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反思（二）

                             （四）中国民主、民权的目标百年未果

       这个主题，我在纪念五四一百年的文章里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五）中共在六四过程中判断失误，反应迟钝，毫无作为，一再错失机会

      三十年了，逝者如斯夫！痛定思痛，六四血腥镇压到底应不应该？需要不需要？究竟是对还是错？出动军队镇压是否唯一的选择？

      一个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稳定，出动军队，武力镇压，是中外历代统治者都会做的，似乎也无可非议。它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解决危机的政府，无论是反动也罢，进步也好，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罢，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下达开枪令之人也是身在其位，不得不谋其事，如果不是当时形势紧急，万不得以，谁又肯出此下策，不得已而为之的呢？ 然而，人民和历史永远都不会给刽子手任何借口屠杀人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不仅不应该，而且永远不需要以这种非常手段，以牺牲人民的生命和利益为代价来化解统治者的政治危机。

       而当时中国面临的政治危机是中共一系列错误造成的，武力镇压并不是当时唯一的选择，问题在于中共自身体制中没有任何机制可以缓解，疏导，化解面临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危机。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已近十年，面临经济改革瓶颈的艰难时刻，政体改革因左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抵制始终无法开展，无法与经济改革配套进行；八七年学运的黑锅扣在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头上，逼其下台，大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左倾思潮一时回潮，引起青年学生和知识界的普遍不满；当时经济改革面临重重难题，物价改革举步维艰，转型市场经济造成物价飞涨，人民币贬值，直接影响民生，企业自负盈亏和国企的转型优化组合造成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工资倒挂，人民不满，怨声载道；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理论，一切向钱看，造成中国社会传统的伦理价值道德观的混乱和崩塌，人人面临信仰危机，不知所终，整个社会浮躁不安，人心思变；

       当时社会两级分化已露端倪，，凭借邓小平的“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国策，红二代和高干子弟一马当先，当仁不让，官倒盛行，利用家族的权力关系网，他们毫不费力地赚够第一桶金，官员贪污腐败日盛，民怨极大；整个社会处于极大不安定的焦虑之中，这也是六四事件之所以发生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背景。当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大学生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首先发声，与北京市民一拍即合，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声势浩大的全民民主运动。

      而中共自身体制中先天缺少任何政治机制以缓解、化解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中共本来有多次机会息事宁人，加以疏导，本可以化解危机，却眼睁睁一次次地失误，束手无策，毫无作为，坐失良机，一步步将学运引向他们事先设置的动乱直至反革命叛乱的发展轨道。

       第一次机会， 4.19新华门血案，大学生上万人在新华门前连夜静坐示威，邓小平毕竟84岁高龄，难以耳聪目明，精气神不济，只好委托乔石去看新华门处理。而一直掌管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号称是中国头号克格勃的乔石，除了高压暴力手段之外，也实在没有其他什么见识了。他不去安抚学生，反而故技重演，出动武警，以电棍、铜头皮带相加，采取暴力镇压，从学运一开始就把政府放到了学生市民的对立面去了，乔石应该算是六四学运的第一罪人。

      第二次机会， 4.22胡耀邦追悼会，没吃、没喝、没睡的几万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一天一夜，学生代表跪拜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一个多小时，递交请愿书；然而政府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无人问津，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爱国热情却遭到如此的冷遇，惹怒学生，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在学运的压力下，中国有可能逐渐走向民主的道路，政体改革就有可能进行，可惜政府再一次错失机会，激化矛盾，各大报纸受命封锁消息，只字不提追悼会场外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示威一夜的几万大学生，和那长安街上成千上万的夹道相送灵车的人群，充聋作哑，麻木不仁，只当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表现出毫无应变能力，激化学生和政府的关系。

