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天京迷雾（一）

在文革期间，我家有部翦伯赞的《太平天国简史》。我识字后经常阅读，发现和自己从墙报和宣传中读到的历史有很大不同，而且那种历史分析的方法，给了我很大启发，不是直接得出结论，而是从不同资料中，进行逻辑分析取舍，并坚持历史地看待问题。从那部书中，我对太平天国的历史非常了解，仅次于本党历史，和从三国演义里了解到的三国历史。

太平天国最惊心动魄的一段就是”天京事变“，也是天国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但关于天京事变的具体过程，由于太平天国失败了，当事人多已故去，其史料也被毁。天国被俘的大人物，几乎无一例外被杀，除了李秀成被开恩斩首，其他多被凌迟。洪秀全儿子被凌1800余刀，惨绝人寰；石达开儿子当刑时年纪太小，被养到16岁受凌迟刑，满清真是惨无人道！有些人死前留下供词，这些就成了目前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主要资料，但这些人明知要死，能写多少真话，而提审的官员也可能会篡改，如曾国藩明显篡改了一些李秀成的自述。这为天国历史研究留下一片迷雾。其中关于天京事变，困惑最多。

最近看到一个公众号，”一品灼华“，专攻太平天国史，写的天京事变一章，非常有新意，就编辑一番，以飨读者！

公元1856年初秋的一个夜晚，天京城行将宵禁，灯火稀疏，街道一空。太平天国天官正丞相、东王杨秀清的近臣陈承瑢以军情紧急为名，下令打开天京城南的三山门，迎接北王韦昌辉及其三千亲兵入城。

按理说，韦昌辉此时应坐镇江西瑞州府（今江西宜春市高安市），率军牵制南昌的曾国藩湘军侧翼，随时支援武昌和九江两大战场，如此紧要关头他突然回军天京，更异常的是韦昌辉并没有杨秀清的调动军令，若不是陈承瑢开城，他想要顺利进入天京城都很难。

入城后，韦昌辉马不停蹄，与先几日回到天京的西征军副帅秦日纲会合，二人随即下令三千亲兵迅速控制各处街巷，将距离三山门不远的东王府团团围住。韦昌辉和秦日纲等亲率百余精锐径直进入东王府大门，不由分说将东王府负责安防的卫队全部杀掉。随后，韦昌辉的亲信将领许宗扬攀柱而上，跳入内院打开内门，韦昌辉等冲入一路砍杀。秦日纲率先闯进东王杨秀清的寝室，将已经就寝的杨秀清从床上揪下。

身材瘦小的杨秀清此时刚刚吸食完鸦片，精神恍惚之下，根本无力抵挡。韦昌辉亲自操刀将杨秀清斩首，然后又引兵对东王府展开杀戮，包括老弱妇孺千余口尽数丧命。混乱引发了东王府失火，周边不明情况的城防卫戍军队和官员纷纷赶来救火，结果遭到韦昌辉所部截杀。喊杀声又加剧了混乱状况，等到第二天清晨时，整个天京城南已是血腥一片。

顺便一提，那位攀柱打开东王府内院的许宗扬，正是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北伐救援军主要将领之一。他在金田起义之初追随东王杨秀清麾下，屡立战功，是不折不扣的杨秀清亲信将领，这就是他对东王府内情异常熟悉的原因。可是随着杨秀清的权柄越来越重，许宗扬却自认为没有得到相应的显耀官位，于是对杨秀清渐生怨念。同样不忿杨秀清独揽大权的北王韦昌辉趁机延揽，许宗扬随即暗中改换门庭，投靠了韦昌辉。

等到许宗扬救援北伐军不力，被杨秀清治罪下狱，这让他更加愤恨。在韦昌辉的运作下，许宗扬脱罪恢复军职，最终死心塌地跟随韦昌辉参与了天京之变。许宗扬的最终结局没有见著史料，但他的恩主杨秀清和韦昌辉下场悲惨，恐怕他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不得不说，我们从许宗扬身上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和世态的多变。

