这一形式立刻被确立,而且马上风行全国。前一阶段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都被强迫进入“劳改队”,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在学校里“劳动改造”。“劳改队”中的人除了“劳改”,还被剃“阴阳头”,在脖子上悬挂写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这样的自我诅咒的“歌”。一些教授,比如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在“劳改队”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应予的保障。校园里红卫兵掌权。对“劳改队”里的人,红卫兵要打要斗,都随便。为了不再是毛泽东说的其实已经相当残酷的“冷冷清清”,红卫兵就尽其想象地发明施用各种折磨侮辱人的方式。
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师董怀允,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他作为“有问题”的人不准参加系里的大会,而被命令去食堂劳动,擦玻璃。6月18日他看到大规模的暴力性的“斗争”之后,曾与同室居住的人说起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恐怕难以承受这样的事。在7月26日的大会上,他看到江青这些最高权力者们要的就是“618事件”式的暴力性的“革命”。董怀允在1966年7月28日自杀。
在“劳改队”里,1966年8月4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死”。当天晚上吴兴华死亡。吴兴华是诗人和翻译家,曾经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劳改队”。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
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在“劳改队”里,和向景洁等人一起刷洗打扫学生宿舍楼的厕所。有一天程贤策被一学生叫走,他回来的时候,本来很密的头发中间被剃去了一个十字型的沟。接着向景洁也被叫去,程贤策小声关照他:“老向,千万稳住,别有特别的表示。”向景洁被三四个人按在椅子上,把他的头发剪了个乱七八糟。
程贤策、向景洁和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教授冯钟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挂着写有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带拾检西瓜皮和清理垃圾。当时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红卫兵来北大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商店前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拦住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们站在反扣过来的垃圾筐子上“自报罪行”,逼他们“交代”他们的家庭出身(因为那时候红卫兵特别强调家庭出身)。侮辱他们和打他们的事情每天发生。没有人制止这些暴行。只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门的路上,有一个外国人,会说不地道的汉语,劝阻打他们的红卫兵说:你们这样作是不对的,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了。”他的劝说不起作用。
除了“劳改队”的折磨,“牛鬼蛇神”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遭到“斗争”。其中较大规模的一次是,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北大的最高负责人陆平。系一级的干部也被拉去“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都一律在胸前挂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们的“罪名”如“黑帮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之外,还有他们的象死刑犯一样被打了大红叉子的名字,而且,他们都被强迫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的姿势,当时有专门术语,把这叫做“坐喷气式”。
校园暴力再度升级,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100万红卫兵之后。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代表”。毛泽东还给北大校刊写了题词“新北大”。这无疑是对北大校园里已经发生的一切的极大支持。在那一天,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宋彬彬的学校已经打死副校长卞仲耘两个星期了。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之意时,毛说,“要武嘛。”8月18日接见之后,红卫兵暴力全面升级。北京每天先有几十人后几百人被打死。
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领导运动。他们说“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此话最先出于毛泽东说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军宣队又作了发挥。),全校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当时北大有四千多教职员工)。
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也是被“重点审查”的对象之一。他被关押在北大28楼,不准回家,不准家属探望,被逼迫“交代问题”,这就是当时所说的“隔离审查”。据说董铁宝的妻子曾经到28楼请求见董铁宝,被拒绝。后来,就发生了他自杀的事情。据说他在那天傍晚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离开了28楼,可是又无处可去,结果在学校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
