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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X实验室
前些年发生在西亚北非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吸引了足够的眼球，同时各种政变也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起来，更希望从中得到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路径、方式和后果的种种思考。
由此也衍伸出了一个话题，当今中国是否会发生政权更迭之类的情况。
很多人说到政权更迭的时候会首先提到苏联，或者说认为苏联的道路可以成为政权更迭的首要选项，期盼中国最高层能够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不得不说，在众多政权更迭渠道中，这种方式可能是最为和平的，也是非暴力形式的，不失为一种上上的选择。但是很多人在提及苏联的时候，常常忽略四个苏联的特征。
?1.苏联在戈之前没有任期制老人政治风气盛行。
苏联自列宁以来的历届领导人，除赫鲁晓夫、马林科夫是被政变下台，戈尔巴乔夫是辞职下台之外，其余领导人用通俗的话来说都是当最高领导人在任一直到逝世。
▲戈尔巴乔夫
而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上台时分别为68和73岁，这俩人体弱多病还没在任几年（前者2年后者1年）就去世了。最高领导人的过世，而新人尚未历练和考察完毕就匆匆上台，这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的背景之一。
?2.最高层的决策制度。
从列宁到最后的戈尔巴乔夫，苏联基本是元首决策制。即戈尔巴乔夫权力很大，基本是一人说了算。而且戈尔巴乔夫的运气还好在之前那些能够影响他决策的人已经逝世了，而剩下的要不就是他的同僚，要不就是发不出声的保守派（八一九事件就可以看出保守派的力量已经小到了让人扼腕的程度）。
?3.苏联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改朝换代。
也就是说其政权更迭的主要原因基本只能说是因为领导人个人的因素以及高层政治斗争的一个结果而已。
当时苏联进行的对于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投中，有70%的苏联公民支持保留苏联即是此观点的佐证。（另：这个观点后面也会涉及到）
?4.军队的倒戈在苏联剧变中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综上四点才真正的构成了苏联政权更迭成功的原因，缺一不可。
民众在苏联剧变的作用可以说非常小，不同于东欧剧变，大多东欧国家的剧变中民众参与程度很高，但苏联的民众在苏联剧变中参与的程度相对来说低很多，苏联巨变中民众的作用打个比方来说就是在苏联剧变这个熊熊大火中投了一把小火，略微的助长了其火势。民众对于当时的苏联剧变历程多为围观甚至惋惜的态度。
正如第三点而言，苏联的剧变总的来说是高层政治斗争的产物，而并非民怨积累反抗的产物。
那么现在可以做一个对比。
‖1.中国目前有任期制（只能连任一次），甚至有不成文的严格年龄标准（七上八下），老人政治现在就更无从谈起。
胡锦涛上台61岁，习近平上台是59岁。任期制这个制度化的设立和成型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是杜绝了老人政治带给民众的厌恶感（中东北非事变中大多数的根源在于老人政治引起了民众的厌恶和反感，人们期望改变）。
同时，任期制同两党多党制的一个相同点在于：
两党或多党制中，执政党的轮换可以带来向上的改变是两党制或多党制下人们对于政治保持信心的关键，而任期制的作用也在于此，其避免或减轻了目前我们国家执政制度下可能会带来的陈旧感。
‖2.中国目前高层为集体决策制，集体决策制的本质实际上是将党权由以前的个人转移到集体上。
政治局核心常委是7-9人，外围委员为16人，加起来23-25人，在对于重大问题的决策中，总书记的实际意见只在其中占了一票（当然，其影响力可以影响不少票数），同时，最高领导层决策圈越大，那么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个人变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
‖3.军队现在的政治思想教育已经深入到了连级单位。
以军队作为突破口可能会越来越难，主要是中共从苏联剧变这一点猛然的意识到了必须狠抓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保持其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举个例子，2012年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美时，美方要求将中美两军对话提升至2＋2级别，即外交部长加国防部长。陈炳德当时直接的响应是“不可能”，这是中方高级将领在美方这个要求上的首次公开明确表态。
原因即在于美国颠覆他人政权最简单和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撺掇中下层军官造反，罗马尼亚如是，萨达姆的上台和下台如是，埃及也如是，而陈炳德当然直截了当的拒绝了这一建议。