韦昌辉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发动政变，陈承瑢敢背叛恩主杨秀清，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天王洪秀全的勤王密诏。尽管这份密诏没有实物留存至今，甚至有学者认为是否存在密诏都是存疑，但是合理推论之下，如果没有密诏，韦昌辉、陈承瑢绝对不敢在太平天国与清帝国军事拉锯的关键时期贸然发动政变。要知道，东王杨秀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即使不考虑杨秀清的个人能力，仅是追随在其身后的各方势力就难以撼动，若不是天王洪秀全参与甚至主导，韦昌辉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太平军离开广西东进时，洪秀全将军事指挥权交由杨秀清，自己则专心内政和教务。等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有了固定地盘之后，洪秀全又将内政权交给杨秀清。事实上洪秀全已经成为太平天国的宗教精神领袖。如果太平天国是一个真正政教合一的政权，洪秀全就应该是至高无上、无可替代的存在。可实际并非如此，洪秀全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相当尴尬。

洪秀全创立的“变异基督教”教义只是基督教和儒家理念的混合体，他本人并没有新思维，且也没有能力将这两大哲学体系融合一处，其中存在相当的逻辑悖论和理论硬伤。一个理论基础不牢靠的政权是无法统一内部认知、形成共性动力的，因此洪秀全“精神领袖”的地位和权威也是不稳固的。

威胁洪秀全权威的就是以杨秀清为首的“东王府”势力。

杨秀清的个人能力远超洪秀全，他清晰看清了洪秀全倚赖的“神权光环”无法服众，太平天国根本不是体系严密的政教合一政权，随着杨秀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产生取而代之的想法是必然的。尤其是在金田起义之初，为了解除危机，洪秀全认可了杨秀清拥有“天父附体”的特权，让杨秀清有了超越权力等级的手段，使得杨秀清的僭越野心愈发膨胀。

据不完全统计，杨秀清行使“天父附体”特权一共26次。最初杨秀清的“附体代天父言”是为统一内部认知，确定太平天国的战略方向而为，但是后来却渐渐变味，逐渐成为打击洪秀全权威、否定洪秀全决策的利己行为，完全失去了行使“天父附体”特权的初衷。这就使得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最终发展到相互拆台的地步。

当时太平天国的另外两个高层领导人韦昌辉和石达开面临被迫选择阵营的窘境。

年轻的石达开实力较弱，只在军中颇具影响力，因此基本保持中立。但是杨秀清忌惮石达开的军事能力，刻意压制石达开及其部属，使得石达开逐渐倾向洪秀全阵营。

韦昌辉在金田起事之前由萧朝贵传引信教，他散尽家财，整个家族投身太平天国之中，是太平天国的创立者之一。很多学者认为韦昌辉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封建地主投机分子”，这未免太过于脸谱化。韦昌辉能够舍弃家业加入太平天国，固然有“来土之争”的缘由，但他绝对是有信仰根基的，否则绝不可能放着富家翁的生活不过，去冒杀头诛九族的风险。

韦昌辉的人生经历与洪秀全类似，屡试不第，痛恨官府，但他毕竟是读书人出身，与赤贫阶层历练出来的杨秀清性格极为不投，且韦昌辉身修体长，相貌堂堂，而杨秀清则是身材矮小，渺目腿畸，因此金田起义初期杨秀清在韦昌辉面前有深深的自卑感。等到杨秀清掌控大权，封爵“九千岁”之后，开始对韦昌辉不断施压，并肆意侮辱，若不是韦昌辉受到洪秀全的庇护，恐怕早就被杨秀清搞掉了。因此韦昌辉在洪、杨之争中坚决站队洪秀全，成为杨秀清的死对头。

