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对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的误判

刘晓波对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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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刘晓波，国内外感官不同。国内大多数人在深以为耻之余，也不无遗憾。一个有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为何会走上鼓噪舆论、颠覆国家之路，最终于2009年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深陷囹圄。而国外别有用心者视其为民主活动家，并于2010年授予其诺贝尔和平奖。笔者认为，刘晓波走错路的根本在于误判了中国道路和西方模式。

误判西方模式

现在重看刘晓波的一些言论，我们会发现他严重鄙视中国的发展，并极尽吹捧西方之能事。

1988年，时任香港《解放月报》主编金钟采访刘晓波：“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你以为如何？”刘晓波毫不掩饰地说：“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这可能与人种有关。”

对于金钟问“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的问题，刘晓波毫不犹豫地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相反对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他却极尽吹捧之能事。他盛赞“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辨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种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刘晓波耻于做中国人，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悲哀是外语不过关，“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他称“与中国不得不有关系很丢脸”，甚至不屑于提到“中国”这个字眼。

这一切都根源于他陷入了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逻辑和“民主原教旨主义”逻辑的思维当中。

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逻辑，只要不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界定的市场经济，那么就要走衰，陷入危机乃至崩溃。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自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经济复苏艰难，一直深受经济下行之苦。而且，西方模式下，多数民众的实际收入过去20年来几乎没有增长。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的评估：美国2014年的中位实际收入比1989年的水平还要低。这种情况与中国模式带来综合国力全面提升和百姓财富大幅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

至于“民主原教旨主义”的逻辑，它只认可西方的政治模式，只要你与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一样，你就没有政权合法性，就要陷入危机乃至崩溃。实际上，今天应该是西方民主模式最需要反思自己的时候，因为西方经济没有搞好，社会危机不断，极端主义政治力量纷纷抬头。刘晓波从2009年进了牢房，而阿拉伯从2010年开始进行“阿拉伯之春”，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富裕，相反都陷入了混乱和动荡，实际是“阿拉伯之冬”。

“中国道路”的密码

今天，任何人只要保持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都会承认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施蒂格利茨甚至提出了“中国世纪”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人如果像刘晓波一样，反倒没有道路自信，太可惜了。

“中国道路”的密码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使中国成功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陷阱，即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避免了经济浪漫主义陷阱，即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 

从历史实践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既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中国坚持“民生为大”的理念，取得了人类扶贫史上的最大成绩。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下行之际，中国每年尤有7%左右的经济总量增长，这相比西方，成就尤为惊人。

中国的人口规模，比美国、日本、欧盟、俄罗斯的总和还要多，近代曾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在这样的规模和起点上，中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还成功应对了1991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人均预期寿命这个综合指标，能反应一个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如今，非洲国家的人均寿命是50岁，一般发展中国家是60多岁，中国已经达到75岁，美国是78岁，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而且，上海和北京的人均寿命是82岁，均高于纽约的79岁，纽约是美国最高的。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国道路”的成功。

我们有些人只会和刘晓波一样在西方的话语中打转，但是实践证明这种逻辑是不靠谱的，它只会导致对中国未来一个接一个的误判。我们必须坚持对我国的道路自信，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取得更进一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