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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政争，是观察当代中国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考量，因为它不仅是一段时期社会复杂矛盾的曲折反映，也是政坛高层权力掌控的微妙表现，而且，深刻影响并左右着社会的变化发展。1949年以后，党内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至少在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分歧并形为激烈的政治斗争，一是建国之初新民主主义路线的执行问题，一是大跃进失败后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问题，结果，前者引发了高岗事件，后者催生了四清运动。四清运动与高岗事件前后相隔十年，却有着某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内在关联。以党内政争为观照，我们看四清运动，看运动缘起及背景，其始则“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继而“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终于“整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有一种别开生面的认识。
大跃进失败，使中国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国民经济跌入急剧衰退的三年困难时期，也让大跃进发起与领导者的毛泽东执政十年首遇失败的沉重打击。毛泽东对经济工作由是“心灰意懒”（刘源、何家栋：“‘四清’谜团”），就着中央工作一线二线分设之名，顺水推舟，退居二线（中央一线二线具体行始于何时，未见明确说法，但根据笔者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1958——1963年每年的文稿数据统计：58年为283件，59年321件，60年187件，61年106年，62年104件，63年99件，人们可以获得一个大概的印象），刘少奇等则于危难之际，居守一线，挑起了挽救危局的艰难重任。中央政治格局由此开始悄然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为一线领导大胆调整政策、竭力挽救危局、快速恢复经济提供了契机，却也埋下了激发党内高层毛、刘之间思想分歧与政治斗争的隐患。
毛泽东退居二线，但他依然是至高无上的党主席，掌握着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说一不二的话语权；且对毛这样一位“志在千里”的开国领袖，在“壮心不已”的暮年（毛时年67），以一种英雄惜败的方式退居二线，毋宁是某种迫于无奈的策略考量。因此，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毛、刘所处不同施政位置，扮演不同历史角色，对治国理政也就出现了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加上没有明确的权限划分规定，以及毛对权力的高度敏感，矛盾在所难免，冲突由是而生。首当其冲的，是在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反思与挽救危局的政策调整这一重大问题上，毛、刘表现出了严重的歧异。
对大跃进，毛泽东深感苦酒自酿，承认“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违背了客观规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与范围做了自我检讨，但在内心深处，从不认为大跃进失败是“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路线错误所致，始终坚持自己制定的这一路线正确的毋庸置疑，维护这一路线正确的不容触犯。即使面对粮食极其紧张及引发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毛泽东依然认为“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从总的形势来看，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四清运动实录》页10）
为圆其说，在１９６０年10月信阳事件东窗事发，大跃进败像毕露之后，毛泽东于11月25日给周恩来的一份批示中首次提出一种看法：“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翌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对当前局势作出正式判断，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引自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将灾难原因归咎为“坏人当权”、“地富复辟”，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解释，虽有“杀伤力”，却无说服力。这种转移社会矛盾与视线、开脱历史责任的说法，“中央许多亲自到农村搞调查的负责干部”“大都不以为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二曲折探索1956——1966页555）在一线主持工作、须要求真务实，以便准确做出政策调整，挽狂澜于既倒，解生民于困境的刘少奇更不会认同。刘少奇虽然也为大跃进鼓吹者重要一员，但良知和责任感使其敢于直面真相，正视现实。尤其在1962年初中央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据其在湖南家乡做调查时的耳闻目睹，把造成国家困境的原因直指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随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对形势作出更为严峻的判断，认为“目前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类似于非常时期。”不要“怕说漆黑一团”，“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154）同时还说到：“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怀疑几年。.”（《刘少奇年谱》（下）页551、530）因而大胆做出突破性的政策调整，力主采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挽救濒于崩溃的农村经济。
