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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毛泽东为什么要力倡浮夸风? (转载)

(2016-01-02 08:01:48)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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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时,毛泽东为什么要力倡浮夸风?

  早在1958年8月以前,毛泽东不仅提出“高指标”,大力鼓吹“高指标”,还发明了别出心裁的“两本帐”制度去推行高指标,后者正是“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等等的一个重要制度根源。我们不妨看看,1958年8月以前,毛泽东都干了些什么。

  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接着连续审定发表两篇《人民日报》社论,发动舆论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进入1958年,为了发起大跃进高潮,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等多个场合公开批评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逼迫周恩来作检讨,甚至一度提出辞去总理职务。毛泽东于是夺去了周的经济工作指挥权。(杨明伟《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1958年1月28日,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四千万吨钢”、“五亿吨煤”、“四千万启罗瓦特发电容量”等高指标,声称“好大喜功,近〈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手订《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实行“两本帐”制度:“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 这样,从中央到省、地、县、乡,上级的期成帐变成下级的必成帐,计划层层加码便成了正常制度!在此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标不高,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也变得极为沉重而难以实现了,何况中央还不断提出高指标?由此而给基层干部带来的巨大压力,成为“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等歪风的一大原因。

  1958年2月3日,毛泽东批示发表人民日报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社论号召“全国大部分地区应争取在三年内使当地的面貌基本改观。”(对《人民日报》社论稿《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批语)

  1958年3月9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很兴奋,在十八天的会议中,一连讲了六次话。其中虽然有些话要求稳妥,但基调却是要掀起大跃进热潮。他再次批判“反冒进”是“打击群众积极性”,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多次提到十二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参见吴晓梅《毛泽东与大跃进》)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撰写《介绍一个合作社》,并指示吴冷西等公开发表。文中预言: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不同于从前说的“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他在批示□□称,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

  1958年5月5日~23日 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再次严厉批判“反冒进”和“观潮派”,并提议正式制定了党的关于“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期间,毛泽东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作了修改。在毛泽东亲自改写的段落中,有如下两段,将发明赶英超美等口号归功于自己,并且很不谦虚地号召全党全国学习他本人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口号,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所有这些号召,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我们应当向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联系群众的许多同志(其中包括中央、省、地、县、乡各级党的和群众的大批领袖人物)学习,学习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刻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榜样,……学习他们同亿万群众在一起、看到了正确方向、抓住了真理、就为真理而奋斗、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榜样。”
  (毛泽东《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会议期间,1958年5月15日,毛泽东还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印发与会者,号召“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文中,赶英超美的时间再次提前,变成了“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1958年6月22日,毛泽东在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上作批示,将赶英超美的时间再次提前。他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


  在1958年8月以前,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正是放在抓经济工作特别是抓大跃进上。不仅如此,到了1958年8、9月间,在全国各处视察,发表讲话纵容、赞扬、鼓励共产风和浮夸风的,第一个也是毛泽东,而不仅仅只是刘少奇。我们且来看几个例子。
  1958年8月4日、5日,毛主席视察河北省徐水、安国。在徐水,称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称赞农民上山大炼钢铁。当徐水县干部汇报说他们的粮食如何“高产”的时候说,你们这里粮食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
  在安国,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从安国回保定的汽车上,他问陪同视察的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是不是一乡一社,是不是搞万人公社?说在平原地区八千人搞一个公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商学兵都有。要搞全民武装,给民兵发枪。还说,县也要并大一点,并到几十万人的大县。头少了好领导。还称赞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园田化的口号。
  毛主席走后,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同志到达徐水,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几天之内,全县24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布转变为人民公社。8月22日,徐水县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规定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宣称:“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光。”(以上可见薄一波《人民公社的由来》)
  上述事实表明,毛泽东不仅知情浮夸风,而且正是最大的纵容、支持和鼓励者!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召集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他同时继续鼓吹高指标,浮夸产量,提出一千一百万吨钢、七千到八千亿斤粮等不切合实际的产量数字。(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在武汉视察时说,“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七一》杂志1958年第5期)

  1958年9月29日《安徽日报》报道,毛泽东参观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称赞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实行饭不要钱,说:“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说,这个公社的食堂目前还不供给蔬菜,由社员自带蔬菜,将来也是要供给蔬菜的。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以上两则,可见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注释)

  直到1958年11月,毛对“几年进入共产主义”一类提法,虽然有些隐隐不安,却仍然饱持着相当程度的赞赏态度。他《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
  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

  我想,这些事实已足以认定,大跃进时期“五风”泛滥,正是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学习他的榜样,提倡高指标,纵容、支持和鼓励“大炼钢铁”、“饭不要钱”等等瞎指挥和共产风,并得到了刘少奇等从上到下各级领导人全心支持、大力推行的结果。


  那么,毛泽东有没有曾经试图纠正当时所谓的“左”倾歪风呢?有的,这发生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的一段时期。只是他的纠左极不彻底,不过是蜻蜓点水,浮皮潦草,浅尝辄止的表面文章,而且在庐山会议后很快就逆转了。 

  例如,关于产量浮夸,毛泽东说1958年上报的九千亿斤粮食产量有浮夸,但认为只谎报了一千六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然而实情却是,1958年粮食产量不过四千亿斤!毛泽东作了纠正而且自认为“比较妥当”这个的七千四百亿斤产量,仍然浮夸得厉害,超过实际产量达85%之多!

  毛泽东对高产卫星田和产量浮夸的真实态度,在他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中,也表露得很清楚。他说:“你说卫星田统统是美国卫星,走到半路就下来了,也不能那样讲,也有些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没有什么五千斤,两万斤,三万斤,但是有千把斤。” (事实上,与当时的实际产量水平比,千把斤已经是成倍浮夸了!) 当时河南省以前上报粮食产量七百亿斤,后来纠正为四五百亿斤,毛泽东认为符合实际(其实真实产量仅二百五六十亿斤)。他对形势的估计十分乐观,认为粮食紧张的不过是少数区域。在大饥荒阴影袭来之际,他谈话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竟然是:如何保证牲畜粮和人一样多。(毛泽东《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

  虽然毛泽东在1958年底曾经告诫报纸新闻要冷静,要实事求是。然而他却特意在1959年1月22日《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通知》上加写一段话,再次以1956年反冒进为例子,不许宣传单位多讲工作缺点:“对工作的缺点,宣传过多,给群众热情以很大打击……是一种右倾情绪的表现。这个教训,千万不要忘记。”(《对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对于浮夸者谎报者,毛泽东也是宽容到了纵容的地步。他说,对谎报者,90%以上说服,只有1-2-3%,才分别处罚。“总之,处罚的极少,教育的极多,就能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就这么个浮皮潦草的所谓纠左,还被毛泽东用来作为对付批评的挡箭牌。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认为纠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了,那个左倾路线已经基本上纠正了,再纠就是打击群众积极性了,就离反党的右派分子只有50米了。

  比较一下当时毛泽东对所谓“右倾”分子毫不容情的态度,就知道他究竟在支持什么、打击什么了。无怪乎庐山会议之后,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倾”运动中,“五风”再度泛滥,直接导致了大规模饿死人命的千古惨剧。对此,当时从上到下的中共领导层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更必须负起首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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