董铁宝已经死亡,无从知道他在被关押期间是否受到肉刑。据最后活着走出来“隔离审查”室的几位老师说,他们在“隔离”中遭到体罚和殴打。有一种体罚是“抱树”,要人长时间站在树前,张开双臂作抱树状,但是不准以手触树。还有一种惩罚是中午时分仰脸睁眼看太阳,如果闭眼,就遭打。还有所谓“熬鹰”,连续几天几夜审讯,不准睡觉。有人被捆上双手吊起来拷打。最常见的是大量打耳光。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在董铁宝自杀的1968年10月,在北大,还有两个人自杀。一个是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10月16日上吊身亡。另一人是当时的“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崔雄昆从“清队集中地”28楼出走,10月17日被发现死在游泳池内,法医鉴定是自杀。
数学系的教师陈永和,1954年大学毕业,因为年轻而不可能有所谓“历史问题”,可是由于业务很突出,遭人忌妒。他和一些人打桥牌,聊天,可能发了一些牢骚。他们被说成“反革命小集团”。陈被“隔离审查”。1968年11月11日,陈永和在学校被关押的时候跳楼自杀身亡。他的死离董铁宝的死只有三个星期,可是他的死在《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中不见一字记载。
1968年初,北京大学建立了一所校园监狱,命名为“黑帮监改大院”,把二百多名教职员工关在里面。全国各单位也都设立自己的牢房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这类牢房很快得到一个称呼“牛棚”。北京大学在建立“劳改队”和“牛棚”两个文革的独特景物上,起了恶劣的领先和示范的作用。
6月18日,关在“监改大院”里的人被拉出来“斗争”。当他们排队穿过校园的时候,甬道两面站满了学生,手持棍棒皮鞭,争相痛打他们。然后,他们被拉到各系,施以种种酷刑。那一天,北大校园里充满了狂热的残忍与恶毒。中文系的王力、朱德熙教授等都遭到这场残酷的“夹鞭刑”。这样作,是为了两年前的这一天发生了“618事件”。一个丑陋的日子,又用这样的丑陋的纪念和庆祝,是为了再次肯定对人的暴力虐待的“革命”意义。
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大负责人陆平,曾经被吊起来拷打,北京大学有24个人因被“审查”而死亡。
年轻的英文教师郑培蒂,被野蛮地打骂侮辱,关在北大自设的牢房中近一年。她之所以获罪,是因为告诉了室友,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曾经跟她的表舅同居。她被指控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
回顾历史,北大的文革状况不是没有根源的。1951年,北大文、史、哲三系的师生去江西,和很少几个地方干部一起,组成了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程贤策是这个团的副团长。乐黛云当时掌管一个四千人的村子,在这个村子里划出了八个“地主”。据说即使按照当时写出来的“政策”,“地主”要有特别的劣迹的才杀,但是上面来的一个副县长下令把这八个地主全部就地枪决了。乐黛云面对面地看见了枪杀,看见“陈尸三日”。她当时不能习惯这样的残忍。是作为团领导的程贤策说服了她,要她把这样的“惩罚”视为“必然”,告诉她不要从道德角度去考虑这样的杀戮,从而从理论到实践接受了这种对被指为“阶级敌人”的人的残酷做法。
不知道这个程贤策当副团长的“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管多少个这样的村子,杀死了多少个地主。这是不讲法律依据也没有审判程序的杀戮。这样的杀戮,破坏了法律制度,破坏了道德和良心,也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参与者以革命的名义作了这些,在参与杀人的同时也在把自己改变成另一种人。
在“土改”之后,北京大学校园里进行的是“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每个教员都要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还用了一个相当难听的比喻性的说法叫“洗澡”。有的人被强迫在大会上“检讨”了很多次才过关。然后是长达数月的“忠诚老实运动”,人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历史。有些人自杀了。在“院系调整”中,大学重组。所有的教会大学被取消,北京大学搬到了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把589个学生和110名教职员划成了“右派份子”,而当时全校学生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京大学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数字大,而且比例高过了百分之五。当初搞土改斗地主的乐黛云老师被划成了“右派份子”并“下放劳动”,被她说服未随父亲去美国留学的好友和同事朱家玉成为“右派”后投海自杀。中文系的一批老师被划成右派,还有一批学生也被划成右派。其中有女学生林昭。她在成为“右派份子”之后离开北大,回家后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又在监狱中被枪决。象林昭这样在成为“右派”后又进监狱又在文革中被枪毙的北大学生,至少还有两名。
附：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摘录
从农村回到学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种火热的气氛之中了。校园里，在临时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筑物的墙上，在宿舍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矛头大抵是指向业已倒台的旧北京市委、校党委以及各系总支的。在第三学生食堂，开辟了内部大字报栏，揭批彭、罗、陆、杨和其他大人物。不过，这个内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人们十分兴奋，三五成群热烈地议论着。聂元梓的大字报是5月25日贴出的，从贴出到广播，几天之内，留校的师生已分成两派。当我们回校时，胜负早已分晓，保陆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持聂元梓的一派则兴高采烈，四处演讲，向刚返校的听众介绍其光荣的战斗经历。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受周围气氛的感染，我也异常兴奋。