      第三次机会，六四学运的第二个罪人就是陈希同、李锡铭的北京市委，趁4.23赵紫阳出访北朝鲜，4.24北京市委向中央谎报军情，邀战请功，逼中央表态。4.26《人民日报》社论将学运定性为意旨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反革命动乱，彻底激怒市民和学生，引发4.27全城大游行。民心民意彰显，而政府依旧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继续耍尽花招，收买学贼，搞假对话，欺骗学生和民众，再一次错失良机，4.26社论彻底将政府放在学生和民众的对立面，走上和人民为敌的不归路，致使局面完全失控。

       第四次机会，五四大游行后，大学生复课，学运渐渐平息下来，民众也平静下来；赵紫阳发表亚行讲话， 肯定绝大多数学生不是反对共产党和政府，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呼吁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个讲话在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时学运处于十字路口，学生内部也发生分裂，或复课，学运无疾而终；或采取激烈的绝食方式，迫使政府迅速与学生进行实质性的真诚平等的对话，并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当时，政府如果明智，因势利导，手段得当，本可以平息学运；然而，政府和北京市委继续采取卑劣手段，安插学贼在高自联，故意拖延并且毫无诚意对话，采取麻木冷淡态度，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造谣中伤学运及一系列歪曲的报道。如果说六四整个事件中学生和政府双方都犯了错误，学生是不够理智，义气用事；政府则不够明智，与学生争一时之高下，没有在关键时刻，把握住机会，致使一再错失良机，使局势走向失控。

       第五次机会，上千名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体绝食，政府置若罔闻，置学生死伤于不顾，从中央到地方，哪怕是一句问候都没有。七天里几千人次的绝食学生昏倒在广场上，一辆辆救护车载着晕倒的学生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呼啸而过，牵动着一千一百万北京市民的心，全北京城的人几乎都坐不住了，恐学生有性命之虞。绝食七天已超过人的生理极限，政府竟然视之不理，毫无怜悯恻忍之心。党不心疼，政府不管，老百姓心疼，人民不答应了! 人民呐喊了！救救孩子 ！救救大学生们！于是北京各界人士再也不能保持沉默，国家机关干部、公职人员、教师、学生，商人、知识分子，工矿企业的工人，近郊农民，小商小贩，出租车司机，甚至中小学生、幼儿园小朋友每天几百万人，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呼吁政府立即与学生对话，救救学生。京城局势如烈火遇上干柴，岌岌可危。

       这时，如果政府出于民众的压力，承认错误，答应学生的要求，缓和社会矛盾，真心开始和各界的对话合作，这对中共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开始着手进行止滞不前的政体改革，和经济改革同步而行。然而，统治者的本性注定中共不会妥协退让，动摇他们的一党专政。答应学生对话，反腐反贪，那犹如在自己脖子上架上一把刀。这个先例一开，人人都会对共产党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后果将一发不可收拾。思前想后，只剩下最后一招，召军队进京，铁腕镇压，以免后患，一劳永逸地化解目前危局。他们的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负隅顽抗，打出他们手中的王牌，军队，李鹏头一天还在假惺惺地和学生对话，放言还不能定性学运是否爱国，还要等等看；第二天就气势汹汹地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宣布戒严令，派军队开进北京，中共由此走上了和人民完全对立的反动立场，和人民彻底决裂，分道扬镳。

      第六次机会，从军事角度看，六四出兵也算是占尽天时、地利和人和。正值五月天，天不寒，地不冻，军队可以轻装进军，可谓天时；再说地利，京畿重地，布防着解放军几个军保卫北京。最近的河北三十八军，山西二十七军，距北京咫尺之遥，几个军列，不过几个小时就能赶到护驾；最关键的是人和。谢天谢地！ 中共元老们大多都还健在，军队如同他们的家丁，那是指哪打哪，绝无闪失。庆幸老邓那年坚决不放军委主席的大权，才得有今天危急时刻军权大握，党指挥枪。邓小平可谓是当代的司马懿，老谋深算，他算天算地，权衡利弊，如同当年又筹谋一场战役，可谓是机关算尽，最后一锤定音，召军队进京，平定京城危局。