实际上，在中方向美方提出的重要要求没有得到明确满意回答的情况下，中方不会按美方的想法，建立2＋2会谈机制。连一个军事高层的2+2谈话都建立的如此困难。可见中共对于军队绝对领导权抓的有多么的紧。
那么除了苏联的自上而下的政权更迭方式，现在西亚北非的情况大多是自下而上的方式的。大多是民众自发起来反抗之后军方倒戈导致国家政权变更，这也不失为一种方式。
现在咱们来谈谈这个方面的可能性。
其实，总结导致中东西亚政变以及暴力冲突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种：
1.青年人比率过大，整个社会风气偏激进以及希望改变（根源）；
2.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过高，很多人处于闲杂的状态（主要原因）；
3.老人政治（重要原因以及导火索）；
4.国家区域面积过小，容易串联和统一行动（重要原因）；
5.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以及言论管制等其他不民主情况（次要原因以及导火索之一）；
6.外界的演变（其他原因）。
之所以把贪污腐败现象以及言论官制列为其他原因而非主要或重要原因，是因为就日常表现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对于贪污腐败现象的容忍度远高于西方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民众主要不能容忍腐败且停滞）。
同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对于发生骚扰乃至暴力冲突和革命的可能性也做了一个百分比的计算标准（扔鞋指数），各因素权重如下：
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例（35%）、领导人执政的年数（15%）、腐败情况（15%）、民主状况（15%）、人均GDP（10%）、新闻申查制度（5%）和25岁以下人的绝对人数（5%）。
那么如果按这个权重比率来看的话，目前中国发生骚乱并影响政权更迭的几率并不大，中国目前只在民主程度、腐败程度和审查制度受到的诟病较多，而这三个加起来的比例只占了三分之一。
首先来说老人政治这个因素，前面在关于苏联道路的也提及了。
老人政治最大的恶果在于其执政者的长期执政极有可能引发民众对于其的厌恶感，特别是对于渴望改变的年轻人来说，老人政治长期不改变的弊端根本让他们难以忍受。
而西方制度的精明之处在于其使民众相信“政治坐庄者的改变及轮换就会带来前进”，而西亚北非的执政者正是失败在此。纵然再伟大的建国或执政者，长期的坐庄都会令人生厌或者令其群众基础发生动摇。
再说年轻人比例以及绝对人数这一因素。
众所周知的是，年轻人都比较激进，并且期望改变。年轻人实际上想要的可能只是改变，对于他们而言，改变的意义永远并且远远大于一潭死水。
即使这种改变可能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即使你苦口婆心的告诉他们这个结果很可能是同他们的意愿背道而驰，他们仍寄希望于改变，并且觉得自己能够让结果变得更好。很常见的两句话是“你都没做，你怎么知道结果是什么”以及“我相信我可以的”。
如果再把年轻人的比例以及失业率结合起来看，这个问题也就更明了了。
用一个词来概括：叫闲则生事，而且闲的人还是异常激进的青年群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常常会有村官政策、会有西部支教的工作，政府会不断的引进企业，其目的都指向控制失业率，提高就业率，防止“闲”这个状态的持久。
接着说国土面积小的这个问题。
这个不做过多的解释，对于中国这个国土面积超大，国家人口超多的人来说。如果说想要自下而上的革命，其串联的难度极大。
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的、民怨极大，并且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四分五裂的时代，自下而上的革命尚且用了22年的时间，就可以预知这种革命方式的难度。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抗日给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苟延残喘的机会，如果没有日本入侵蒋介石可能就会消灭了共产党（长征阶段中国共产党确实面临着被消灭的极大可能）。
但问题在于，对于蒋介石来说，将战争（包括抗日以及之前的围剿行动）这一本身可以利用胜利提高其威望和支持率的机会转化为对其政权的指责本身就是非正常的现象，更会让当时的民众产生一个政权外不能抵御入侵，内不能平定内乱，这样的政权自然会被人诟病甚至抛弃的观念。
而对中共来说，以前的抗日胜利给他们加了分，而现在的战争照样能够给共产党加分。战争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弊大于利，但对于共产党来说就是利大于弊了。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指望借共产党对外战争之时策反或革命成功未免有些幼稚和异想天开。
