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craftforever
I am the owner of this zone
张维为：中国选贤任能模式是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维为】
10月25日，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将产生党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中国的选贤任能模式也因此而再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五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曾就上一届中共领导班子的组成，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谈中国的选贤任能模式是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我当时是这样写的：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一个不透明的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透明的大众民主国家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是非常肤浅的，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则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很难想象在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国小布什和日本野田佳彦这样低能的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以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为例，他曾在经济充满活力的福建担任省长，后又担任过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委书记，其后又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还有许多强大的国有企业。换言之，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过的地区，就人口而言，超过1.2亿，就经济规模而言，超过印度。其后他又有5年时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熟悉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军事等领域的领导工作。
亚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现实中这一理想并非轻易可及。美国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还相当遥远，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会批评美国的制度是“1％有、1％治、1％享”。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的实验室。中国这种“选拔+选举”的模式已经可以和美国的选举民主模式进行竞争。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如此。许多中国人将丘吉尔的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坏领导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国儒家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尽可能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保底的“下下策”（保证应该离开领导岗位的人离开）的结合，这是超越西方那种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
五年过去了，我的这些话无需修改，因为它准确概述了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令人感叹万千的是：五年时间飞逝而过，中国的选贤任能模式产生的一流领导人及其团队推动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崛起，而西方选举政治模式产生的平庸领导人导致西方世界更快地走衰。一位英国朋友对我说，虽然我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如果你把习近平主席和美国特朗普总统、法国马克龙总统，英国特蕾莎•梅首相放在一起，那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你问我谁更值得信任，我会说习近平。
从中国人的视角看，西方社会今天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领导人，原因就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
此外，西方国家普遍陷入财政危机，一个主要原因是低能的政客只会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福利支票，结果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希腊的帕潘德里欧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是这些国家的标志性人物。帕氏祖孙三代担任希腊总理，是西方“游戏民主”里小范围选人的“家族政治”典型。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首富，坐拥亿万家产，控制意大利主要传媒，尽管关于他的各种绯闻和丑闻几乎从未间断，但他还是三度出任了政府总理。这些国家都曾相当风光，但一代无能的纨绔子弟把国库就弄了个精光。
中国选贤任能模式与此形成了鲜明对照。1978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必须确保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确保国家全面现代化目标的如期实现，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强调需要通过选贤任能，从组织上保证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他说过，“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选贤任能的论述中，邓小平把中国最高执政团队的选拔看作是重中之重，他讲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1985年9月22日，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投票选举
经过数十年的实践，中国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经把“选拔”和“选举”较好地结合起来。在过去数十年中，我们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领导团队和梯队。这套制度安排意味着，高级干部的晋升必须经过大量的基层锻炼，经过不同岗位的工作实践，经过包括初步考察、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一系列程序，最后才能担任关键职务。虽然这种制度安排还有不足之处，还在继续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选举政治模式竞争。过去数十年中国的迅速崛起和西方的持续走衰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思想传承来看，这种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表达的都是这个思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从百姓到干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认同“治国必须靠人才”。像西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当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深层次的心理结构格格不入。
从制度传承来看，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源于持续了上千年的科举选拔制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调和选举等。这种集古今优势和中外长处为一体的制度安排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制度保证。
写到此，我不由想起了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就选举政治提出过的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说，如果你患了病，你是到广场上召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会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百倍于一个大夫，你该找谁呢？柏拉图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多少国家就是因为一人一票选出了恶人而走向了灾难。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是良好宪政设计的产物，选举公正，舆论自由，宪政民主。但纳粹党利用人们的各种不满，采用民粹主义的手段，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得37%的选票。而在1933年更是获得了44%的选票，比另外三个政党的票数之和还多，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结果选出了仇恨人类的希特勒执政，最终不仅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也差一点毁掉了整个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图活到1933年的话，他一定会说，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同样，如果他活到今天，看到西方世界各种黑天鹅现象频发的状况，估计他也会说，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西方自由派曾创造出一种“制度万能论”的话语：只要制度好，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选个傻瓜治国也没有关系，但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随着中国和中国模式的迅速崛起，这种“制度万能论”不攻自破，连“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先生也不会接受了。美国选出了低能的小布什当总统，美国的国运就连续八年走衰。美国再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其国运还将继续走衰。
坦率地说，我们庆幸自己，中国人经过百折不饶的探索终于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们今天可以为许多国家提供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也可以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指点一下迷津，让他们反思一下自己制度中的种种问题。当然，如果西方还是迷信他们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那就请他们继续受用下去吧，我们不奉陪了。世界历史正进入一个大转折时代，正见证“西方500年支配地位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让我们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道大胆前行吧，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