一向在台上指手画脚的校领导突然被打倒了，虽然派进了工作组，但学校仍处于准无政府状态，常轨不复起作用。列宁曾把革命称作人民的盛大节日，当时确是一派过节的景象。革命意味着暂时的权力空白，人民一向受着严格的管束，现在突然没有家长了，成了无人管束的孩子，洋溢着乍获自由的喜气。大字报所揭露的一些大人物的隐私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也令我大开眼界。另一方面，我心中又有强烈的隐忧乃至恐惧。事实上，早在半年以前，报上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种忧惧就已经开始。我不知道高层斗争的内幕，但是，对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作出极端牵强附会的解释和臆测，据此在政治上提出吓人的指控，不能不使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和常轨一起，常识也被打破了，如果说常轨的打破使人解放，常识的打破却使人迷惘了。魔鬼已从瓶中放出，它将施怎样的魔法，所有的人心里都没有底。
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报栏前流连，贪婪地读着，惊讶着，激动着。北大是一座大字报的森林，我一头扎了进去。有一天，我在一张大字报上突然看见了郭世英的名字，并用红墨水打着一个可怕的叉叉。那张大字报列数校党委的罪状，其中之一是包庇反动学生郭世英。我的头脑一下子痴乱了。当时的感觉是，当我在大字报的森林里漫游时，不期而看见其中的一棵树上吊着我的朋友。我立刻逃离大字报区，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乱走，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
返校后不久，北大发生了六一八事件。由于这个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是我住的38楼前，我目睹了全过程。6月18日上午，哲学系若干学生把本系的“黑帮分子”揪来，在楼门口的台阶上进行批斗。所谓“黑帮分子”，在哲学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亦在其列，在学校和其他各系则是指当权派。事情发展得极为迅速，别系的学生纷纷效仿，揪来了他们系或校一级的“黑帮分子”。在学生宿舍楼里，只有38楼的楼前有高台阶，很适合做“斗鬼台”。那些兽性发作的学生把厕所里装便纸的铁丝篓拿来，套在被斗者头上，又朝他们头上脸上浇黑墨汁和红蓝墨水，逼他们下跪，拳脚相加，斗毕押往校园游街。在这场暴行中，活跃着我们班一个同学的身影。我在一旁无言伫立，一阵阵冷颤，为人的丑恶而震惊。
六一八事件后，工作组要求大家对事件进行讨论，吸取教训。新的一轮辩论掀起，有三派意见。一派说是革命事件，好得很，理论根据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派说是反革命事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捣乱，甚至有黑后台。一派说是错误事件。我持第三种意见，出发点仍是常识，觉得这种侵犯和侮辱人身的行为与革命反革命都不相干，纯粹是刑事犯罪。这场辩论没有结果，很快就转为对工作组的性质展开辩论。由于工作组倾向于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激进分子便贴出大字报，说工作组推行反动路线，已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必须赶走。正当自发的辩论热火朝天而又相持不下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来到了北大，7月25日和26日，连续两个晚上在东操场举办万人辩论大会。名曰辩论，实际上已有定论，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驱逐工作组。
这两场辩论大会对我震动极大，使我第一次对文革产生了明确的怀疑。人们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对江青也怀有相当的敬意，我也不例外。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江青的历史和个人品质，对这个突然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红角的第一夫人充满好奇。然而，第一次目睹她的公开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最令我吃惊的，一是她的飞扬跋扈，把工作组长张承先像孙子一样地辱骂，二是她的公报私仇，当着万人之众抖搂家庭私事。在第二场辩论会上，形势已经明确，支持工作组的人不再有发言权，台上站着北大附中“红旗”的中学生，其头目彭小蒙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孩，做了一个火药味浓烈的发言。江青为之助威，高喊：“谁不革命，谁就走开！”群情激愤之时，康生又火上浇油，厉声宣布：“张承先不只是反动路线，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反动路线！”话音刚落，彭小蒙等举起皮带抽向张承先，而台上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皆作壁上观。在作总结发言时，江青越说越激动，一声“我要控诉”，便开始详细数落张韶华如何利用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而与之同居，张韶华的母亲又是一个多么坏的女人，说到最后，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家没有这么个儿媳妇！我们不承认有这么个儿媳妇！”会场上立即响起呼应的声音：“把张韶华揪出来示众！”张韶华当时是北大学生，幸亏她早已逃匿，不在现场，暂时躲过了一劫。
辩论会之后，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现，也记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在那段时间里，我仍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陆续记下了许多困惑。随着运动向前推进，不断有人遭殃，这些日记就成了我的心病，后来是我第一批毁掉的文件。
