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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常闻一些楞头愤青，动则杀美灭日，荡平台海，完全没有国际视野。在此回顾以下晚清误国的清流党，当对时局有所启迪。
晚清光绪年间，京师盛传“李鸿藻为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陈宝琛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这里说的是那些出身翰林的词臣言官，其直言敢谏，封奏联翩，一时号为“清流党”（又称“前清流”）。可惜的是，在之后中法战争中，风头最健的张佩纶受命福建海疆，结果马失前蹄，惨败而归。受此牵连，“前清流”一时折戟沉沙，陷于低潮。
之后，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进入军机处，十余年间聚拢了文廷式、志锐、张謇等另一派年轻谏官（又称“后清流”），也正是这批人，对甲午年事影响至深。
战前：书生群起好战
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之乱后，中日分别派兵进入朝鲜，但清兵戡乱成功后，日方却拒不退兵，并进而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由此朝鲜危机愈演愈深。在此情况下，清廷方面也意识到战争的威胁。
中国士人一向不把日本这样的“蕞尔小国”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清国大，日本小；清国人多，日本人少”，大兵一到，日本必然一鼓荡平。在此乐观情绪下，就连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向伦敦报告：“现在中国除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
清流们不切实际、对国际事务的懵懂无知倒也罢了，此外还有另一种论调更可怕，那就是企图借外战树威。礼部侍郎、帝党志锐就说，“如清国一战扫平日本，则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昂首迈向强国之路。 ”
光绪年轻，经验不足，有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但对中日军事力量不甚了了。而其身边的帝党清流们，翁同龢本人不谙军事也从未做过外任官，更不要说统兵打仗，其他如李鸿藻、文廷式、志锐等帝党成员也都如此。就是这些人，却在甲午年中一味主战而浑然不知其中的巨大危险。
因为帝党主张 “有争无让，事在不疑”，小皇帝不断辱骂，并逼迫李鸿章立刻率领过气的淮军杀奔战场，至于有无准备、结果如何，从不考虑，或者干脆瞎指挥一通。开战前，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派大军入朝。两天后，因迟迟不见李鸿章奏报进兵计划，其大为震怒，“传旨亦主战”，并给李鸿章发去措辞极其严厉的电报：“现韩倭情事已将决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
战中：一味攻讦，横扫北洋
平壤失守后，以翁同龢、李鸿藻为首的军机大臣草拟两道奏片，其中一道即请旨严厉处分李鸿章。中午时分奏折递上，下午即得旨拔去李鸿章花翎并剥黄马褂。
如此，翁同龢还对门生张謇说，“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它，此天也。意中之事已如此，即意外而意中之事亦如此。”其失望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战争的一再失利，帝党清流们不是想着如何解决问题，而是一味地将攻讦对象指向李鸿章及其手下的淮系文武大员。如御史李念兹说的，“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由此，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其他淮军陆海军将领如叶志超、卫汝贵、丁汝昌、刘步蟾等无一漏网。
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说，当时他“每事必疏争之，又昌言于众，使共争之。 ”这些攻讦行动中，最出风头的也正是文廷式、安维峻、志锐、张謇等人。期间，文廷式曾联合35位翰林上《请罪李鸿章》折，张謇也联络多人上《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其他如沈曾植、黄绍箕等也不甘落后，这些喊打喊杀的奏折都曾轰动一时，但由于李鸿章正处战争指挥之责，慈禧力保其不倒，这不免让清流们颇感失望。
帝党清流们为攻讦北洋集团而不惜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以此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类似例子比比皆是。
最倒霉的莫过于淮系大将卫汝贵。平壤战败后，安维峻等言官攻击卫汝贵“军纪败坏”、“观望不前”、“不战而逃”、“克扣兵饷”甚至于其统领之位系三万两银子买来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指控，经后来的前敌统帅宋庆查明奏报，均非事实。但是，在平壤之战中表现最好的卫汝贵最终仍人头落地。也许，清流们并没有其他本事，唯有杀人之头来激励士气了。
战后：还是频频发难
甲午战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安维峻冒死上折，其中公开指责慈禧太后“既归政我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乎？ ”一时朝野震惊。事后，因病未入朝的恭亲王奕?对同侪大为不满，说“这等奏折，归档了事。何必理他？诸公是否欲成此人之名？ ”最终，安维峻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而士人争送之，传“大刀王五”也为之护送前行。不过，高阳却在《翁同龢传》中讥评说，安维峻沽直买名，竟窃得大名而去！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不愿单独承担议和骂名，而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日本，但遭到后者的坚决拒绝，其理由是，“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 ”回复可谓冠冕堂皇。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党清流们仍做慷慨陈词，其交章谏劾，认为签约“剜肉补疮，饮鸩止渴”而要求拒和毁约，迁都再战。话虽貌似有理，但清流们对其中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却完全不加考虑。事实上，如迁都再战，清廷未必不崩溃，而中国无非更早的进入内乱而已。
赫德曾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根本无正义可言，正义完全在中国一边。但单靠正义不足以成事，正如一根筷子不能吃饭，正义还需要第二根筷子——实力。可惜的是，中国人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希望以此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清末义士唐才常也说，清流党人“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一不主战，天下共罪之。”从这一层面上说，帝党清流们不是考虑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而是激于大义、按道德信条来决定是否战争，这无疑是一种清谈误国。
据说，恭亲王奕?临死前，光绪帝曾亲往探视。当问起“朝中人物，谁可大用”时，老皇叔坚决不提翁同龢。小皇帝等不及，就问“如今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 ”恭亲王挣扎着起身，大声道：“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也！”恭亲王老于世故，阅人无数，如此反应，似不无道理。戊戌变法前，翁同龢被罢回籍，其临终前也曾自咏一首：“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想必，翁同龢对后人之讥评早有预知矣。
实力差那样多，你怎么给人颜色看，岂不是自讨羞辱？
打出个新的甲午之败，不知那些人会再说什么，难道不该羞愧而撞墙而亡？
進入官僚體系與升遷的標準是錯的，考的是不能治國的八股文，升遷是靠拉關係、賄賂與空談，這種獎懲機制怎麼提拔有眼光、有能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