公元1853年末，杨秀清为了打压洪秀全的天王权威，假借“天父附体”问罪，竟欲当场杖责洪秀全，后经群臣苦劝才罢。堂堂一国之君竟然无法保持基本威严，这简直是骇人听闻。而据后来石达开回忆，当时他和韦昌辉跪在堂前瑟瑟发抖，生恐杨秀清借“天父附体”发难，将他们一并杀掉。由此可知，杨秀清的僭越野心已昭然若揭。

公元1854年春，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更加使得洪秀全与杨秀清的政治斗争表面化。

清帝国安插在天京城的间谍头目张继庚被太平军抓获，负责审问此案的正是刚刚投降太平天国的清帝国原庐州知府胡元炜。在急于立功的胡元炜威逼哄骗之下，自知必死的张继庚大肆攀诬太平天国的34名中高级官员是他的同伙，其中洪秀全的亲信刘春山，杨秀清的亲信严定邦，韦昌辉的部将陈桂堂，石达开的府臣周北顺等均位列其中。

对太平天国内部人事关联还不熟悉的胡元炜根本不辨真伪，就将审问结果上报负责刑狱的上级主官、石达开的岳父黄玉琨。不敢擅自做主的黄玉琨又上报至负责天京防卫的北王韦昌辉。面对这个烫手山芋，韦昌辉干脆写了两份奏章，分别上报给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结果这么一个只要仔细核实就能辨清楚的间谍案，最终演变成了太平天国高层的政治倾轧。

间谍名单上报洪秀全之后，洪秀全认定其中一部分不可能是间谍，令杨秀清慎重处理，其余可全部处死。而杨秀清则力保他的亲信绝不可能叛国。因此洪杨二人分别下达诏令，欲将对方的亲信处死。双方僵持之下都不能如意，最终这34人无一保全，连同张继庚一起全部被杀。这其中究竟有谁是冤死，遂成疑案。

从此天王诏令和东王诏令各行其是，洪杨二人不和已是太平天国统治阶层公开的“秘密”。到后来甚至到了堂堂天王连自己“小舅子”赖汉英的性命都无法保全的地步。

公元1856年夏末，太平天国大破清帝国江北大营与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城的战略危机。自恃功高的杨秀清忘乎所以，再次表演了“天父附体”的“绝技”。

杨秀清以“天父爷火华”名义责问洪秀全：东王大功，何止于九千岁？

洪秀全被迫回答：东王亦当万岁。

“天父附体”的杨秀清再问：东王世子何止千岁？

洪秀全答：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万岁，且世代皆万岁。

这就是所谓的杨秀清“逼封万岁”事件。这成为引爆“天京之变”的导火索，一场政变已不可避免。

受辱回到天王府的洪秀全与天官正丞相陈承瑢商议对策。

长期协助杨秀清处理内政事务的陈承瑢是勇将陈玉成的叔父，他本是穷苦车夫，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可是处世精明，颇有谋略。恰恰这样类似杨秀清的出身、外貌、性格，在金田起事时就受到杨秀清的赏识，加之陈承瑢曲意逢迎洪秀全，使得他成为洪、杨两派都信任的人，不仅被封侯爵，而且担任了“天、地、春、夏、秋、冬”六部官员的首官。

然而随着杨秀清的不断僭越，陈承瑢对他极为不满，表面上陈承瑢还是杨秀清的亲信，其实已暗中效忠洪秀全。最终在二人秘议之下，当即下达两道“密诏”，分别给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令二人回天京勤王，共诛“东逆”。韦昌辉积极响应，迅速带兵回到天京，终于血染东王府……

我们回头再仔细梳理一下“天王密诏”是否存在这一疑题。

由于记述太平天国的史料繁复，记载相互之间多有矛盾，使得天京之变的真实过程陷入迷雾不能显露。究竟有没有天王勤王密诏，这是定论韦昌辉在天京之变中是奉命行事还是擅自行动的关键所在。可是这一问题却始终没有定论。