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学生一样，我以天真的热情接受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个神，甚至偶尔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生理活动例如排泄，便感到不可思议，仿佛是一种亵渎。现在人们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可笑，但我曾与人交流，发现当时有过与我同样闪念的大有人在。我对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悦诚服的成分。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发表谈话传抄出来，不胫而走，我读后真心折服于他的天才。尤其是他抨击现行教育制度摧残人才的谈话，何其痛快淋漓，简直像是说出了我们这些受压抑学生的心声。因此，虽然我对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强迫自己从正面理解和适应。报刊上出现的一些醒目口号，例如“触及灵魂的革命”，“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关心国家大事”，在我这个小资眼里被赋予了一种浪漫色彩，也诱使我努力顺应这场运动。我感觉到了理解和适应的困难，便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对自己说：这场运动既然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进程必然会不断地出乎我的想象，是我这样思想一贯偏右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我必须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右的倾向保持警惕。于是，在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关于当前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我特别强调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危险始终是右倾。我心里清楚，这个论点丝毫没有某种政治分析作为根据，其实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隐晦表达而已。那时已有许多外地学生来京串联，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和抄写这张大字报，并在上面写满了赞同的批语。我还写过一张题为《造反有理，夺权有理》的大字报，时间大约在1966年九、十月间，由于开头引用了从民间小报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话，结果整篇文章被误传成了《朱德同志讲话》。不久后，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延安、成都都收到过这个标题的传单，内容正是我的大字报。我忘了具体写些什么了，大约不外是说夺权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罢，是逻辑上的推演。我在文革中写大字报很少，这是主要的两张，都是所谓理论思考，虽然没有伤害具体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煽风点火的坏作用。现在我提及这一点倒不是要忏悔，而是想说明当时的总体氛围，我不属于极少数能够超越这种氛围的先知先觉者之列。
附：马生祥《文革初期北大见闻录》摘录
6月18日早饭后,我们62级在38斋分班学习批判。62级当时分成了3个班,考古班(1963年分出)、中国史班和世界史班(1964年分出)。与往常不同的是没有工作组成员参加。10点多一点,中国史班开始乱起来,有人把许保福和王彩霞推搡着往楼下走,我和其他人跑下去看。
38斋东门有一个拐角,门前有一个平台,可容纳几十人。东门前有一片开阔地,可容纳数千人聚会。我看到,在平台上被批斗的人中有历史系的前团总支书记、留苏预备人员范达人,现团支书记赵德教,前任团总支书记张元杰,辅导员贾梅先;学生干部有61级党支部书记尹振玲(人称“尹大姐”)、杨绍明(杨尚昆的次子)、王彩霞、许保福等20多人,其余的是哲学系的师生。我认识一人,那就是从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保送到北大哲学系、时任哲学系64级党支部书记的张晓恒。他们个个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有的来不及糊高帽子,就从厕所中找一个字纸篓子,戴在头上充高帽子。字纸篓是铁丝编织而成的,往头上戴时,有人被划破了脸,鲜血直淌;还有不少人脸上被涂了黑墨汁,惨不忍睹。批判斗争某人时,令其低头、下跪,若不服从便遭毒打。他们挂的纸牌上分别写着“修正主义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干将”、“黑帮”、“保皇派”等等。批判斗争达两三个小时,后被工作组闻讯赶来制止。
当日下午,工作组分头组织学生讨论这个事件的性质,大家认识不一,分歧很大。有的认为这是革命行动,类似于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有的则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我当时的看法是:这是无序乱斗。有的人该被批判,如杨绍明,他是中央点名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中杨的儿子,但斗争过火了;揪斗者中有人出于“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他们的要求受到校系党组织的反对和阻挠,于是便自行其是,充其量是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犯的错误。我的看法接近校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结论,避开工作组而乱批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为。所以,工作组派我到世界史教研组去协助郝斌发动中青年教师。
后来,“六一八事件”被中央定为“革命事件”,38斋东门被人们称为“斗鬼台”,被视为文化革命中北大的一个“革命圣地”。北大“革命造反派”每月的18日都要纪念这个日子,纪念“六一八”×周月;每年6月18日都要纪念“六一八”×周年。这个事件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榜样”,开始了全国性“乱批乱斗”,其影响极大、极其恶劣。
附：已调查到的清华大学死亡名单
1967年3月25日中午,数学力学系学生、校举重体操队队员张怀怡因被控有“反动言论”被“批斗”,跳楼自杀。
