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二
我稍有记忆的时候，听说日在本人走了（但不知道是日本投降的缘故），幼小的心灵似乎感到很高兴。并且，父亲也从上海回来，在我家附近的共和镇开了一家酱油店，生意倒还可以，但没有多久，又开始内战不断。我们做孩子不知道怎么又要逃难了？常听大人们说，穿黄军衣是中央军，穿灰色军衣是新四军。老百姓只要到了晚上，从远处传来敲锣声，就知道穿黄军衣的中央军又来抓壮丁了，于是就又开始了逃难。当时父亲为了免被抓壮丁，总是不与我们一起逃难的，我们还是由母亲带着往北逃难，当逃过一条叫竖河的大河就安全了，因为那里是新四军控制的地方。有时中央军往北来时会遇到新四军或民兵的袭击，就会展开一次激烈战斗，我们就躲藏在家里的灶头后面，战斗一结束，许多人还只是躲在家里，只能在家门口向外张望，常看到有死伤的人被抬着从村里经过。待大人认为安全了才放我们出去玩，我们常常在庄稼地里拣到子弹壳。
后来发现父亲经常三更半夜才回家，母亲有些不高兴，父亲解释说，他原来的几个朋友和熟人借用一下他的店，难于推却。随后又慢慢的有人称呼我父亲为“李主任”，才知道他被当时地下党建立的什么民主政权（我已经记不得具体名称）任命为乡调解主任，但我父亲还不是共产党员，而仅仅是共产党的发展对象。因为我父亲为人正直，大公无私，在我的家乡很有威信，人缘很好。所以在他担任“主任”期间，公正、公平地解决了许多乡邻之间的矛盾，获得很好的口碑。但有一天，他突然很早回家，神色慌张地对母亲说：“镇上的店已经处理，今晚我得去上海。”母亲不及问原因，顺从地为他准备盘缠和衣服用品。从此父亲又一次地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我们。
后来才知道，父亲在与他们（地下党）接触过程中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他们所说的，经常开会至深更半夜，肚子饿了就擅自把地主或富农家的羊或鸡杀来吃，在我父亲看来，即使是那些地主，富农也都是勤劳致富的，绝不是剥削、掠夺来的，于是对他们所作所为表示极大的不满，并与当时的那个“领导”争吵了起来，相持不下就离开现场回家了。其实他们中间也有支持我父亲的，只是他怕伤了和气影响团结，但他们千万没有想到竟有人因此而准备向我父亲下毒手，说我父亲思想顽固不化，已经站到地主富农立场上了。当时根本没有法律，有点权势的人要做掉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事，于是他们中的一位赵先生暗底里通知我父亲，要我父亲赶快离开此地去上海。我父亲从他那非常严肃的神情和坚决的语气，又回想起与他们一起的时的一切，相信他们什么样的事都会干得出来的，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在当天就离开了家。给我父亲通风报信的那位赵先生一直记在我们一家人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