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会卷土重来吗？ZT

英格兰牛津——“乌拉！乌拉！乌拉！”的声浪犹在我的耳畔，那是神色坚定、身穿灰色军装的士兵回复指挥官的问候——“祝贺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70周年！”

那是1987年，当时我在莫斯科当交换生。11月那个寒冷的早晨，我前往高尔基大街，观看军事方阵向红场前进。年轻的军人向列宁墓致敬，一排苏联和外国政要在观礼。这个看来令人印象深刻的阅兵式展示的是共产主义继往开来的革命干劲及其全球影响力。

时任苏联领导人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讲话中谈到了一个复兴1917年价值观的运动，观礼的左翼领导人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横幅中有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句子：“列宁活过，列宁活着，列宁将永远活着！

这个说法显得很假，因为苏联当时的经济问题已经显而易见，对于我那些依靠供应短缺的大学来获取食物的俄罗斯学友来说，更是如此。但是这个体系似乎仍然像列宁墓的大理石一样牢固。我和大多数观察家一样，不相信共产主义在两年内就会崩溃，四年内苏联本身也会解体。

很快，人们对1917年的普遍看法就完全变了：没有镣铐的市场似乎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共产主义似乎总会注定被扔进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说的“历史垃圾桶”。全球化自由秩序可能面临挑战，但是它们将来自伊斯兰教或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再是一个不足信的马克思主义。

今天，当我们纪念二月革命——列宁11月布尔什维克政变的前奏——100周年时，历史再次逆转。中国和俄罗斯都推出了共产主义遗产的象征，以加强反自由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信心尚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极右翼和行动主义左派新势力人气高涨。在美国，独立的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去年的民主党选举中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支持率；在西班牙，由前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在选举中崛起，显示了左翼在草根阶层的复活。2015年在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的经典《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成为了畅销书。

那么，那天我在莫斯科看到的究竟是共产主义的最后一次狂欢，还是一个为21世纪重新打造的共产主义在努力诞生呢？

在这长达百年的复杂史诗中，在一个充斥着错误的开始、濒死的经历，以及出人意料的复兴的叙事弧线中，可以找到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

就拿谢苗·卡纳奇科夫(Semyon Kanatchikov)来举例吧。他是前农奴的儿子，离开贫穷的农村去工厂工作，享受兴奋的现代生活。卡纳奇科夫精力旺盛，热爱社交，他用《舞蹈和良好的礼仪自学指南》(The Self-Teacher of Dance and Good Manners)作为指南来提升自己。在莫斯科时，他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讨论圈，最后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卡纳奇科夫的经历让他乐于接受革命理念：一种对贫富鸿沟的敏锐意识，一种旧秩序正在妨碍新秩序崛起的感觉，一种对强权的仇恨。共产主义提供了清晰的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和自由主义者不一样，他们提倡经济平等；但和无政府主义者不一样，他们信奉现代工业和政府规划；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也不一样，他们主张只有革命性的阶级斗争才能带来改变。

在实践中，这些理念很难相融。过度强大的政府可能会遏制经济发展并让新的精英上位；暴力革命引发了对“敌人”的定期狩猎。最后，卡纳奇科夫也成了牺牲品。尽管在革命结束后被委以重任，但他和斯大林的政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联，让他在1926年遭到降职。

那时，共产主义的前景颇为严峻。中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燃起的革命初火已经熄灭。苏联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别处的共产党规模很小且身处困境。美国人在“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打造的现代事物毫无疑问是消费主义而非共产主义。

但自由放任的缺点很快就让共产主义重焕生机。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让关于平等和政府规划的社会主义理念成为了用以替代无形市场之手的诱人选择。此外，拥有战斗精神的共产主义者成为了少数几支准备抵抗法西斯威胁的政治力量之一。

美国原本与集体主义以及亵渎神明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但就连它那让人不抱希望的土地，也变成了肥沃的温床。1935年，莫斯科决定放弃其宗派主义教条，转而推行支持“人民阵线”的政策。美国共产党人借此机会与温和的左派人士携起手来，共同对抗法西斯。曾任《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驻纽约记者的阿尔·里奇蒙(Al Richmond)，回忆过他和同事们在一家意大利餐厅“为当下的生活、为那个时代，为它的征兆与希望”干杯，“确信我们正对那个时代的节奏作出回应，因为我们在其中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时，内心升腾起来的新的乐观精神。