大部分学者认为勤王密诏是有的，这完全符合洪、杨之争的实际情况。然而在石达开、洪仁玕、李秀成等人被捕后的自供中，都详细记述了天京之变的过程，却均没有提及洪秀全下达过诛杀杨秀清的勤王密诏。洪仁玕、李秀成倒也罢了，可石达开却是接受密诏的二者之一，怎会不叙述密诏这么重要的细节？更加惊悚的是，石达开完全否认了洪秀全参与诛杀杨秀清的政变。

据石达开叙述：（太平天国）七年，我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自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欲加杨秀清伪号（指封其万岁之事），韦昌辉不服，遂将杨秀清诛杀。

这段叙述明确说是韦昌辉未经洪秀全首肯而自行其是，甚至连杨秀清“逼封万岁”的僭越行为都一并否定，而是洪秀全主动“加封万岁”的。按照石达开所说，杨秀清完完全全是被冤杀的，这就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天京之变的固有认知。可是关于洪秀全主动“加封万岁”的说法，搜遍相关史料，仅见于《石达开自述》一文，其余的全部认定“逼封万岁”是洪、杨决裂的诱因。因此，逻辑分析之下，石达开的叙述是有问题的。

当时太平天国的规制中，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的权力最大，韦昌辉次之，石达开又次之。诸王之下的权力排位依次是秦日纲、胡以晃、陈承瑢等等。除了胡以晃当时已病死在江西临江府（今江西宜春市樟树市）外，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均死于天京之变中。如果是韦昌辉擅自诛杀杨秀清，以秦日纲和陈承瑢的权位，绝对不会听命于韦昌辉，能指挥动秦日纲和陈承瑢的，只有可能是天王洪秀全。

因此天王密诏绝大概率是存在的，石达开很可能说谎了。

有相当多的史料揭示，石达开在接到天王密诏之前，已经深度参与到诛杀杨秀清的密谋之中，只不过是行动时间没有确定而已。那么，既已参与，石达开却在接到密诏之后，没有及时按密诏行事，而是继续以无法脱离战场为由，停留在武昌前线数日，明显有坐山观虎斗的投机嫌疑，实在有损石达开的大义名声。

进一步分析，石达开的家人在天京之变中被韦昌辉屠杀殆尽，二人仇深似海，他在叙述时是带有倾向性的，只会将韦昌辉说成是自私自利、目无尊卑之徒。这也许就是只有石达开否认有密诏这回事的原因。

记述太平天国的史料如此繁杂，是因为当时世界资讯的传播已日渐加速，尽管清帝国在这方面还相当落后，但是在租界、香港等地区已形成以报纸为主的媒体传播渠道，清帝国与太平天国旷日持久的战事成为报纸登载的新闻热点。

当时的香港报纸《中国之友》登载了据说是“天京之变”亲历者雷诺兹的系列文章《镇江与南京》，文中生动记述了韦昌辉与秦日纲赶回天京发动政变的细节：

第五位（指韦昌辉）说：你（指秦日纲）得跟我一起回南京，因我有天王信件，这是你不知道的。

结果在他们到达南京前，第七位（指秦日纲）始终不知道怎么回事。直到他们在南京城外停下，第五位才告诉第七位，他得到了第一位（指洪秀全）的命令，要杀掉第二位（指杨秀清）。

《中国之友》早在1870年前后就停刊了，是公信力不足的非官方刊物，颇有耸人听闻博眼球之嫌。仔细梳理这篇文章，其中最明显的错误是，秦日纲比韦昌辉早几日回到天京，二人并非同行。根据天京之变的进程分析，韦昌辉与秦日纲必定早有预谋，否则根本达不到精准一击的效果。

百余年来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很多取材于这些新闻报道，而这些报纸的消息来源参差不齐，事实真假难辨，评论立场偏颇，最终影响了后世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其中的历史细节更是没入迷雾之中无法澄清。

这就需要我们在众多的信息中仔细梳理并思考了。

下一篇继续叙述天京之变的后续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