      可他千算万算，算天算地，却唯独忘了算一样，那就是人，不是他的那些威名显赫的元老们，而是芸芸众生的黎民百姓，京城里的那一千一百万胸无大志，貌不惊人的小市民。他做梦也没有料到全京城的男女老少倾城而出，同仇敌忾，无人指挥，无人号召，完全是自觉自愿，而且是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时间，在京城通往天安门的所有路口上，赤手空拳，将他的几十万的大军拦截。

       学生义字当先，奋起抗议，为民请愿，绝食七天；政府不但不理，反派军队刀枪相见，既不仁也不义，既无德也无理。拿现代化装备的军队来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这叫什么本事啊？那也实在是欺人太甚，叫人实在是看不下去。当年共产党与国民党斗得是你死我活，争夺北平城，百万大军兵临城下，傅作义将军申明大义，为的北京是个文化古城，不忍毁于炮火，最后双方不也是化干戈为玉帛，和平解放北平了吗？如今可倒好，只为学生游游行，示示威，绝绝食，骂骂街，可哪就至于搬来几十万的大军，再次来个兵临城下，血洗京城也在所不惜，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天下还有没有公理和正义在呀 ?

      北京人心里个个都跟明镜儿似的，所以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横下一条心，死活就是不让军队进城。人们手无寸铁，只好就地取材，街上凡能移动的，垃圾桶、栅栏、路牌都被推来当路障，年轻的小伙子推来了大公共汽车阻截军车，手无缚鸡之力的小脚老太太索性往地上一躺，用肉身当路障，毫无惧色。北京市民在这次民主运动中表现得如此的机敏和政治上的成熟，也是空前绝后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说的也不过如此了。硬是将这几十万大军全部挡住，无一漏网，使共产党的戒严令变成了一张废纸。 这实在是北京城，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北京市民完全有资格获诺贝尔和平奖。

      北京全城男女老少万众一心拦截军队和军车，硬将几十万大军挡在城外，这其中的民心民意是表现的再明白不过，人民的意愿彰显无疑。如果政府明智，应当立即猛醒，如果他们心中真的有人民，真的心存国家利益、民族的大义，他们或许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答应人民的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借力打力，力推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经济改革齐头并进，中国今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态也许就会是另一番的完全不同景象。可惜，统治者的本性使中共不可能轻易言败，将手中的政权拱手相让。

      第七次机会，然而，历史再次和中国人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使中华民族再次与天赐的机遇擦肩而过。为了一党之私，为了他们几家子的统治，他们决意铤而走险，拿出手中的王牌军队，不惜杀戮天下苍生。当然，他们是职业军人，他们再没有时间和耐心陪学生们和老百姓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了。他们运用孙子兵法和毛泽东的军事战术，化整为零，乔装打扮，暗渡陈仓，声东击西，通过暗道机关，将军队偷偷运进人民大会堂、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部大院和午门。只等老邓一声令下，里应外合，攻占广场；同时，七大军区十几个军团奉命从四面八方向北京挺进，勤王救驾；他们像打一场真正的战役一样，运筹帷幄，动如矫兔，狠辣绝决，置敌人于死地，即使他们的敌人只是大学生和老百姓，手无寸铁，实际上都称不上是战场上真正意义上的敌人。他们手里举起的屠刀终于落下了！这是一场对人民的战役，是一场强大的国家机器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对平民的公开大屠杀。从他们举起屠刀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他们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世代为人民所唾弃。

      以后三十年里，中共有无数次的机会，修正错误，与人民冰释前嫌。然而，他们根本无心于此，相反，欲盖弥彰，极力掩饰，惟愿天下人彻底忘记，从此无人再提起。然而，无论政府如何刻意隐藏，掩盖六四真相，如何全民封口，六四都已成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心中最痛的那颗刺，插在心头肉尖上三十年都没有拔出来，是萦绕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是一个让中共统治者忌讳莫深的政治雷区，如同千里长堤却暗藏蚁穴，随时都有天崩地裂，千里决堤的危险，使中共统治如坐针毡，惴惴不安，将中共营造的七十年基业置于火山口上，风口浪尖上，随时有可能瞬间坍塌，毁于一旦。