刘少奇与毛泽东大相径庭的判断和主张，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与不安。在毛看来，包产到户的政策调整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动摇，向资本主义的后退与复归，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党内的反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揭丑”的说法，对于发明并惯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比喻形势大好的毛无疑是一大冒犯与刺激；加之毛、刘声望与人气指数自庐山会议之后尤其在“七千人大会”上体现出的彼消此长因素，毛泽东长期积蓄的对刘少奇的不满终于爆发。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前来汇报工作的刘少奇劈头一阵喝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忧心如焚，直言相告：“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页90）
毛泽东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与危险性，在北戴河会议和紧接其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分田单干风进行了全力反击，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的政治路线，重新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毛泽东毕竟是党的最高领袖，刘少奇在治国理念与方法上虽有一套与毛不尽相同的自己的想法，但一经毛的敲打棒喝，只得顺应毛意，紧跟服从，“改邪归正”，回到毛的路线上来。
在毛敏感于国内局势与党内矛盾而重申“阶级斗争”的同时，中国周边环境的恶化与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引发了毛对国家未来战略考量的另一种忧思。这其中包括中印边境冲突、台海局势紧张等因素，而至关重要的是中苏关系的走向破裂。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去斯大林化，毛泽东虽有一种被斯大林长期压制后如释重负的解脱，但更多却是另一种深深的隐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使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力受到削弱，个人独裁受到谴责，毛担心受此影响权威受损，更担心身后像斯大林一样遭遇不测，因此一直保持一种高度的政治警觉。其后中苏发生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冲突，苏联提出与西方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中共指责苏联滑向修正主义，两国关系出现裂痕。至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并将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被视为完全改变了颜色。以苏为鉴，反观国内出现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改革要求与“三和一少”（王稼祥等人提出的对外政策的建议，被概括为“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的外交主张，毛泽东认为中国同样存在变修的潜在危险，从而提出“反修防修”的战略。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基于对“阶级斗争”激烈复杂的现实判断和“反修防修”国家未来的战略考量，酝酿形成了开展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设想。
1961年1月当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判断“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时，就提出了“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的解决之道。不论毛的这一判断依据何在，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却不是毛泽东因应之策的一时兴想，而是存乎于心的长期运思。早在1949年毛就提出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命题。毛依据列宁的观点，认为农民是自私落后的小生产者，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占据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需要通过不断地政治教育来提高思想觉悟。中共执政以来以各种形式和名目对农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一直在持续不断。不久前中央还发出通知要求在农村展开旨在调整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如今既然“坏人当权”、“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造成了这么大的乱子，那么，普遍地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除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也就顺理成章。
但社教真正作为一场全国性运动而广泛展开却是在1963年。这是因为国民经济经过数年艰难调整在这一年才走出衰退的阴影，显出复苏的势态，物资上具备了一定基础，此其一；其二，经过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亟需通过一场运动来释放，八届十中全会重申阶级斗争即是信号，也是前奏。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与政治形势日趋严重的压力，两种因素的汇合相交使毛泽东选择1963年将这一运动形诸实践。
