匝瑜
血壮山河-抗战第一书
第一章 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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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认为抗战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为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为战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战略反攻阶段。
当然这都是事后的认识，在当时不可能有这么简单明了的判断，不过防御、相持、反攻还是各有其特点的，而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如此，只不过划分、区分阶段是个“艺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不这样认为什么“艺术”不“艺术”的，搞三个阶段麻烦了一些，还是两个阶段就解决问题算啦，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委员长宣布，“自从去年七月七日我们和敌人开战，直到现在，已经十七个月了，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为止，这是我们抗战第一时期。从前我们所说开战到南京失陷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时期，这种说法都不适当。”
“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刚才所讲的截至现在为止这以前的十七个月的抗战；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
委员长的意见不仅仅是两个阶段还是三个阶段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抗战怎么打、也就是战争的进程完全是“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发展的，换句话说就是抗日战争是咱们挑起的、发展是按照咱们规划的，啥时候胜利也都是算好的，那两颗原子弹就当是庆祝胜利的二踢脚。
委员长的“二阶段”划分十分粗暴、蛮横而且模糊，但是委员长自己是信心十足的——“战略上始终一贯的成功，可以说自开战以来我们始终是站在主动地位。”
8年的抗战还是14年的抗战，时间都不能算短，而且期间整个世界局势也发生了剧烈变化，1939年9月1日欧洲大战开打，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之后美国参战，这都对中日这场战争有着直接的影响。当然这是事后的话，不过即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来看，从防御到反攻还是要有一个中间过程的，况且日常生活经验就是如此。
三个阶段的概念应该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1938年5月底6月初，也就是徐州会战失败之际，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演说，指出中国抗战必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毛泽东在演说认为，“中国抗战还处于第一个阶段，但敌人士气已开始颓靡，进攻锐气已不如初期，财政经济已呈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这意味着中国抗战的第一阶段已接近“末尾”，抗战相持阶段就要到来。”很明显这个估计乐观了一些，但是大方向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
无论如何，从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握来看，毛、蒋二人完全不在一个水平层次上。
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武汉失守已成定局的情形下，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武汉失守虽不等于“旧阶段的完结，新阶段的开始”，不过中国抗战局势将要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日军“还有一点余威”，所以毛认为抗战相持阶段“快要到来了”。
1939年4月、5月，日军相继发动了南昌作战、襄东会战，这都是日军“还有一点余威”的战略进攻，无论如何很难说成相持阶段，而毛泽东认为在武汉失守后近一年的时间里，相持阶段并未到来，而是处在“一个由旧阶段向新阶段去的过渡时期。”这是相当准确的把握。至于这个“过渡时期”何时结束呢，毛认为日军在占领武汉之后，还会向西安进攻，西安失守之后就结束了过渡期进入了相持阶段。
事实上日军并未进攻西安，这不能怪毛泽东分析的不准确，因为日军自己都不知道该干啥了。事后诸葛一下，匝瑜按照毛泽东的分析思路来看，这个“过渡时期”结束应该在1939年5月随枣会战结束之后，抗日战争才真正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开始打败仗了。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
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系统阐释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有关中国抗战需经历三个阶段的论述，将中国的抗战历程分为“敌人的进攻”、“敌我的相持”、“我方的反攻”三个阶段，并且指出“第二阶段，亦即战略相持阶段”，“这是在武汉失守之后开始的”，这也是中共文件首次出现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始于武汉失守的说法。
这个时候抗战即将胜利，毛泽东的兴趣已经转向去搞“联合政府”，也就是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至于过去的事情怎么划分，实在是懒得去管，于是“提议，赞成就基本内容通过”，如此朱德的这份报告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总结。至此，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始于武汉失守这一说法已成为中共内部的共识，并且为以后的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而1938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更为精确的分析，竟然被忽略了。
对当下局势的正确分析以及展望，是制定正确策略的基础，是引导局势发展的出发基础。在“二阶段”“三阶段”的论断来看，在战略高度上，毛、蒋二人高下立判。
写到这里，回想8年的艰苦抗战，心里瓦凉瓦凉的——怎么碰到了这么个货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