1968年4月4日,一直监视罗征启家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保卫组,抓走与清华并不相干的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28岁,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毒打后用擦车棉纱堵住其嘴,并将他塞入后车厢,拉回清华,途中罗征敷被活活闷死。
1968年4月15日,清华大学无线电01班学生孙华栋,在被抓后遭毒打致死。
1968年4月26日,清华大学建筑系给01班学生姜文波,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中被追赶跳楼摔死。
1968年4月29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自94班学生谢晋澄,男,24岁,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中,被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的汽车强行压死。
1968年5月30日,清华大学冶金系焊82班学生许恭生,男,24岁,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中,被“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派用长矛乱刺致死。
1968年5月30日,清华大学化工系003班学生卞雨林,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中,中箭死亡。
1968年5月30日,清华大学修建队工人段洪水,男,19岁,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中,被“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派的长矛刺中,摔下梯子致死。
1968年6月12日,清华大学共产党统战部副部长刘承娴坠楼身亡。1968年4月中旬,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关押了所谓“罗文李饶”案中的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刘承娴(兼为清华大学中层干部)等人。1968年6月12日,刘承娴在“团派”的看守所中坠楼身亡。
1968年7月4日凌晨一时左右,清华大学建筑系房01班学生朱育生,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的战壕内,中枪弹而死。
1968年7月5日早上,清华大学电机系电01班学生杨志军,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中,修筑战壕时中枪弹身亡。
1968年7月6日中午,清华大学动农系实验室实验员杨述立,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中,开土装甲车外出时,中枪弹而死。
1968年7月18日中午,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自82班女学生钱平华,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时期,她从家乡返校,在清华大学主楼前中枪弹而死。
1968年7月27日,潘志宏,男,30岁,作为工宣队派往清华大学制止两派武斗,在学生宿舍12楼附近,被手榴弹炸死。
1968年7月27日,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王松林,男,36岁,作为工宣队派往清华大学制止两派武斗,在学生宿舍10楼里,被手榴弹炸死。
1968年7月27日,清华大学修建队工人范仲玉,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中,于撤逃路途中,翻车时被车上的手榴弹炸死。
1968年7月27日,北京某中等技术学校学生范崇勇,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中,于撤逃路途中,翻车时被车上的手榴弹炸死。
1968年7月27日,北京第一食品厂革委会委员韩忠现,男,36岁,作为工宣队派往清华大学制止两派武斗,在清华9003大楼休息时,被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用长矛刺死。
1968年7月27日,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男,36岁,作为工宣队派往清华大学制止两派武斗,在清华9003大楼外,被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开枪打死。
1968年7月27日,北京541厂工人张旭涛,男,39岁,作为工宣队派往清华大学制止两派武斗,在撤退路上被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的长矛刺死。
1968年9月20,清华大学水力系教授陈祖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圆明园上吊自杀身亡。
1968年11月6日,清华大学外语教师杨景福,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跳楼自杀身亡。
1968年11月6日,同为基础课讲师的殷贡璋、王慧琛夫妇,因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迫害,一起在北京香山上吊自杀身亡。
1968年11月29日,水力系教授李丕济,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被关在清华大学水力系的水力实验室中,从楼上跳下,自杀身死,时年57岁。
1968年12月10日,机械系教授邹致圻跳楼自杀。
1968年12月13日,土建系讲师程应铨,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受迫害,投水自杀身亡。
1969年2月8日,体育教师路学铭,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被迫害,跳楼自杀身亡。
1969年4月23日,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李玉珍,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受到迫害,跳楼自杀身亡。
1969年5月4日,电机系助教王大树,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收到迫害,服毒自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