这种乐观精神只存在于特定的人群之中。作为由斯大林发起的大清洗的牺牲品，谢苗·卡纳奇科夫于1940年死在了古拉格。

为了团结一致反法西斯，很多人都乐于忽略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但在1930年代末、40年代初到来的共产主义的春天，还没等到法西斯被打败就结束了。在东欧，随着冷战愈演愈烈，共产主义对苏维埃帝国的认同损害了它自诩的解放者姿态。在西欧，借由美国的推动，一种洗心革面、受到制约的资本主义催生出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国家。

但如果说共产主义在北方国家日益衰微，那么它在南方国家便是风生水起。在那里，共产主义者做出的由政府牵头快速实现现代化的承诺，让很多反殖民民族主义者心驰神往。第三波红色浪潮汹涌澎湃，在1940年代闯入东亚，在1960年代末席卷了后殖民时代的南方国家。

中国人耿长锁曾在1952年，也就是毛泽东的共产党游击队进入北京城三年后，到访过乌克兰的一个模范集体农场。在当时的他看来，1917年的革命运动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耿长锁是北京以南120英里处五公村的一位头脑清醒的农村干部，这趟旅程改变了他。回到家乡后，他剃掉了胡子，穿上了西式服装，跟人们大谈特谈农业集体化和神奇的拖拉机。

中国的革命让华盛顿坚定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决心。但当美国在越南卷入灾难性的的战争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在南方冒出头来，对“新帝国主义”发起攻击——他们认为老一辈社会主义者一直在容忍“新帝国主义”。1966年，由古巴赞助、面向亚非拉社会主义者的三洲会议(Tricontinental Conference)召开，掀起了新一波革命浪潮；到1980年，阿富汗、安哥拉、南也门、索马里都已加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行列。

西方在1960年代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但学生中的激进分子最终更加致力于追寻个人自主权、日常生活中的民主以及国际主义，而非列宁主义信条、阶级斗争和国家权力。激进的德国学生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加入了一个名为“革命斗争”的团体，在1971年试图发动汽车工人搞一场共产主义起义，后来成为了德国绿党(German Green Party)的领导人。

美国引领的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秩序建立于1970年代末，此后苏维埃共产主义在1980年代末垮台，从而让世界各地的激进左派陷入了危机。像1960年代的其他很多学生一样，菲舍尔适应了新世界：作为德国的外交部长，他曾支持美国就科索沃在1999年展开轰炸（打击塞尔维亚的前共产主义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部队），也曾支持德国在2003年削减福利。

在南方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迫使负债累累的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事实证明，一些从前的共产主义精英渴望皈依新自由主义。现如今，世界上只剩下少数几个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朝鲜、古巴，以及更具资本主义色彩的中国、越南和老挝。

在苏联解体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还有可能出现第四次共产主义浪潮吗？

一个主要的障碍在于60年代以后出现的分裂：老左派把经济平等当作头等大事，菲舍尔的后继者看重的则是世界主义价值观、性别政治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此外，在全球范围内捍卫贫困群体的利益看上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剧了左派的困境，同时为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和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之类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创造了机会，让他们得以利用世人因为北方的经济不平等而产生的愤怒之情。

我们刚刚进入一个重大经济变革和社会动荡频发的时期。由于极度不平等的科技资本主义无法提供足够多的高薪工作岗位，年轻人或许会推动更为激进的经济议程。新左派随后或许可以在一种新的经济秩序中成功地把白领和蓝领失意者团结起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更具再分配性的政府的需求。全民基本收入之类的点子——荷兰和芬兰正在试行——在本质上与马克思版共产主义所说的按需分配颇为接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从1987年莫斯科的红场到现在是很长的一条路，从1917年彼得格勒的冬宫算起，更是长路漫漫。我们不可能回到有着五年规划和古拉格的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如果说我们能从这段动荡的历史中学到些什么，那便是：“最后的欢呼”可能和人们在1950年预言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同样虚幻。

列宁已死，旧的共产主义或许已死，但赋予其生命的那种不公之感如今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