另外，一般来说，随着国与民在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中美俄这样的地域大国和军事大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被政权更迭的可能性将越来越低。只能说指望各国最高领导层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任务，但随着决策人的范围和数量的不断扩大，这种方式的可能性也将微乎其微。
至于说贪污腐败以及外界演变的情况，这里暂时不作探讨。
而且看中共的政策变化，其在过去的三十年算是做到了不偏不倚。
从改革开放的初期偏向农村到八十年代中期之后逐渐开始转向城镇，再到两千年之后的回归农村，这使得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都不同程度的获得了好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革命的来袭。
就连近几年导致民怨极大的房价和物价上涨，房价是从05年才逐渐开始（英国《经济学人》数据：自2000年1季度以来一些国家房价的变化指数，棕色的为中国）。物价上涨是08年的时候开始的（在之前民众则享受了好几年低通胀的福利）。而对于这两个问题，中共以及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的政策控制及着手解决了。
论证完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改朝换代的方式的可能性，再来说说革命（即上面提及的自下而上的形式）的结果。
历史上众多革命的历程和结果表明，革命是埋葬旧制度创立新制度的一种重要方式，但革命的结果却多种多样，民主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结果。
现代历史上尤其是殖民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性质及成分异常复杂，专制复辟、军人独裁、神学政权都曾在历史上成为革命的结果，甚至会存在以民主为追求的革命最终走向了异端的情况。民主、自由的观念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走一条中国自己的、稳健的民主发展之路，同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政治认同。而中国今天的基本政治稳定，最大的塑造力的确在于民众对稳定的愿望，而非政府对于信息的限制。
当今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确会成为暴力冲突乃至革命的导火索，对所谓的“革命”形势乐观且乐见其成的人在当前并不少。但对此乐观的人往往可能会忘记十年前的国企改革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烈度及广度并不比今天小，甚至超过当今，而当年事情的缓和甚至解决也能够窥探出当代中国政权对于激烈冲突的忍耐度和能够缓和的空间之大。
当然，目前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原因不仅在于政府的管理模式以及方法技巧上出现了错位、错误和失误，也在于目前政府对于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不足。而认识不足，既有“维稳”意识在作怪，视群体性事件以及游行示威为猛虎，同时也暴露出政府管理问题所遗留的巨大惯性。
但就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而言，只要能在主流为非暴力的前提下，游行示威是和平年代除了互联网之外民众情绪最大的泄压阀，也是促成当地乃至中央执政者反思和警醒的有效方式之一。如何有效的利用好互联网以及游行示威而非单一的围堵才应该是之后执政者需要去反思和行动的。
总体来说，当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为执政党继续执政提供了最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同时依靠官员政绩及才能而考核及升职的渠道也让社会精英有了更好提升和流动的平台，而这样的平台也确实能够选拔和锻炼出最优秀的政经管理人才。
同时，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缓慢，但在几个关键节点上也有着力和发挥，党内民主也在实际上带动着社会民主。
故西亚北非发生的暴力冲突及改革，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借鉴作用在于提醒当前执政者不能仅仅拘泥于经济发展及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应该将政治体制改革加速提上日程。——利比亚的人均GDP远高于中国，而且利比亚还有免费医疗等中国尚没有的民生措施，但还是发生了暴力革命导致了政权更迭。
▲中国告别“唯GDP”时代
但西亚北非所发生的事件对于当今中国一些政治阴谋家及围观者寄希望利用外部力量挑动内部分裂以达成政权更迭来说并没有什么借鉴和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