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房东的亲戚（再续篇）
陆老先生的另外两个儿子在国内展开全面抗战的初期去了美国。当时的国民政府联合了共产党，领导了中国人民，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法西斯国家的有力支持下，对日本法西斯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他们在美国深造的学业也取得阶段性的成功，在抗日战争胜利的鼓舞下，原打算学成后回国报效祖国。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并没有实现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共和，却爆发了两党之间的内战，致使他们不敢贸然回来。
因为抗日战争初期，主要是由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战争，并得到了以美国为首西方反法西斯国家的支持。后来，为了扩大抗日统一阵线，共产党才一度曾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正当国人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期盼在我国建立个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共和的国家，却爆发了内战。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一直是国民政府的盟友，显然，在我国内战爆发以后，美国也一直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可想而知，上海解放的前夕，共产党当局是如何看待陆老先生的两个在美国的儿子？并且他们都是在美国搞高科技的。
经历了数年内战以后，国民政府正在节节败退，共产党军队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上海的解放也已经指日可待。上海的工商业各界都显得比较混乱，上海的一些银行家、资本家和业内的敏感人士，都纷纷开始变卖资产，有的逃往台湾和香港，有的甚至逃往国外。从而引起了上海工商界的一些同仁的不安和焦虑。
陆老先生的不安和焦虑不仅于此，主要他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且都在美国国家实验室工作。至于具体什么工作，他确实不知道，只知道是搞高科技工作的。而中国当局总是把高科技与军事联系在一起的。况且，当局已经把美国视为敌对国家。陆老先生感到的堪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上海解放前夕，他们思念父母心切，曾试图回来一次，亲自看看上海的情形，然后再决定自己的未来。可就在这么盘算之时，上海解放了。中国与美国成为了两个敌对的国家，几乎封锁了一切的来往，两个儿子回国的梦想随之破灭了。
上海解放初期，上海的一切犹如一辆破旧的列车还继续向前行驶着，上海市的工商界依然展开着各种活动，人们的生活也还显得比较平和、正常。可是，就在这平和的表象下面，当局制定的各种运动、政策一个个的接踵而来。使上海的资本家、小业主、工商业者的日子日益紧迫。在紧迫中，迎来了1951年发动了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间谍斗争的肃反运动。几乎涉及到以上的每个人。
在五反和肃反期间，由于陆老先生经营着两家商店，也因着两个儿子在美国的缘故，不言而语他将被列为这些运动中的重点对象，对他家进行了大清查。尽管没有找到任何里通国内外的通敌证据，但犯有严重的偷税漏税罪的证据一定会找到，并且可以有一大把的证据，并送来了一张巨额罚款单。陆老先生认为自己是一个清清白白的生意人，国民政府时期从来就是个人人皆知的守法户，哪来的这些罪名？试图据理力争要与当局打官司。后来他儿子陆坤的连襟唐先生闻讯前来相劝：“伯父要看清形势，我们都属于被整肃的对象，与民国政府不一样，看开一点，钱是身外之物，但可以花钱消灾。”陆坤也流着泪劝着父亲。陆老先生就忍着冤屈和心里阵阵的痛，变卖了龙门邨的两座单元房及南京路的两个商店的资产，交完了税款。其余的钱在霞飞路（现在的淮海路）的一个商店楼上买了个统楼，让儿子家住在前楼，老夫妻俩住在后楼。
