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的死后果很严重

刘晓波死了，他的死会对中国的政局起到什么影响吗？在中国人最近的记忆中，有两个人的死影响了政局（不是指当政者）。他们都是失势的大人物，一个是周恩来，他在毛的淫威下去世，激起了45运动；一个是胡耀邦，他的死激起了64运动。

但刘和他们不同。由于新闻封锁，大多数的中国人不知刘为何人，知道的也只晓得他说过“三百年殖民”的疯话。再说中国人是个对殉道者不感冒的民族，倒是挺喜欢看杀头，顺便抢点沾血的馒头。象耶稣这样的殉道者在中国不会有什么市场。因此刘的死就算中国开放信息，在国内也不会引起多大波澜。

但要说没有一点儿作用，也太小看了道义的力量。首先，副作用会起于国外。世界主要大国都是民主国家，就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的总统也是选出来的，上一次选举普金还差一点落选。民主国家人民的意见起很大的作用，群情激愤的事政府怎么也得有所表示。

中国政府这次太小看国际舆论了，完全从国内角度出发处理刘的丧事，死了还销骨扬灰，把老婆囚了，生怕出现圣地圣代言。这样的国际观感是极差的，连俄罗斯都有人在中国大使馆抗议了，很多国家的人民都把中国政府当畜生了。用一句中国成语来说，这次是激起民粪了。一下子，各国政要都出面争先恐后地谴责中国政府，生怕在处理中国事务时显得软弱。本来美国川普政府还是想和中国搞好关系的，这下不强硬都不行，国会已提出军舰停靠台湾的议案，再搞下去还有更激烈的，而政府可能和国会比赛谁对中国更狠以拉拢民意。欧洲本来想和中国联手对抗川普，现在迫于民意，也不敢和中国走得太近。甚至在俄罗斯，东欧，都出现了反华的声音。

另外一个方面，残酷对待一个和平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中国本身也是有负面影响的。这种负面影响不是对政局的短期震动，而是对经济的长期影响。

刘晓波作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监狱中度过将近九年之后，在关押期间去世。他的去世既是一场悲剧，也是一桩暴行。对于囚禁他的人来说，亦是一种警告。

是这样，如果一个国家诽谤自己最棒的公民，把他们囚禁起来，这样的国家不会成为伟大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惧怕让刘晓波这样的人自由地发言，这样的国家不可能被称为“强大”。一个令人生畏的政权同时也是脆弱的政权。

这样的想法可能会令爱国者们们恼火，多年来，他们一直预测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一大国只是时间问题。这是一个基于小学数学方法的地缘政治分析：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8.6万亿美元，如果它继续以每年低于2%的速度增长，而GDP为11.2万亿美元的中国继续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将在十年内超过美国。

那么，再说一次，预测与现实之间是有差别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于1961年预言，苏联经济将在1984年至1997年间超过美国。一度，日本的GDP预计将于2000年超过美国。欧盟也曾被视为全球支配地位的竞争者之一。

中国与这些未竟者们有什么不同吗？这十年来，中国的官方经济增长速度每一年都在放缓；目前正处于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据彭博社报道，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正处于12年以来的最高点，而生产率增长则处于16年以来的最低点。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正在萎缩，仅在2015年就失去了近500万人。去年中国的资金外流达到了6400亿美元；中国的上中阶层正在选择用脚投票。

所有这一切可能正意味着，中国像一个年纪渐长的运动员一样，正在走上和大多数其他经济体同样的发展轨迹，这些经济体从贫困之中迅速崛起，但是由于寻租的精英、工厂工资上涨、人口失衡等因素，渐渐走向停滞。这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正如世界银行几年前指出的那样，“1960年为中等收入的101个经济体，到了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国家。”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事情有可能会变得更糟。为什么？

被“中国崛起”假说所迷惑的西方人常常认为，虽然这个国家的人权记录令人遗憾，但对它的经济未来没有影响。他们说，经济体靠的是投入，而不是价值观。他们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中国的独裁政权带来了效率和决策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都是充满纷争的民主国家做梦也不可能拥有的。

这是一个奇怪的观点。独裁国家有时会很富有，但他们从来都不是现代化的。效率高可能意味着愚蠢的事情也会高效率地发生，象毛泽东发动文革。对经济资源进行政治控制则是腐败与资本配置错误的秘方。

这种看法的核心错误是假设价值观不是一种投入。“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刘晓波在法庭陈词中写道，这番陈词后来成了他的诺贝尔获奖致辞（在他缺席情况下被朗诵）。“正是这一进程，”他补充说，“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

刘的思想是，价值观也是一种经济投资。真是因为解放思想，放弃了阶级斗争，才有了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而中国要克服中等国家陷阱，就要依靠由自由支撑的创造力。各种创意需要竞争与冲撞的空间，而制度和法律要为这种自由提供支持而不是阻扰。随着经济走向创新前沿，对自由的需求也相应扩大。可用信息与必要信息之间的差距需要尽可能地收窄，因为许多经济技术上必要的信息同时也是政治信息，这使得审查与镇压同经济动态发展的要求难以相容。

不久，中国政府就会为其如此粗暴愚蠢地对待刘晓波感到后悔。但愿这种后悔来的不要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