此外，另有一重要事件不能不提到，其对运动的发生很难说没有必然的内在关系与影响。这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下令对刘少奇再次进行秘密调查，（陈铁健：“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805.html）试图证明刘少奇在1935年11月至1936年8月国共南京秘密谈判期间，“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建国伊始，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因对国家建设的实现方式与施政策略选择不同的认识与理解而出现思想分歧。刘少奇认为，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这一历史现实条件，使得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需要一个允许资本主义存在的过渡时期，不能过早地动摇和削弱私有制基础。这本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一种思想，但却被毛自己所否弃，反过来毛视刘之主张为右倾保守，加上执政之初工作上的一些摩擦，遂对刘产生了不信任感。毛泽东出于权力平衡的政治考量，一度意欲变更刘党内排名第二的接班人位置，曾于1953年年初密嘱高岗“亲自去沈阳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赵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页44）由于高岗事件的意外发生，毛的图谋遭遇挫折，未能如愿以偿。此次故伎重演，但性质更进一步，已是在编织罪证，罗列罪名了。此一事件非同小可，说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冲突发生了重大变化，毛对刘完全失去了政治信任。在毛看来，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的数年，思想右倾，政治动摇，存在严重的修正主义倾向，同时刘党内影响力的上升对其权力也形成一种挑战。
不难看出，当1961年毛泽东最初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主要出于一般社会治理与政治思想教育的考量，俟1963年运动正式形成展开，除去治理与教育的考量，更注入了一层党内斗争权力图谋的意涵，毛所谓“根子在上面”的说法，乃是这一意涵的形象概括与表达。因此，毛泽东开展这场“反修防修”为名义的运动，有着通过整肃基层，震动高层，达致重新修复并巩固国家政权基础和警告党内高层好自为之的双重目的。将关乎国家的宏大叙事与实现个人的权力图谋巧妙结合，是所有政治领袖的惯用手法。毛泽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可谓炉火纯青至化境。
1963年2月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改变会议议程，（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294、295）巧妙引入开展社教运动议题，{八届十中全会上重申阶级斗争时，毛号召“进行一次彻底的社会主义教育”，“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二曲折探索1956——1966页560）但并未得到普遍重视，在其外出视察所到11个省中，惟湖南与河北两省在汇报中谈到社教，其他9省均言不及义，令毛大为失望。此次会上毛泽东专门将湘、冀两省社教经验材料印发大会，并特意让两省有关负责人前排就坐。）获得了刘少奇的最先领会与响应，刘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注意。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刘少奇年谱》（下）页571）在其之后，毛泽东方始开宗明义，发出号令：“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金冲及《刘少奇传》页946）。于是，在毛、刘倡和之下，会议定下了在农村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
细考历史，上述情节颇耐人寻味。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时，刘少奇虑于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建议对阶级斗争这一提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免“妨碍工作”；（金冲及《刘少奇传》页918）时间不过百日，刘却主动地提起阶级斗争。毛左刘右，是天下周知的政治色谱。刘的这一转变，不免让人困惑。当然，人们可以将其解释为经济形势的好转使刘改变了看法，接受了毛的主张。但了解到毛、刘在此期间存在着重大思想分歧与矛盾斗争，从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角度考察，此中更大的可能性是，它折射了刘少奇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政治心理行为状态：既然毛强调阶级斗争，开展社教，其意不可违，不妨循其旨，顺势而为，从严治政，行左而立威。因为中国毕竟是左治的天下，宁左勿右是历次政治运动不易的法则，能够收拾更多的党心。可以说，整个四清运动期间，刘少奇诸多比毛泽东更左的表现，均能在这一心理行为模式中获得答案。此外，毛泽东会上用暗示方式引入社教议题，亦饶有意味，此诚为毛高明政治艺术的一种反映，又未尝不是其处于政治低潮的一种低调折射。
也正因此，毛、刘在关于开展这一运动时的讲话存在一种表述的差异：“毛强调的是‘教育’，刘讲的是‘阶级斗争’。”（刘源、何家栋：《“四清”谜团》）这实际意味着毛、刘对这一运动一开始就有着指向与理解不尽相同的区别。如果说，毛泽东对运动的指向是“防止修正主义”（所以是“教育”），那么，刘少奇所理解的运动则主要是针对“经济领域的腐败分子”（因而要“斗争”）。“腐败分子”固然也被视为“修正主义”，但与毛心目中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毕竟有政治意义的不同。这种不同一般外人很难看出，它对运动前期开展“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也没什么影响，但随着形势变化与运动发展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在党内政争因素影响下，这种不同逐渐显现、扩大，影响并左右了运动的进行。
