槛外長江
努力做个不选边站的老顽童
往事四 渴望脱帽
虽说学校和教研组的学习和工作氛围都非常理想，留校后心理上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压力并不是来自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于社会。大学恢复招生，学校的教学科研一步步走上正轨，这本来是人人都乐于看到，盼望着的事。可已迈进高等学府工作的我们这群人，发现自己已变成了另类，似乎陷入了漩涡中，随时有被社会吞没或抛弃的危险。
儿子毕业了，又留在高等学府工作。母亲很高兴。可是当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们时，反应并不是她期待的那样热烈。表面上的祝贺隐藏不了内心的不以为然和言语上的敷衍。原因很简单，这些亲友的孩子们或他们亲友的孩子考上大学了，不是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是科场上夺取的功名。我知道了，手里的文凭没有世俗社会的含金量。头上有了一顶必须摘得的帽子。
考研究生是个出路。第一个问题是：报考那儿？北京！ 母亲的要求很简单。为什么？我二姐是1963年考入北师大的，1970年被分配到延安。在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后，她被分配到延安姚店中学教书。1979年，她考回北师大物理系，成了我国光学物理专家郑华炽教授的研究生。我心里盘算着是北医还是协和（当时只称中国医学科学院，没有恢复协和这个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名字）。协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谢少文先生。我们手里就拿着他主编的微生物学教科书和英文版的讲义。我行吗？也就是1979年的夏天，拜我校病理生理学教研组史敏言教授（校友王德农的导师，安医副院长）等所赐，我居然有机会见到了谢老师。关于我导师谢老师本人，我想要另开题目写了，在此不赘叙。
免疫学可以说是微生物学派生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一直并存着的。您接受那种说法，见仁见智。冯-贝林，科霍和欧立希/梅契尼科夫都是二十世纪初获诺贝尔医学奖的。我们可以把科霍和欧立希/梅契尼科夫分别说成是微生物学家和免疫学家。那第一个得奖的冯-贝林是不是两者都是？回到主题，国门再次打开的上世纪70年代末，免疫学是非常热门的生命学科。作为微生物界的领军人物之一，谢老当时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全国免疫学科研和教学工作。由史教授领衔，安医其他老师和领导们共同努力，1979年夏季的全国免疫学座谈会在安徽金寨县梅山水库旁的梅山宾馆召开。我和教研组其他青年教师是以会议服务人员身份参加会议的。
参会者是来自全国各地各高校的教授们，而谢老师是整个会议的中心人物。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见到如此之多的专家学者，大开了眼界。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们抓住一切机会参会，聆听每位专家的精彩发言。当谢老师点评和总结时，我更是全神贯注，努力听懂他的每一句话。就在这次会议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单独的机会和谢老师说了几句话。在他回宾馆房间的路上，我追上了他。先鞠了个躬。谢老师笑着对我说，小同志有什么事？ 我匆忙地用几句话自我介绍，然后单刀直入：谢老师，您明年招研究生吗？“当然招了，你有兴趣报我”。我带有怯意地点点头。接着我说，我学历不完整，也没有上过高中。“那不是你的错”。“那报考您我要注意什么？“ 英语，专业，我主要看这两门。当然，其它科目也要达到医科院定的标准啰。我下意识地频频点头，说不出话来。老人家小声对我说：小伙子回去努力吧。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英语在报我的考生中是第一，我一定优先考虑你。 老人家的话增添了我的信心。
下面写一个花絮。在会议召开之前，宗老师让我和学长徐芬清去一下火车站，把全国几个大城市的火车到站时间抄一下。这在今天网络时代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去了，怎么也找不到武汉，感到束手无策。来了位工作人员，听了我们的问题哈哈大笑。你们不知道武汉是三镇构成的，只有武昌站，没有武汉站。我经常想起这件事，在国门关闭的中国度过青少年岁月的我们，知识是多么贫乏。若干年前，我和爱人由广州乘坐高铁到了有了高铁才有的武汉站。我对着站名笑道，我找了你三十多年，终于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