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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五 考研前后
1979的夏天过去了，新的学年又开始了。我一方面要准备着第一次上讲台，另一方面要循序渐进地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谢老师说的很明白，他每年只会收一个学生，这个学生英语一定要在报考他的学生中是第一名。
一楼病理教研组放电视机的那间屋子每天晚上一如既往地接纳着青年教师们。“Follow me”! 大家都跟着内森先生学习口语。我发现人群中多了个女孩子的面孔。后来有一天发现她在走廊里和分在病理教研组的我的同级同学刘友生为一本英语书谁先看谁后看发生争执。女孩子有几分执着，刘显然最终是会让她的。在食堂打饭时我问刘，那个和你争执的女孩子是谁。刘告诉我是刚分到他们教研组的79届毕业生。哦，原来是王明丽和张学军的同学。这里我以“春”代之，尽管我们相识在夏秋相交的季节。不久，管电视机的任务就落在了春的身上。说不清楚是为了占个好位子还是别的原因，我每晚来看电视的时间比以前早了几分钟，和春有一句无一句地说几句话。接下来的一个周末，她没在。再次见面我问她为什么不在。“我回家啦”。 “这么快就回来啦”。 我本能地以为每个人和我一样，家在外地。“我家在合肥“。她毕业后我未来的岳父母为她买了辆崭新的自行车。她周日住在学校宿舍，和王明丽住一个房间。周末就骑车回家。那辆高档的永久牌女车在后来她教我学骑自行车时摔的伤痕累累。
告诉年轻人，有了女朋友，学习的效果就是不一样。读到的东西和女朋友说一遍，记得牢牢的。我们的秘密很快就泄露了。如果是中餐或晚餐，我们当中的一人到对方的办公室一起吃饭，借口是讨论学习上的问题，这没有什么。一天中午，她拿着饭盒从一楼到了我三楼办公室。中午教研组通常是没有人的。老师们都回自己的家中用餐和午休，青年教师也会打了饭回宿舍，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再上班。那天天气很好。我说我们到上面阳台上去，那儿清静，也看得远。饭吃了一半，听到周老师的声音。“小金在吗，你会不会在阳台上吃饭?” 接着就听到了楼梯声。这下子要逮个正着。春转到了阳台入口的背后，我赶到另一侧吸引周老师的注意力。春在周老师和我说话时，从楼梯口溜了下去。直觉告诉我周老师是看到了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的研究生报考细则在考前三个月下来了。报考谢老师要求的五门课程中有四门是我预料中的：政治，英语，微生物和免疫，以及生物化学。我预想也许微生物和免疫会分作两门课来考，生物化学也是一定会考的。未曾想微生物和免疫并到一起了，增加了一门是医科院全体考生的公共课：高等数学和有机化学。我的心凉了半截。有机化学刚刚和76级入学的新大学生一起学过，还可以和77级学生再上一次课，复习一下应该能应付。研究生水平的数学，我从哪儿准备起呀？赶快给北京的二姐打电话。要知道那时候打长途电话和今天完全不一样，要到电话局，打传呼电话。二姐让我别着急，她给我找人问问上一届考生再回我电话。她很快告诉我，考题不难，全是概念性的内容，最高层面涉及到了定积分。让在合肥的五姐就近辅导你一下吧，应该没有问题。三个月的复习，我在高数和有机化学上耗时最多。后来发现，拉低我总分的真的不是高数和有机化学，而是生物化学。医科院基础所梁植权教授（学部委员）领导的生化系人才济济，出题最“刁难”人。入学后，我对生化系的几位同学， 包括杨克恭和余曙华，肃然起敬。他们是怎么考进来的！
1980年春天，未来的大姨子来看妹妹，暗中“考察”了我一回。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我乘公共汽车来到未来的岳父母家中。我不敢骑车带她，让她带我也未免太煞风景了。她推着自行车在公共汽车站等我。我们再一同走进合肥市禽蛋厂职工宿舍。岳母是该厂的领导。
紧张的五门课考完了。我松了口气，和女朋友去逍遥津公园划了一次船。一个月过去了，心里又惴惴不安起来。我又找了热情的周老师。一说周老师就明白了。你知道我在人事处有熟人。好， 我帮你问问。第二天，周老师告诉我，医科院已把我的档案调走了。应该说，我的录取到了政审阶段了。
sorry in the office, cannot type Chinese efficiently in my office compu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