1963年9月中苏两党开始公开论战，至64年7月，中共连发九篇评论文章，抨击苏共蜕变为“修正主义”。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来访的外国党的领导人频繁谈起1962年上半年国内的“右倾动摇”与反修防修问题。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向党内提出了“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一严重问题，号召“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各省委要顶住！”并在修改《九评》时加上了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162pdf）为此，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接班人的培养问题。
毛泽东如此频繁地向外国人谈论“修正主义”问题，并向党内高层发出严重警告，显然是感到修正主义在中国已不是某种潜在的可能，而是一种现实的危险。危险就来自身边。以历史的后视镜而观之，我们已知道，毛泽东提出修正主义问题，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绝非泛泛而谈，其与“根子在上面”为同一所指，所指就是被视为自己接班人的刘少奇。
当然，毛的意图隐藏很深，其言说又给人一定的想象空间，人们当时除了引为一种政治的警惕，似不可能有何明确的联想。那么刘少奇呢？刘少奇不同，作为接班人，他处于党内排名第二这一十分敏感的位置，与毛泽东既有历史积蓄的旧矛盾，更有当下发展的新冲突；何况权力中人最为敏感，作为被怀疑对象的权力中人，他可能完全无动于衷，而毫无感觉吗？
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刘少奇即外出视察四清运动。“刘少奇历来严厉。但这次外出，不仅严厉，还显得很急躁，脾气很大。”（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20）“当少奇同志到济南时，华东局曾派魏文伯同志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他到安徽。在刘少奇同志一行到达合肥后，魏文伯同志来电话向我和省委打招呼。……魏文伯同志在电话里说：‘渭清同志，你要小心，这次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到了南京刘少奇又向江苏省委书记的江渭清“发了脾气。”（《江渭清回忆录》页483、488）
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刘少奇此行之所以心情不佳，脾气很大，当与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不无关联，尤其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影射，有可能让刘少奇感觉到了什么。但这种感觉属于朦朦胧胧，只可一己意会而无以言与他人，这就使得其心情烦躁，在接下来的外出视察途中，一反常态，脾气大发。
也正是在此次会议之后，“刘少奇的思想进一步‘左’转”，（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20）一路上提出了诸多比毛泽东更左的指导四清运动的看法与主张，如认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也许不止三分之一”，“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占基层干部的多数，而不是少数；这场“革命运动比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四清”不仅要清经济，还要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强调要“追根子”，“四不清”的根子在上面，等等。（《江渭清回忆录》页484、485）
其实，刘少奇的这些提法多源自于毛泽东的说法，“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根子在上面”以及刘后来主张的“打歼灭战”均为毛泽东最先所提出。这本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的一种表现，一把手主导问题的的话语权，就某一问题表态定调之后，其他同僚就此顺着一把手的话语，按照其调门，进行言说。而刘少奇所以比毛泽东更进一步，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原因就是他从毛话语中的不同寻常感到了自己可能受到怀疑，他感到不安，他须要用一种行为来证明自己，消弭误会，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非得更积极更主动地表现而不能，而更积极更主动意味着更左，这就是历史的逻辑，也是刘少奇左转的原因。
刘少奇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行状，得到毛的鼓励，毛说：“不要怕‘左’，半年总结一次。”（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22）于是8月1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在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就四清运动发出动员令，要求领导干部参加四清，蹲点基层，“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李新回忆录续篇》页120）刘此番讲话影响很大，震动了京城，中央和国务院党政机关闻风而动，司局级干部就下去了一千多人。然而，刘在会上以王光美“桃园经验”为典型介绍，以及关于调查基层情况“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逄先知：《毛泽东传》（下）页1350）的说法，却招来了非议，触犯了禁忌。
