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谅
在中国人们宁可花钱赌博,也不愿意花钱买保险;宁可花钱买保险也不愿意投资于公共安全,特别是在小概率的有关重大公共安全的基础设施。如果再这么乱哄哄搞下去,将来就会造成“小事故引发大事故,大事故引发连锁事故,连锁事故必将导致政治危机”。
政府依法治国绝不仅仅是政治上治理贪污腐败的问题,而是依法治国关系到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重金属污染,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甚至于洪涝灾害等等。
我在2012年初曾写过一篇文章《四种国家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认为现在世界上主要有四种国家:
自由法治国家, 如英,美和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法律和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什么可以做,是“一切都允许除非法律禁止”。”
民主法制国家, 如日本,德国,新加坡,法律和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什么不可以做”,是“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许”。
糟糕的国家是:“一切都允许包括法律禁止”,这种是法律溃败的国家,没有管理也没有控制的国家,如拉美国家,印度,菲律宾。
最坏的国家是:“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许”,这种是只有控制但没有管理的集权专制国家, 如某些阿拉伯国家,前苏联及毛时代的中国是最典型的这种国家。这样的国家必然造成政治严酷封闭,经济上贫穷落后。
而中国现在是两极化,是社会分裂的一种体制,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上是:“一切都允许包括法律禁止”,没有管理也没有控制; 政治是是: “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许”,没有管理但严格控制。这样的体制,目前使得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经济发展处于失控状态,必将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枯竭。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到2012年,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全世界有15个国家正在建造共有68个民用核电反应堆,其中,中国已有25座核电站正在建造,并且计划建造更多的。美国有近一半的核反应堆的证书被延长到60年,并且认真考虑建造十几个新核电站的计划。德国决定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而意大利禁止核电站。继福岛之后,国际能源机构估计到2035年要减半新增加的核能发电能力。
德国的体制是保守体制,所谓保守就是右倾:是指凡是有争议的,而且没有明确隐患产生原因的,无法保障绝对安全的,一概禁止。
英国和美国的体制是积极的体制,如我们做产品设计,最后一项是风险评估,找出危险的情况,如何防止危险的发生,在发生危险的情况如何补救,通过各种安全防护设施充分确保健康和安全。
中国的体制则是激进的体制,即是左倾:只要有利可图,就大干快上,现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到了必须保守谨慎的时候了。
我们知道乘坐飞机旅行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但这种安全是有代价的,为了保证飞机的最大限度的安全,大量的人力物力会花在安全机构上,我觉得飞机的制造成本恐怕超过一半是花在安全机构上的,飞机的坠毁事故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但这不等于这种投资是没有意义的,就如同乘坐飞机买了保险,安全抵达了,不能说这保险白买了。
同样的道理为了防止小概率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的出现,各国家,中国也不应例外,需要在立法,设计,制造,维护和消防等等方方面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中国在安全标准上有一个创造:“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现在是百年一遇年年遇,很快就会出现“万年一遇”,这种概念有意义吗? 如饱受争议的三峡大坝,这样关乎国运的的巨大水利工程,那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在有三门峡水库前车之鉴的情况下,照样可以上马,专家论证则排斥反对意见,持反对意见的专家则被排斥出论证会。“百年一遇”的标准是什么?是生态的?地质的?还是军事的?还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而是将来注定要发生的?中国一有巨大项目,就会有人如同打了激素一样拼命鼓动,但弊端呢?利弊相较哪怕利益微不足道也照干不误,反正钱是我赚,损失则由政府和国家来扛,至于造成的灾难,“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我曾经想过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为什么别的国家做不到?未必是制度的优势,根本上是由于制度造成的只考虑眼前利益,而忽视劳工福利,环境成本和安全的成本的轻装上阵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迟早是要有人来买单的,红利早已被利益集团拿走了,只好由老百姓用生命和财产来为自己的未来买单,所以依法治国绝不仅限于政治!
我认为有效自治就是民主,而现在中国是各行各业都没有建立起一个好的体系,一个国家的整体的效率非常低,而且乱象百出,这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可以搞得好,关键不在是在社会制度上,社会意识形态-姓社姓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各行各业,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系统,特别是公共安全方面、食品安全方面和环境保护方面。对于政府来说,政治问题可以转化为技术问题,而技术问题得不到解决,积累起来就是政治问题。当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普遍丧失安全感的时候,恐怕革命将不可避免。到国外才知道原来革命不是褒义的:“revolution”=“Turn around” (转一圈,翻个底朝天),意味着破坏和流血,中国自辛亥革命已经一百多年了,血流得太多了。所以我认为尽量把政治问题技术化,“与时俱进”,最终能够以变革代替革命,这将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