但是，陆老先生经受了‘五反’和‘肃反’运动的沉重打击，又年迈力衰，突然一蹶不振，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当时中国当局把美国视为敌对国家，致使他与美国的两个儿子断绝了联系；在陆老先生临终之前也没有能与在美国的两个儿子见上一面。真是人生的一个悲剧，全家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看来，全家在上海长期坐吃山空怎么得了？陆坤不得不去·重新寻找工作，还好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进了一家银行工作。不过，当时的银行都实行国有化，幸亏当时银行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他才侥幸进入银行工作。全家的生活算是有了着落。
表面上，‘肃反’运动已经过去，但实际上一直在像魔咒一样的念着。1956年，因着陆坤的两个亲弟弟在美国的什么国家实验室工作，总是与敌对国美国的军事技术联系在一起，陆坤理所当然的成了通敌的嫌疑，尽管自己还不知道。而我国的银行是属于国家的金融业，一直被视为有相当级别的保密行业。岂容有嫌疑的人在里面工作？于是又将陆坤从银行行业中清理出来。当时他已经是年近半百，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尽管他为了工作，在上海又奔波了好一阵子。工作没有找到，人却变了个样，开始渐渐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脾气暴躁不安、整天脸无表情，似乎对一切的事物都十分的冷漠。即使对他的即将小学毕业的儿子开元也显得很冷漠。仿佛他又回到了他前妻离世时的情景。
老夫人见了几乎有些绝望了。她已经是个年近八十的老人了，不再像十年、二十年前那样有主见和魄力，而变得非常的焦虑和忧伤，无奈时常常发呆或哭泣，慢慢的茶不思，饭不想，终于病卧了。在小凤的细心地服侍了她一个多月后，她就撒手走了。人生的悲剧再次上演，在美国的两个儿子最终也未能与自己的母亲见上最后一面。陆坤跪在他母亲的灵堂前，痛苦欲绝的哭着，哭着，突然昏厥了过去。小凤和儿子开元拼命地喊着：“阿坤！阿坤！“，”爸爸！爸爸！“。小凤不停地按着阿坤的命中，他才慢慢的睁开眼睛，醒了过来。小凤马上把他扶到床上，给他喝水休息。
从此，阿坤完全变成了我当初看到的那位陆老先生。由于阿坤没有了工作，又经历了历次运动的整肃后认为，在普通人的眼里，住在霞飞路（淮海路）上的人家不是资本家就是有海外关系的有钱人家，非常引人注目。陆坤已经意识到，自己已经不配，也不适合住在霞飞路，但那一套统楼足够可以维持他后半辈子一家的生计。于是，他想起了一个在老城区的亲戚，就是他连襟—唐先生一家。
以前，他们曾是同行，后来他们成为了连襟关系，交往甚密。只是解放后各自都被历次运动所整肃，后来他不争气的儿子又出了事，送去“少教所”教养，才相互少了来往。但他相信，他凭着这层亲戚关系，只要去那里通融了一下，让我们三人有个栖身之地，想必问题不大。
唐先生确实在老城区大南门拥有一栋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他们现在一家才三个人住在那里。孩子的姨妈走的早，只剩下他和儿子夫妇。尽管他在南京路的商店已歇业，经济状况已大不如从前，但靠着原来的一些家底，仍然一间房都没有租出去，唯恐外人入住是非多。如今，有同命相连的连襟有求于他，想必他会伸出援助之手来的。果然，陆先生去了以后，唐先生二话不说，马上腾出楼下的前厢房来给他家住。至于付不付租金，无人知道。不过，按陆先生的认真行事风格，一定会付的，而且还不会低于市场价的。但没有想到，他们搬进后不到三年的时间，他们送走了唐先生。他们依然住在唐先生的石库门房子里，只是觉得更加孤独、无望。
后来，上海的人口不断增加，但住房建设一直停滞不前，造成了上海住房极度的困难，寸土寸金的上海当局，也没有想投入资金改善住房条件，只能在打资本家、工商业者等有钱人住房的主意，下达了不成文的通知，要求他们将多余房屋租赁出去。但房屋的所有权暂时不变，租金所得归房东所有。当时的这些“房东”，都被历次的运动搞的服服帖帖的，完全遵照执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上海的住房困难问题解决了一些问题。
我第一次走进这栋石库门房子的时候，已经有五户人家住了进去。包括底楼前厢房里的陆老先生一家。只有楼上仅有的一间前楼还一直空关着，这是在青海农场接受改造的房东为自己留着的。在我在上海读大学不久，一天周末从学校回家发现，住在我们底楼前厢房的陆老先生一家已经搬走了。至于何故搬走？搬至何处？我问过我的父母，他们都不知道。我想，对他们而言，唐老先生已经走了，他唯一的儿子去了青海农场，能与他交流的人没有了。而这栋房子里的‘外人’越来越多了，是非也可能会多起来。感觉到了有更多的余悸和不安。（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