据参加会议的李新回忆：“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李新回忆录续篇》页121）军队干部的反应，微妙地反映了中央内部政治势力的一种形态。就中共政治历史渊源而言，刘为白区党代表，一直掌控党的组织系统，在军队没有根底，因而军队并不买其账。七千人大会上毛刘威望此伏彼起时，彭真对毛严辞批评，林彪是在一批军队干部的要求下出来为毛说的话；文革刘被打倒，毛主要借重的也是军队力量，这一切均有其历史与现实的缘由。王力则披露：“刘少奇作报告后，江青到毛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做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公开作报告了。”（《王力反思录》页371）
刘少奇用左倾的方式推动四清运动，证明自己坚定的革命性，以重新获得毛的信任，同时也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性，藉此运动契机和个人威望上升趋势，赢取更多的党心，树立更大的权威，（参见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25.html？page）在党内激烈的矛盾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可是，这不仅没有消除毛的疑心，反而招致毛的更多不满与忌恨，毛、刘关系由此变得更为紧张，矛盾更为复杂和激烈。
8月5日，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四清运动，指导全国社教。同日，刘携带田家英赴广州修改《后十条》。田动身前向毛请示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毛提出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当田家英在飞机上向刘汇报毛的意见时，刘“紧皱眉头，没有说话。”（逄先知：《毛泽东传》页1352）在刘看来，既然自己挂帅，当应自作主张。所以，在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刘坚持己见，“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逄先知：《毛泽东传》页1354）8月16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一个县可集中工作队员上万人，声势浩大。”这样，“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火候。”
毛泽东接信后即作批复：“少奇同志：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18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议，照此办理，迅速实行。”毛本不赞同这一做法，却作出积极肯定批复，令人感到蹊跷。两天后，毛与华北局李雪峰等谈话，得悉李不赞成刘少奇信中做法，“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逄先知：《毛泽东传》页1355）
显然，毛泽东试图借助地方大员之手来抵制刘少奇的激进做法。但在大区书记会上，“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逄先知：《毛泽东传》页1356）陶、王、李、柯本是毛泽东最为厚爱也最为倚重的四位地方大员，却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刘的一边，说明左治天下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同时折射出刘强盛的政治影响力。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也很不愿意看到的。
在此之后，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先后批发了河北“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经验”。前者为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所抓，后者为毛泽东秘书陈伯达蹲点，推出二者，即便没有暗自较劲的意味，也一定包涵着政治平衡的因素。加上此前批发的甘肃“白银经验”，这三家经验，一个为生产大队，一个是农村乡镇，一个系城市企业，点面齐全，城乡皆备，作为中央肯定的社教四清典型，推向全国，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刘少奇被打倒、陈伯达下台与文革结束后，三家经验中被视为变质分子而遭到整肃开除党籍的干部先后全都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宣告了社教运动实践的不堪与理论的破产。此中一个深刻的原因是：农村基层干部多为当地能人或强人，而过上富裕日子，是人的基本愿望与追求，这些能人或强人能够利用包括手中权力在内的各种资源优势经营家庭，使自家的生活过得比一般人家更为富裕；在三年饥荒时期，包括基层社队在内的各级地方干部多吃多占多贪的现象更为普遍与严重，这是权力给予的方便与结果。此与权力和人性有关，与阶级斗争无关。权力导致的官僚主义及其腐败，是任何时代与社会都存在的不变现象。然而，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执政党将权力产生的官僚主义与腐败现象视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独特现象，视为阶级斗争在新时代出现的新动向、新反映，把人性向往富裕生活的愿望与生活追求看成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与修正主义的变质表现，因而采用激烈的阶级斗争方式，将这些掌握一定权力又不无问题的现象中人视为变质的异己分子与修正主义者而大加整肃与处罚。由于整肃与处罚在权治而非法治下进行，往往迎合权力的需要而非法律的实事求是，一旦权力发生变更，被整肃与处罚对象就有了推翻定论而寻求公正的可能。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高度重视阶级的斗争却从不言及权力的约束，结果，便是让大大小小的单位掌权者得以在不知不觉的权力腐蚀中丧失革命的意志与立场，走向革命的反面，然后在一场集中整治的运动中又被当做运动对象而拉于马下。如此循环反复，形成掌权—腐败—阶级斗争这种封闭而无法走出的治理模式。或许，毛泽东就是想创造性地以这样一种模式来清理治下的官员腐败现象，来落实他的阶级斗争学说。）
不过，1964年在毛泽东，最严重的阶级斗争表现，并不是正在大规模进行清理的已经明了的基层四不清现象，而是不甚明了的正在发生在上层高级领导人向修正主义的演变及其带来的危险。在陶、王、李、柯一致支持刘少奇有关四清部署的大区书记会议结束不久，苏联政坛突然发生最高权力非正常变动，赫鲁晓夫被逼黯然下台。由于中苏两党的同质同构性，此一充满宫廷政变意味的事件明显影响到了毛泽东的情绪与判断。
在1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不无牢骚与怨愤地对着刘少奇说：“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97）
紧接着，在12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刘就四清问题发生公开冲突。“这次公开冲突成为毛、刘决裂的转折点。争论的焦点是社教的重点应当指向那里。”毛提出“首先抓敌我性质的矛盾，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不以为然，认为“现在是党内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种矛盾交叉。”坚持“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是敌我矛盾。”（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400）
一场全国性运动，已然进行了近两年，却最高决策层竟然在运动重点指向问题上出现分歧并引发冲突，岂不令人难以理解？其实，无论是运动初始的“清工分、清财务、清账目、清仓库”，还是中途的“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运动的重点不可谓不突出，指向不能说不明确，只是由于苏联政坛变化的影响刺激，以及一些地方对运动一些过左做法的抱怨反映，使得毛泽东对刘少奇越来越感到不满，对运动向着刘少奇部署的方式进行越来越感到不安，而毛原来心中一个模糊的想法此时也开始变得清晰，因而有意发难，挑起话题，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说法。
至此，可以看出，运动中的毛、刘角色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戏剧性变化。如果说毛泽东运动之初之主张“教育”，是大跃进失败退居二线，处于政治的低潮或守势，不无低调的意味，那么如今强调“敌我矛盾”而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以高调的姿态开始了政治的攻势。而刘少奇当初之高调提出“斗争”，乃是处于政治的高位期，现在毛泽东一反攻，则又低调而处在了守势。可不幸的是，刘本已是左，却毛视其为形“左”实“右”，以强调矛盾的“敌我性质”，来“整”刘的“右”，其结果，便是使运动更加左向发展。历史在此再清晰不过地向我们展示了196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内在逻辑。
刘少奇或许觉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说法太过严重，打击面太广，或许感觉到了毛的别有意图，没有象先前经常性那样屈从毛意，而是坚执己见。刘的不从，惹得毛更为恼怒。先是在其26日的生日宴上，毛对着李富春指桑骂槐：“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28日，又携带《党章》和《宪法》来到会场，指责邓小平和刘少奇：“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并说：“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99——403）30日，更于深夜召见陈伯达，口授新的社教运动指导文件，同时首次向陈流露出“整少奇同志”的意图。（《王力反思录》页173——174）中央修改后通过的《二十三条》中所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就是这一意图在文件中的隐晦表达。65年元月3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的当日，毛泽东召开有关四清的常委扩大会议，批评四清工作搞“人海战役”，是“烦琐哲学”，并当着被召列席会议的王光美的面，严厉指责刘少奇“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刘源、何家栋：《“四清”谜团》）如此行状，不啻为羞辱了。
毛泽东以龙颜震怒的方式，慑服刘少奇。刘被迫向毛做出检讨，承认错误，毛重新掌握了运动的主导权。时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在日记中用罕见的笔调写道：“现在要注意：刘话不灵了”。（《杨尚昆日记》1965年1月14日）党内风向之微妙变化，此见一斑。
刘话不灵了，毛泽东重新掌握了运动的主导权。但毛很快便对社教失去了兴趣。1965年初夏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陪同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向毛汇报四清工作，毛却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引自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409）运动之初毛泽东听取湖南省委社教汇报时兴致勃勃，而如今兴趣索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隐藏心中多年的目标经过两年的四清运动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一个更大的图谋亦在毛心中酝酿成熟，而要落实这一目标，要实现这一图谋，非需一场更大规模的全国运动而不能。这一运动就是毛泽东后来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一起，四清运动“也就不了了之”。（逄先知：《毛泽东传》页1384）
从“清工分、清财务、清账目、清仓库”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再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清运动愈来愈严重的发展，其实质就是党内最高层毛、刘政治斗争愈来愈激烈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倒刘图谋的酝酿形成过程。这一过程为文革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与预演，最终铺就了一条通向文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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